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拜登“联欧制华”

2月19日，七国集团（G7）召开了一次线上视频峰会。这次会议的“主人”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英国是今年G7系列会议的主席国），但主角却是美国总统拜登。因为，这是拜登入主白宫后，首次参与这样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期待已久的西方盟友们，毫无疑问很想知道这位政坛老司机，能对国际话题有什么新建议。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全球新冠疫情应对，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事先已表态，拜登还会讨论G7如何“提高集体竞争力，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会议总体上没有偏离主题，但也很难否认，应对“中国挑战”，成了一个隐性主题。同样很难否认的是，其主要原因在于拜登政府“联欧制华”的设想。

大西洋两岸都有这样的声音：这个设想开局不利。在拜登已经当选但未就任时，中欧投资协定尘埃落定，就是明显的证据。拜登的胜选，曾激发了一波美欧“蜜月之音”，但这更像是被特朗普执政期压抑后情绪的过度释放。在具体的外交议题上，双方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理性。欧盟不想要阵营式的冷战对抗，拜登政府也意识到了，美国的掌控力已大不如前。

需要指出的是，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理性”的另一面，是从长计议的思维。换句话说，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在以战略眼光看待、规划对华外交。至少短期来看，这些外交不会直白地体现为冷战式对抗，但很难否认会有某些跨大西洋协调。这意味着，拜登的“联欧制华”不会如其所愿，但的确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蜜月之音

“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同盟，并再次与世界接触。”在1月20日对外交着墨不多的就职演说中，拜登没有忘记盟友。他的就职演说主打“治愈美国”，无疑是聚焦国内挑战。而他提“修复同盟”，显然意在应对国际挑战。虽然拜登的个人理念与行事风格，都不会有特朗普那样的“破坏欲”，但很难认定，与中国崛起给美国主导地位带来的挑战相比，他更担心国际挑战造成的国际秩序崩塌感。

这就决定了，拜登同盟外交的逻辑前提，是拉拢同盟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南风窗去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美国》一书有专门的章节，详细论述了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的历史成因与现实意义。作为美国历史上外交事务资历最深，且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拜登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见证美国同盟历史轨迹的变化。这意味着他提“修复同盟”，绝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会既带有个人情感，也有具体的政策跟进。

修复的优先方向是欧洲。不仅是因为欧洲盟友被特朗普伤得最深，还因为欧洲在美国同盟体系中最重要。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出席参议院对他的提名听证会上，谈及欧洲盟友时在前面加了一个修饰语—核心。这背后是有深意的。国务卿布林肯，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欧洲情结”。他9岁随家人迁居巴黎，18岁才回到美国，其职业生涯此前很多也与欧洲事务相关。某种程度上说，拜登外交团队的构成，本身就是在向欧洲传递“蜜月之音”。

而在大西洋的对岸，拜登的胜选也催生了一波欣喜感。在这个胜选只是媒体宣布尚未有官方认定时，主要的欧洲盟国领导人已争相向拜登道贺，或多或少给当时的在任总统特朗普造成了一些尴尬。英国民调机构YouGov与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今年1月所做的联合民调显示，德国人对拜登的认可度是73%，法国人是62%，而美国人仅为50%。美国总统在欧洲的认可度比在美国还高，或许是欧洲“欣喜感”的绝佳注脚。

“欧洲在白宫有了朋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欣喜感溢于言表。她公开表示，美国的新黎明，是我们等了好久的时刻。“美国回来了，欧洲做好了准备，在我们珍视的同盟体系中，与这个历久弥坚且值得信任的伙伴，一起呼吸新鲜空气。”1月19日，也就是拜登就职前一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欧洲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设晚宴，款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探讨如何提升华盛顿与布鲁塞尔的关系。

目前这个阶段，欧洲的理性，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客观效果，就是拜登“联欧制华”开局不利。

据美国媒体报道，博雷尔将向布林肯发出邀请，邀他出席3月4日、5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外长特别会议，讨论重启跨大西洋合作的问题。根据目前公开透露的信息，如果布林肯得以成行，那将是继线上G7峰会后，美欧高层首次线下“物理接触”。此外，米歇尔也提议，欧盟应该尽快组织一次拜登与欧洲领导人出席的美欧特别峰会。不难想象，这些会议上会再次响起蜜月之音，但很难就此判断，美欧会有蜜月之行。

开局不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拜登在欧洲的高认可度，首先因为他不是特朗普。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所说，特朗普的不可预测与霸凌外交，累积了深深的国际愤恨。也就是说，欧洲对拜登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因为“苦特朗普久矣”。那么，剥离这种情绪后，欧洲具体的外交行为体现的还是理性。目前这个阶段，欧洲的理性，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客观效果，就是拜登“联欧制华”开局不利。

即便是在美国，也没有多少人会将此归咎于特朗普长期怒怼欧洲的任性，更多人将其视为拜登外交的失败。因为，在中欧谈判进入冲刺阶段时，拜登本人及其外交团队不止一次公开喊话，让欧盟等一等，不要急于与中国签订协议。

