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明之光照耀未来

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静静矗立。南来北往的人们来到这里，触摸历史、思考未来。

从开馆之初的9名馆员、1万多件馆藏文物，发展成为拥有140多万件藏品、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国博走过的110年历程，与国家的发展休戚相关，凝结着几代国博人的孜孜以求，也见证着五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美工部设计组组长周士琦：

“中国的博物馆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必须要体现中国风格”

依靠救济金和助学金完成了学业，1951年，19岁的周士琦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毕业。毕业前夕，他和同学们制作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坚守岗位 永不掉队”八个隶书大字，作为给母校的留念，也成为他一生的誓言。

毕业后，周士琦在中央美院展览工作室当设计师，1955年调入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承担党史陈列的设计工作。“不了解党史，就干不好这份工作”，周士琦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马列主义夜大学，系统学习了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原理，一学就是两年。

1958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包括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十大建筑。从设计到建成，工期不到一年，施工人员采用了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工地日夜施工，这么短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靠的就是艰苦奋斗。”周士琦负责联系北京建筑设计院，每天骑着自行车，在筹备处、设计院和工地之间来回跑。在梁思成、张开济等专家主持下，两个博物馆最终采用“目”字形布局，通过比较大的院落和柱廊，把相对较小的建筑格局延展开来，同人民大会堂形成交相辉映的效果。“先生们对于博物馆空间结构、尺度比例的思考很周详，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周士琦深有感触。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也在紧张筹备。博物馆发端于西方，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基本从头起步。周士琦按照中国传统家具的样式重新设计了陈列柜，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头像等重点图片悬挂在中式屏风上，开国大典这一展区摆放着28面红旗，寓意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走过的伟大历程，“中国的博物馆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必须要体现中国风格”。

画家董希文是周士琦大学一年级时的老师，多次应邀为革博作画。为了创作水粉画《长征》，他专门沿着长征路线去采风。一路气候多变，他把雨伞架在三角架上，这样遇上雨天也不耽误画画。馆方给他一笔经费，用于购买水粉颜料、画笔和纸。画作完成后，他将剩余的纸、颜料、洗干净的画笔如数交还。周士琦收到这些物品，深受感动，用这些纸、笔和颜料临摹了董先生画的雪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为了解文物的文化内涵，周士琦经常深入一线去体验生活。在设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展览时，他来到江西萍乡，在纪念馆的办公室住了下来。办公室临近路矿工人俱乐部、刘少奇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大楼、矿井等，基本保留着历史的原貌。这些给周士琦提供了灵感：展览序幕采用工人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与工人斗争的照片、矿车等生产工具、黑色三角形模块等组合在一起，红布和三尺布（矿工用于擦汗、围身）从展板上部垂下，极具震撼力。

“设计师只有对纪念对象与主题作深入理解与准确把握，将设计构思与艺术技巧相结合，才能创作出富有特色的展览。”每当接手一项设计任务，周士琦都要下一番苦功夫。在为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设计展览时，他同宋庆龄的秘书、司机乃至花匠等工作人员一一沟通，阅读了《宋庆龄研究论丛》《宋庆龄往事》等大量书籍，还反复到故居实地体验。位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故居原先陈列着一尊李大钊坐像，“李大钊是站着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坐像不能充分表现这位革命先辈的精神”，在周士琦建议下，故居用立像替换了坐像。

当年革博举办了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专题展览，有的展览一票难求。1963年，雷锋逝世一周年之际，革博推出纪念展。周士琦在前言部分设计了一个木雕花环，表达人们对这位英雄模范的崇高敬意。在焦裕禄纪念展上，周士琦将焦裕禄生前用过的自行车、破藤椅突出处理，并画了松树作装饰，以表现共产党人高洁的品质。

“周先生总是热情地去帮助年轻人成长。”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陈列部部长王瑞回忆，有一回，周士琦托人给她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关于展览审美的几个注意事项，末尾盖着一枚印章。“许多人都收过他写的纸条，看了很受用。”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陈列展览培训班上，周士琦一连上了5期课，当时的学员如今大多成为全国各大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骨干。

周士琦已年逾九旬，但每天依然忙碌，不时要接待登门求教的设计师，为各地新建博物馆的方案作评审，“看到年轻的朋友不断取得新成果，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中国革命史陈列”几经修改，已被“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替代，主要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史。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里扬帆启程。）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主任周宝中：

“文物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存，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

周宝中出生于1935年，读中学时正逢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置身火热的年代，当一名工程师，成为周宝中和同学们的共同理想。1954年，他进入中国矿业大学选矿专业学习，毕业后在中科院的研究所从事分析化学研究工作。

1973年，来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则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中断7年的中国通史陈列计划恢复，历博正加强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开始探索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更有效保护，急需科技人才。

