法律，理想的底线

人的欲望，对更好的物质生活、社会现实地位的追求，是一个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是生物本性决定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好的一点是，它承认合理合法的欲望。

但事情容易走向反面，从承认欲望，变成欲望至上。于是就可能把社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而对这种彻底转变的防止，则是法治的意义。

法律是对底线的一种明文表达，但法律实施有很大的成本，很难做到没有漏网之鱼，甚至很可能多数违法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惩戒。惩戒不充分、不及时，那么法律的初衷—预防犯罪，便无法实现。法律不限制欲望，但同时法律也无法防止人们变成欲望的工具—也就是欲望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欲望的状态。欲望支配人，即表明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人的本质特征丧失了。

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这是个伦理问题，而伦理的起点，从中西方的角度看，都是心理原理。人之为人的心理底层架构，便是同情。只有人类，才对于同类甚至异类（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乃至对于动物）会自然抱有同情之心。这也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道德原则正是从“心理—伦理”的推论当中诞生，它的基础很可能是假设性的，性善论，性恶论，还有西方政治现代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都基于某种假设。这些假设，恰恰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只有人类才会为了善的目的而去做出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获得道德原则。

只有人类才会为了善的目的而去做出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获得道德原则。

法律的要求不见得低于道德，但这两者的运行机制不一样，法律靠强制，道德靠自觉。 一般思考可能会认为，正因为法律有强制力支持，所以它是远比道德有效的社会规范，但这种认知事实上是错误的，在社会运转过程中，道德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法律。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法律很可能无法实现充分惩戒之外，还在于法律是外在于人的，而道德是内化于心的。它不藉外力而运转着，只是并不显性。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看上去都像是道德哲学，中国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更加倾向于让人依从内心行事。这个内心的自发过程，只要能响应道德原则，那么它就是最有效的律例，它就协调了欲望与底线的关系，“从心所欲不逾矩”。

政治，众人之事，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放大，规范了个人，也就规范了政治这种人的集合行为。中立来看，政治的目的是治理，而治理的目的是社会发展。既然政治有方向性，那么提出治理的蓝图、社会的理想愿景，就是政治的任务，所以政治必须有理想。没有理想的政治是没有出息的，即便不会沦为纯粹的私利争夺，它也会被淘汰，被取代，历史事实则一般是既沦为纯粹的私利争夺，又被淘汰，被取代。

但有时候，完全脱离实际的理想也很可怕。历史上许多的政治“乌托邦”，在实现过程中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灾难，就是因为完全脱离了社会实际，甚至被少数人所挟持，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法律对少数人失效，这些人就很可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实现目的的过程变得冷酷无情，而其中的“目的”，往往又夹带着个人私利，“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的慨叹，便是此意。

所以当政治“科学化”，从中世纪来到近代、当代，对于政治道德的研究和阐扬，一样十分重要。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政治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视野，比如孔子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他的哲学思想和个人选择当中，特别强调行为的底线。

有底线，理想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