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回家吗？

年初北方的一波疫情出乎意料地袭来，“就地过年”成为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的春运，被抹去了熙攘。

许多人都着急。核酸检测、隔离，种种繁琐程序都不是问题，回家路漫漫，抵不过绵绵乡愁。

但另一些人，则是“正中下怀”。“就地过年”给了不想回家过年者最正当的理由，且不必承受“不孝”“冷漠”“矫情”“自私”等指责。

在他乡工作，身体劳累，回老家过年，精神疲惫。“就地过年”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是一次真正的休息。

2020年12月，北京大山子疫情复燃，乔山委婉地告诉母亲，为配合疫情防控，减少人员流动，不给国家添麻烦，今年就不回去了。

意料之中，母亲立刻坚决反对，埋怨她“宁愿一个人在外地过年也不回家探望父母”。数落一番后，母亲指责女儿丢人，因为“无法向亲戚朋友交代”。

在一个名为“春节恐归族”的豆瓣小组里，有这么一句说明：恐惧并非源于对回家本身有所抗拒，而是在节日回家的种种烦心事折磨之下，一种本能的反应。

潜意识里被与“春节回家”挂钩的诸种“烦心事”所困扰，包括“囊中羞涩”“逼婚”“风俗习惯难以接受”等主客观原因。

乔山形容自己这些年和家人的相处就像“螃蟹在水里慢慢被煮熟”。她多希望家人之间能真正互相理解、坦诚沟通，而不是为了一幅和睦的家庭图景，去回避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积弊已久的矛盾。

“有谁不愿意回家呢？如果真的称得上是家。”

“家是我羁绊最深的牢笼”

这几年，乔山过年回家的唯一活动与理由就是陪父母吃年夜饭，不想回家的原因却攒了很多，比如父母爱攀比、爱面子，很多话小时候听不觉得有什么，越长大却似乎越敏感。比如，每年回家，刚进家门爸妈就会劈头盖脸地问她：“你怎么又胖了？你看看谁家的女儿多瘦多白！”“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别人的孩子都结婚了！”

从5岁到25岁，在自己家里却始终逃不了“别人家”的压力，乔山哭笑不得。尽管在父母眼里，这些都是关心，但乔山依然不能回避内心最真实的感觉：“每次回家就像要上刑场一样，家完全不是一个可以放松的舒服地方。”

有一年，乔山因事没能回去，表哥表姐立马找上她一顿数落：“ （你）父母活一天少一天。”“等他们死了你才知道回来过年多好。”“去上海北京上班有啥用？你也没存到钱，还不如回老家结婚。”……

代际之间，对生活价值与目标的理解差异，是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不愿回家的一大共通阻力。大学毕业后半年内，陈思都没有在北京找到工作，于是她去了天津，却不敢告诉家里人，索性今年不回家过年，“不想再顶着压力撒谎”。

每年回家，讨论母题都一样：被催促考公务员、早点结婚。“多大的人了还在外面漂？”每一次陈思试图向他们谈及自己的职业打算、人生目标，但都会因为不在父辈心目中“稳定职业、尽早成家”的价值公式里，从而不被理解，更不被认可，交流沟通的机会一开始就直接被堵死了。

“不想回家，是因为自己心里始终有一道跨不过去的、不想面对的坎。”今年25岁的陈思说。

陈思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打压教育”下，责怪、辱骂是成长常态，家里常常紧绷着火药味，稍犯错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可不一会儿，父母又会和声细语来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

“父母对孩子有没有‘PUA’？”陈思未曾对谁说起这荒谬的问句，因为她知道，类似独生子女、父母双全、家境不算糟糕这些要素加乘下，她已经是大多数家庭眼里的佼佼者了。

每年回家，讨论母题都一样：被催促考公务员、早点结婚。“多大的人了还在外面漂？”

但旋即她又陷入困顿：“家庭是用来比的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谁来听我这本经呢？”

因为父亲经商，小时候，陈思一家三口全国奔波，换了好几个城市居住，直到五六年前才回到母亲的家乡定居。对于那个情感上陌生的小城市，陈思的确感受不到归属。

但她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始终生疏，离家后更是“好几年没说过话了”。父亲是9个兄弟姐妹里的老大，“总是有种传承香火的感觉”，可惜陈思不是个儿子。“但不是就是不是啊！”陈思苦笑，从小到大，她偶尔会因为自己的女儿身份自卑，继而逐渐演变成委屈和愤懑。

26岁的小柒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百分之九十的眼泪都是父母给的”。

她说不上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过年回家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她无奈而无助地感受到，“我就像一头马戏团的狮子，永远逃不掉这个囚笼”。

从小到大，她认为自己在父母面前“就像一个高度封装的人”。记忆里关于“家”的片段，当然有数不清的爱与温暖，有严厉与责任，这些都是无可否定且深明感激的方面，但因为是最亲的人，小柒亦无法否定父母给自己带来的羁绊，甚至是阴影。

比如，小时候，父母不希望小柒与同学朋友交往密切，外出玩耍不能超过半小时回家，也不让她到同学朋友家里去玩，理由是“同学家不会对你多好”，依据则是，父母在他们的小时候，亲眼看到同学父母把好吃的藏起来。

而当小柒长大后念中学时，想到市里去玩，却再次被阻拦，理由成了“连个能陪着你的同学都没有”。

“是啊，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小柒在心底哭。但没有地方哭，站在父母角度，这都是为孩子好，在外人看来，也不过一句“不懂事”的指摘罢了。

小柒的奶奶也不希望她离开家太远，理由却是：小柒是个女孩子，奶奶希望她能留在家里，留在父母身边。

小柒哭笑不得，自然不敢在家人面前吐露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的酸甜苦辣，对待家人热切的“企盼”和“关怀”，也越来越无话可说，到最后只能摆出一副笑脸相迎，至于这一年来在外面积累的诸多心事和感言，再也不敢说出口。