由于学业和工作繁重，周宝中在北京读大学及工作期间，从来没去过位于端门的历博老馆和1959年建成的新馆。当在历博库房里看到一件件精美的珍贵文物时，他的内心被深深震撼了。

“如果不同意你随时可以调离”，人事处负责人言语诚恳。“来了就要干出一番名堂来！”周宝中暗下决心，一头扎进了这个全新的领域。

缺人缺设备缺场地缺经费，工作远比料想的更困难。当时，技术组仅有10人，有上世纪50年代从民间手工作坊招聘进馆的老师傅，他们掌握青铜器、陶瓷、木器、书画等文物的传统修复技艺，也有从馆内其他部门转岗的专业人员。实验室由大楼底层约30平方米的宿舍改造而成，没有排风设施，工作人员在使用挥发性有机溶剂时，只能敞开窗户通风，或者到户外花园里去处理。文物保护通常需要进行材料质地分析，没有分析仪器，周宝中就得跑到大学实验室找朋友帮忙。

当时没有企业专门生产文物保护和修复所需的设备、工具和材料，一切都得自己操办。大家用超声波洁牙机、超声波清洗器给文物除锈、去污，将雕刻刀、打磨机、吹风机、画笔和各种刷子，都拿来用于文物修复。大家还想了不少土办法，橡胶碗适宜调拌石膏，他们把篮球一剖对开制成橡胶碗，做完石膏模型，将剩余石膏清除后，橡胶碗可以重复使用。为保护馆藏吐鲁番出土的唐代饺子，工作人员因陋就简，选用有机玻璃板材设计制作密封的陈列盒，让文物在高纯氮气的微环境中妥善保存。

1991年，历博成立科技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有30余人，实验室搬进了新建的400平方米轻钢结构建筑内，配置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实体显微镜、荧光能谱仪等仪器。另有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器物修复室和书画修复室，还建立了摄影室、图书资料室。

“文物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存，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周宝中像做科研一样探索文物的科学保护手段。上世纪80年代初，他用温湿度纪录仪，对历博的陈列室和库房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环境监测，提出了调节博物馆室内气候的具体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环境因素对文物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写成《博物馆的气候》一文。在对馆舍内外空气污染和光线辐射调研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博物馆的环境保护问题》一文。两篇文章均被收录在《博物馆学论集》上，为国家文物局制订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标准提供了重要依据。文中阐明“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这一全新观点，引起业内极大关注。

主动检查馆藏文物的保存状况是文物保护部门的职责，周宝中经常去展厅和库房仔细观察文物，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重视预防性保护，可以使文物延年益寿”。后母戊鼎是中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国博“镇馆之宝”。有一回，周宝中在检查一级品库房时，发现后母戊鼎的铭文附近和鼎足局部出现淡绿色粉状锈，并且有扩散趋势，立即按程序提交了改善保存环境和抢救保护后母戊鼎的报告。为了给这件国之重器“祛病”，俞伟超馆长亲自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通过了科技部精心制订的方案。

前后用了4年时间，大家完成了青铜基体合金成分分析、腐蚀产物的成分分析、金相检测、X射线探伤、超声波探伤、铸造工艺等测试研究工作，清除局部有害锈，采用缓蚀、封护等技术处理，且保留古旧的青铜器本色，成为大型青铜器修复的成功案例。历博还邀请中国计量研究院，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子称重仪，准确测定后母戊鼎的重量为832.84公斤。1995年，后母戊鼎在全面修复后，被放置在可调控环境的特制陈列柜中展出。

一花独放不是春。如何把文物保护的科学方法推广开来，是周宝中极为关注的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博物馆领导干部培训班中，专门开设文保科技课程。6年间，周宝中为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名学员授课，亲自编写了《现代科技与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陈列环境》《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3篇讲义。

除了历博的馆藏文物保护，广汉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永济唐代铁牛、烟台秦代铁权等众多珍贵文物的修复都倾注着他的心血。上世纪90年代，辽宁绥中三道岗海域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的瓷器上有大量附着物。为配合水下考古，历博在海滨工作站专设出水文物修复室，将打捞的瓷器立即进行脱盐、去除海生物等技术处理，有效地进行抢救保护，开辟了我国海洋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的新领域。

说起国家一级文物西汉长信宫灯的修复过程，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科技保护部原副主任梁书台念念不忘。长信宫灯出土时整体完好仅局部有裂纹，后受保存环境影响出现严重腐蚀，有害的粉状锈蔓延导致鎏金层脱落，由于当地技术力量有限，一直没有得到修复。在周宝中的热心安排下，梁书台连同正定文物保管所的两位工作人员，将长信宫灯和其他9件文物一并送到了历博。半年后，长信宫灯等文物得到妥善修复。同时，周宝中给他们系统讲授了青铜器的修复和保护方法。“感谢周先生的无私帮助，让我们的青铜器保护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梁书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