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朝到孔子,天命观的三次进化

作者: 李少威

从商朝到孔子,天命观的三次进化0
西周初政治家周公

商朝的历史很模糊,典章制度连孔子都没把握,因为文献不足,“宋不足征”。

尽人皆知的是,商朝末代天子纣王,是个暴虐君主。对纣王之失德,后人耳熟能详的是“酒池肉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往前一个朝代,夏朝的末代君主桀,故事版本也十分雷同:宠溺后宫,荒淫无度,酒池肉林。

这不可信。常理观之,饮酒吃肉,对天子而言必是常态,而且酒肉之事,间之犹可,多则生厌。它更像一种草根创作,源于大众的想象,并且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典型表现。正如一个故事所云:挑水的农夫一日忽发奇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担。”

商周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铜矿稀少,直到春秋,农耕仍然主要使用石器和木器。其必然结果是生产力低下,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匮乏,酒肉是日常难得之物。穷奢极欲的天子会如何行为?人民便以自身经验“通感”—酒池肉林。

然而这一“土味想象”,却也意义重大,其中寄寓的,是以天命确认政权,也以天命反思政权的早期政治思想。

正是藉由天命观的数次转折、不断成熟,到东周孔子时代,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就脱离了神权掌控—去宗教化,转变为比较彻底的世俗权力,战国之后形成了高效率的官僚体制。而这一过程,西方(欧洲)要到16世纪宗教改革才真正发生。中国文明所谓“早熟”,主要就是基于这一考量。

人造天命

“酒池肉林”是一种具象的表达,其内在所指,是失去民心。

民心依附,考量两个指标:德与能。德才兼备,始可众望所归,才配掌握政治权力。回到初民时代来考察这个问题,其实它是自然而然的。

早期人类之生存,首先要对抗自然的威胁。这需要技能。韩非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燧人氏钻木取火,解决“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的问题,亦是同理。

这是才能。

仅有技术性的才能还不够,领导者还要团结人,因为团结对早期人类族群的生存至关重要。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也。”

团结,聚合,需要领导者具有“卡里斯马式魅力”,能够在不必使用强制力的条件下让人甘心服从,产生魅力的那些因素,便是德。

德才兼备,是谓贤人,因此贤人治国,顺理成章。这也是中西文明爆发时代隔空具有的共识。儒家的致君尧舜,和柏拉图的哲人王,都基于这种认知。

古代希腊有选举传统,比如十分重要的军事长官,就是通过选举产生。

而中国在王朝建立以前,如果传说是可靠的,那么领导人是通过长期的德能考察来确定的。看谁能够天下归心,最后由上一任禅让,指定自己死后由其继承。尧舜禹的接替,都是如此。

中国政治的第一次重大分化,从大禹死后开始。他在死前把天下交给帮助自己治水有功的伯益,坚持了禅让传统。然而,因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从《史记》看,伯益没有恶行,只是跟诸侯不熟;夏启也没有表露出什么高明的才能和昭然的品德,只因他是“吾君帝禹之子”。血缘、裙带、社会关系,把启捧到了君主的位置上,一种宗法关系形成了。

启死后,禅让就根本没有再提起,而是直接“子帝太康立”,家族传承,变得理所当然。贤与不贤,不是当君主的必要条件了。而太康确实不贤,耽于田猎、音乐,不理国政,被后羿驱逐。

驱逐之后不是另选贤人,而是太康的弟弟中康顶了上去。政权成为家族的当然财产,成为宗法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此后再看各朝代帝王谱系,全都是一家人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权力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本来是德与能,取民心,现在呢?

这就必须借助“天”(上帝)这样一个概念。

商汤伐夏桀之前,对着一众诸侯激情演讲,其中就说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夏德若兹,今朕必往”,他要率领大家“致天之罚”。

商朝弄出了“天”(上帝)这样一个最高意志。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政权之所以落在这一个人、继而是一家人身上,这是超自然的最高意志决定的。

“天”这个概念在夏朝之前也出现过,大禹经过重重考验,天下归心之后,舜帝就“荐禹于天”,似乎还要得到上天承认,权由天授。但这更可能仅是一种仪式,而不是真把“天”当成一种神格意志。在夏朝,第一轮的君位家族传承,则完全不提“天”。

商朝弄出了“天”(上帝)这样一个最高意志。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政权之所以落在这一个人、继而是一家人身上,这是超自然的最高意志决定的。?

这个时候的上帝,是神。

自私贪婪的神

夏朝作为第一个王朝,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兴衰概念,也就不必去找什么理由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商朝不一样,因为有事实发生了,所以它既要解决凭什么推翻前朝取得政权这个问题,又要回应政权为什么可以家族内永固的疑问。

因此,“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上帝是至上之神,人间一切祸福,都由其主宰,并且亲自决定。甲骨文中记载着上帝的功能与作为:“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令馑”?“帝其降祸”“帝降食授佑”……

这跟希伯来人的耶和华很像。上帝这一称呼是完全出自中国的,是利玛窦对耶和华的中文翻译,其实就来自商朝文明。

上帝喜欢交易,人给他献祭,他给献祭的人施予庇佑。因此商朝的献祭仪式非常频繁,动辄杀死数以千百计的牲畜,乃至数以千百计的人。今天把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就是起源于此。