她很羡慕那些可以和父母无话不谈的人，哪怕做不到无话不谈，至少能和睦相处。有长辈训斥她：“你是没经历过苦！对父母这般那般不满的，自己生一个娃试试，自己去体验一下做父母有多难。”

无从反驳。只有无止境的失语和自视理亏。

疫情暴发后，家里的弟弟告诉陈深，父母又冷战了，几天几夜没说话。

这是陈深成长记忆里的常态。自嘲为“新时代下青年腐化的极端典型”的他，自从2013年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有再回家过年。他在南方一座二线城市工作，工资不上不下，工作不咸不淡，也没有结婚生子的想法，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与家人的联系一直很淡。

这些年来，陈深一个人在外面走过失业、失恋，做手术，负债，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不愿意跟家里说，因为父亲从不关问，母亲则过度焦虑，在家里，父母常年爆发激烈争吵，一回家就是大型战争的观摩现场。

借着疫情，当陈深准备再发微信告诉父亲不回家过年，顺便发了一个拜年红包时，却发现自己被删除了。

一定程度上，“不想回家”的理由或许是千篇一律的，有主观上的疏离，有客观上的家庭矛盾。然而，这些撕裂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代际之间理解的错层，还是说，这一届年轻人，真的变得越来越敏感、“玻璃心”了？

回家热情似火，一催就熄

今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观澜园区挂出了一则走红网络的标语：“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春节留守，才是归宿。”此标语被网友戏称“宣传语秒杀月薪三万的文案”。

理解的不对等、观念的不同步，让更多“恐归族”面临着另一个共通的痛点—催婚、催生、催房三件套。

老家在东北、工作在北京的胡静今年33岁，硕士毕业后，她曾谈过一段持续4年的恋爱，结束后单身多年至今。然而，30岁以后，母亲开始焦虑不安。“催婚成为近几年我们母女之间矛盾的焦点”，但因为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矛盾通常在春节的7天假期里激化。

比如，尤其漫长的2020年春节，由于疫情而被困在家的小半年，胡静和母亲的交锋可谓一触即发。只要母女俩同时待在家中，任何话题最终都会被引向结婚、找对象。含沙射影的，春秋笔法的，直白明了的……无论胡静如何解释“还没遇到合适的人”，都会被母亲劈头盖脸地统归为“不上心”，她啐道：“等过几年嫁不出去了就孤独终老、寂寞死去吧。”

胡静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亲人不像亲人，不会体己理解，倒像咄咄逼人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手刃母女二人之间难得的相处时光。

理解的不对等、观念的不同步，让更多“恐归族”面临着另一个共通的痛点—催婚、催生、催房三件套。

刚进入2021年，河北石家庄就暴发聚集性疫情，紧接着，北京燕郊出现确诊病例，河北与北京的通道封闭。

胡静把通告病例、政府通知都转给母亲，像转交一份“不回家合格证”，然后长舒一口气。“虽然远隔千里思念亲人，但只要想到我今年可以过个安静的年，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对“安静”的需求偶尔会掩盖对“团聚”的需求，这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无可奈何下，互相妥协、体谅的关系。

今年30岁的小楠与同性女友同居，在她多年的坚持与感染下，父母已逐渐接受了她的女友，但老家的姑姑、叔、姨仍在年复一年地为她找相亲对象，还不厌其烦地在其父母耳旁悄悄劝说：“女孩子还是要找个人嫁了。”

小楠能预料到，只要回家，心里紧绷多年的一根弦会立马溃决，父母救不了她，女友救不了她，无数“善意”却充满偏见的声音会如乱箭从四面八方飞来。“不回家是为了不对回家产生‘PTSD’（创伤后心理综合征）。”

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

除了老一辈的催促，哪怕已经结了婚、完成了“人生大事”，已近中年的大雄也面临着另一种恐惧：没完没了的酒桌寒暄，同辈间的相互攀比、暗中较劲。

在哪里发财？

今年赚了多少？

换房了吧？开什么车？

在外面赚大钱，可不能忘了兄弟啊！

这些话大雄都要听烂了，年年如一，除了笑脸逢迎，别无他法。

这些年来，大雄慢慢感觉到，回家过年的喜悦其实早在他步入社会那一天就开始消淡了，儿时的快乐也被岁月浪潮冲走。“现在的过年只是一种形式，被迫攀比，炫富，聊天三句不离房、车、钱。人情世故而已。”

年味年味，年年无味

除了“过年回家”本身承载的压力，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春节承载的年味，的确有所消淡了。

疫情让29岁的杨天终于有了逃避一系列古老“乡俗”的机会，比如挨家挨户磕头拜年。“工作后劳损导致的腿疼是真的，为了防疫也是真的。”她苦笑。

杨天的老家在一个南方小城市，她记得小时候，对那些象征年味的习俗都是期待大于抗拒的，也许是自己变了，也许是老家变了，随着成长、工作，家里的老人老去，孩子们纷纷远走他乡，慢慢地，杨天感受到“亲戚间的勾心斗角”“老一辈的矛盾”越来越多，同一屋檐下，家人之间的交谈变得越来越冷漠，甚至是针锋相对。

这些都是很难细化、描述得具体的，但她十分肯定，那些潜伏在“温馨家庭”表面下的暗涌，并非错觉。

又比如，当“过年回家”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上的必要，这个“年”到底要怎么个过法，个体的支配权被某种程度剥夺了。

有人想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游，却碍于亲情的捆绑，情感上迈不出。比如刚年满30岁的阿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