为什么说欧盟不等拜登，就是拜登的外交失利？因为中欧投资协定签署所传递的信息，可谓意味深长。这个协定的落地实施，将有格局塑造的意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罗莎·巴尔弗与副主任丽莎·博马西近日撰文称，撇开对协定内容解读的差异不说，有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份协定将是今后数年欧盟处理对华关系的标志性特征，而且将在未来得到延续。在他们看来，该协议融合了欧盟对华政策上的竞争与合作，以及灵活与务实。

这背后体现的是欧洲的经济理性。根据欧盟统计局2月15日发布的数据，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额约为5860亿欧元，超过与美国的5550亿欧元。这个超越是否会偶尔被改变不得而知，至少从趋势上不太可能改变。不容忽视的是，在特朗普忙着打贸易战的几年里，欧盟分别与日本、越南签署了自贸协定。加上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欧盟的外交无可争议地体现了这一点：布鲁塞尔在布局亚洲，在推行欧盟版的“转身亚太”。

就美欧双面层面而言，为何拜登政府大谈民主价值观？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话题目前这个阶段很难谈。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已经被特朗普抛弃，拜登政府截至目前也还未提。德国政府跨大西洋协调专员彼得·拜尔，近日撰文呼吁美欧要有大思维、大计划。而他开出的药方是，拜登政府应以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欧盟加征的关税、重启TTIP谈判以示诚意。但这些对目前的拜登政府来说，太难。

“我们不能坐等美国给予欧洲主权，这得靠欧洲自己去争取。”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谈及中欧投资协定时的这句话，无疑说出了欧盟经济外交背后的政治考虑。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员汤姆·麦克塔格，在题为《拜登有了一个欧盟麻烦》的文章中写道，在被特朗普猛击了四年后，欧洲人似乎已经坚定了“战略自主”的决心。“也许你会问，从谁那里争取自主呢？唯一的答案是美国。”

而且，欧盟不等拜登，“自作主张”地与中国谈成投资协定，也不只是想彰显外交姿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欧盟的外交规划中，战略自主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德国前驻美国大使哈克维迪一语道破了这种“必须”背后的原因：“在美国的政治中，例外的到底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鉴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现状，以及特朗普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可以说带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欧盟对美国国内政治演变的不放心，不可能不体现到其外交设计中。拜登“联欧制华”得不到欧盟的完全配合，体现的也是欧盟的战略理性。1月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说：“我非常希望避免（世界）形成对立阵营。比如说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中国，我们必须要支持其中一边，我觉得这对许多社会并不公平。这也不是我理解的事情应有的发展方向。”

不在中美之间选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得更直白。他在2月3日参加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线上会议时，特意用英语说：“联合对抗中国极有可能引发冲突，结果将适得其反。”与拜登政府聚焦西方盟友应对包括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的做法不同，马克龙再次提及以前多次提过的建议—召开联合国五常峰会，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国际挑战。不难看出，在对华政策上，美欧没有分道扬镳，但差异也绝非只是微妙。

从长计议

虽然拜登的“联欧制华”开局不利，但作为有战略眼光的政治人物，他肯定有更长远且细腻的思考。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杰夫·拉特克，在《国会山报》上撰文称，虽然欧盟让美国失望，但华盛顿应该抵制这种诱惑，即利用欧洲的分歧来破坏已经签署但尚未走完审批程序的中欧投资协定，而是应该通过与欧盟制定出积极的议程，聚焦那些有效对华政策中的优先事项。

拜登在乎的是与欧盟联手制定经贸规则，通过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来“规制”中国的崛起。

拉特克认为，指望美国不展现灵活性、不做出妥协让步，就能在对华政策上与欧盟同步，是不现实的。“欧盟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对美国是一个提醒，美国单边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丽莎·博马西认为，美国不应压欧盟的伙伴在中国问题上做二选一。“全球经济已深度联接，不可能回到冷战时期那种二元格局，任何的贸易脱钩企图，只会恶化中美欧三角关系。”这些学者观点，与沙利文在谈及欧盟时反复强调的“谦卑”，不谋而合。而这种谦卑的背后，是从长计议的思维。

虽然与欧盟有差异，但拜登的联欧制华也有着“经济理性”。拜登去年3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就我们自身而言，美国约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当与其他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时，我们的力量将翻倍。”布林肯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团结盟友伙伴至关重要。“以贸易为例，众所周知，美国仅占世界GDP的25%，但如果加上我们的盟友，这个数字将会是50%或60%。对中国而言，如此大的体量将是难以忽视的。”

为何拜登政府如此重视“团结起来的经济体量”？拜登在上述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不管有没有美国，各国都会继续合作。但问题是，管理贸易的规则由谁来制定？”“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来领导规则的制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于经济视角的“联欧制华”，很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对欧外交的重要着力点。这体现的正是拜登外交的战略性，以及手法的细腻—寻找在对华政策上与欧盟的利益契合点。

虽然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明显缩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欧盟施加国际影响力或影响国际格局的主要抓手，还会是其经济分量。而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规则制定权体现出来。拜登在乎的是与欧盟联手制定经贸规则，通过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来“规制”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