人神之间通过献祭来交易的情形,在古文明中十分常见,如玛雅人、阿兹特克人的血腥人祭。在《圣经》中,也有亚伯拉罕架起柴堆准备用亲儿子献祭的记载。而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曾表示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在商末,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献祭,可能也因为相似的观念。以色列民族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而商朝统治者更直接,《诗经·商颂》说“帝立子生商”,他们认为上帝就是自己的祖先。上帝对于商朝王室,是至上神和祖先神的合体。

因此,商朝尚鬼。鬼就是祖先的在天之灵。

除了商王,谁也不能祭祀上帝,因为上帝是他的祖先。每个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一家人保佑一家人。所以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的祖先你去祭拜他,相当于纳投名状,是一种谄媚的行为。

放眼天下,谁的祖先最显赫,谁有能力提供最频繁最丰盛、最高级的祭祀呢?当然就是当今天子。因此,王朝延续时间越长,在天的天子之灵越多,护佑政权的“鬼”就越多,献祭越勤快,政权就越巩固,统治必然“万世一系”。这就把宗法制度,原原本本照搬到天上去了。

如此明显利己的神秘主义解释,当事者自己信不信呢?后人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如孟子和司马迁都说,商汤的征服是从邻近的葛伯开始的,因为葛伯拒绝祭祀祖先,甚至把商汤送给他的牛羊等祭品也自己吃掉了。另一个传说是,商有七年之旱,商汤在桑林祈雨,把自己作为祭品,供奉于火堆。于是天降大雨,浇灭了火堆。即便是被视为暴虐巅峰的纣王,在周人攻陷首都之后,他也是架起柴堆,以类似献祭的方式把自己烧死。

虔诚祭祀祖先,就会得到庇佑,政权成为了死人与活人之间的交易,这也开启了一个悖谬。祭祀越多,越下血本,就越劳民伤财,甚至直接表现为暴虐,但理论上讲,政权却更稳固了。自然地,良好的治理就不再必要,道德的重要性在政治生活中日益下降,政治必然崩坏。

后来子贡评价纣王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王在这个政治死结当中处于最后的位置,理论上他就会最坏,后人也把什么坏事都算到他头上。

我们看历史和传说,就会发现纣王的一体两面。

虽然后世都坚信他坏透了,但又都认为他是一个健壮勇武的美男子。如荀子说他,“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这种形容也是民间认可的,如在《封神演义》中,武成王黄飞虎被逼造反,率兵围攻王宫,那一段描述中的纣王,实在是气场强大:“‘好匹夫,焉敢如此欺侮朕躬!’传旨:‘取披挂!’九吞八扎,点护驾御林军,上逍遥马,提斩将刀,出午门。”

人们还承认他十分聪明。《史记·殷本纪》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虽然通篇贬斥,也难免暗含褒声。

除了他自己是个能人之外,他的手下还有一帮忠臣将相,如比干、商容、微子、箕子、微子启……如果他很暴虐,很可能就与那个商朝自创的政治死结有关。

死结无法解开,人们就会开始怀疑作为源头那个上帝究竟靠不靠谱。

虔诚祭祀祖先,就会得到庇佑,政权成为了死人与活人之间的交易,这也开启了一个悖谬。祭祀越多,越下血本,就越劳民伤财,甚至直接表现为暴虐,但理论上讲,政权却更稳固了。

根据历史学者李硕在《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的描述,周文王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其实是在窃学商朝统治阶层秘不示人的核心知识—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这种秘密的学问,正是商朝王族了解“上帝”意志的途径。近代以来从殷墟出土的数以十万计的甲骨,就是占卜的工具,其上所刻的文字,则是描述占卜事项和结果。对甲骨裂纹意义的解读,需要的就是八卦。

文王从中获得了“上帝”意志变化的讯息,以及明确的方向指引。“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利涉大川”,可以向东跨过黄河,夺得天下。如《诗经》所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不臣之心显露,商朝才抓走了文王,囚禁在羑里。

文王一出,天命观的质变就要发生了。

“天命无常,惟眷有德”

文王得到的“启示”,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道理:上帝并不只护佑商朝。往深一点想,这个上帝其实是公共的,而非一家一姓的祖先。武王伐纣,取代商朝,对政治权力来源的全新表述,就从这里开始。

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周公的精心构思下,后世最为熟悉的天命观诞生。对此,《封神演义》中姜子牙说的那句话最具概括性:“天命无常,惟眷有德。”

史料里也有同样的意思,《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武王的话,但武王的背后就是创制者周公。对于商朝罗织的那种纵向从死人到活人、横向从商王到血脉贵族的内部互保、“天命有常”的强势意识形态,武王一语破之:“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卢梭说:“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这句话简直就像是对商朝政权合法性难题的专门总结。

周公就是这么想的,天(上帝)不是谁家的祖先,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因此“天命”是会转移的,不会让强者永远做主人。他把周朝取得政权解释为因“有德”而产生的权力,因此民有服从义务。而有德谁来说了算呢?是民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这就摆平了以周代商的合法性问题,同时又建立了一个逻辑闭环:天眷有德,有德者获得统治权,所以民有承认与服从的义务,而德又由民众来评价,天意反映民意。

从商朝到孔子,天命观的三次进化1
《孔子著春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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