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商业“黄金时代”的落幕

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或者说，对近代企业家、商人群体了解多少？

以此询问几位身边朋友，回答多是没有了解，或仅有一些模糊印象，大概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但自身有依赖性和软弱性。

革命史观是我们理解近代人物、事件的一个基本思路，套在一个群体身上，好处是，打包处理，方便理解，但有时也不免挂一漏万，忽略了另一些面相。

比如说，革命要求推翻秩序，追求理想国，最响应者，多是学生，不仅因为学生观念进步，还因他们一无所有，无可失去，所以不惮于破坏秩序。近代民族危机深重，商人有血有肉有感情，当然懂得实业救国的迫切，但也明白普通人生活的不易和实际事务的复杂。近代中国航运业“大王”、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所说的“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颇能反映商人的特性。

商人的核心关切并不在于革命，而是维持并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清晰的法律规则、可被信任的司法体系，来保护他们的产权和人身安全。但那是理想状况，乱世中，能求得一个有利于商业经营的庇护所，已属难得，遑论他求。因而商人之赞成变革活动、参与政治事务，和一般学生、革命者的出发点和方式很不同。举例来说，孙中山先生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商人们一致反对，但到1915年因为“二十一条”，又多赞成反袁，这种变化，便能反映一些问题。

不落窠臼，当我们如今来看待这批最早可以被称为现代企业家的人，可以回归两类问题：

其一，近代中国商人是些怎么样的人？他们如何起家、做大事业？如何管理企业？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设身处地地理解商人的处境？

其二，历史的进程是各个群体互动构成的，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筱才的研究，因为地方绅商的参与，辛亥革命在江浙地区保持一种有序的水平，没有发生历代“改朝换代”时巨大的混乱。商人的活动不只是建构革命逻辑的砖瓦，他们自身的行动和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及其现代化，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从以上意义上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发现商人，会很有趣。

“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办纱厂？当张謇接到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提议时，他很犹豫。

毕竟那时的他，已经四十二岁，花了二十七年时间，才刚考上状元，明摆着走仕途更顺理成章，也更保险，而他对商业全无经验。

思忖良久，他还是应下了，未知使他兴奋，他也不信书生只会空谈。

办厂先要筹钱。一开始走的是官招商办的思路，筹建两万锭的大生纱丝厂，集股六十万两，公开向社会募集，但应者寥寥，几乎没人敢承担风险。

此路不通，另寻他法，改为官商合办，由官方出资入股，解决部分资金问题。

一番运作后，江宁商务局和大生签下合约。

但事情依然不顺，官方提供的并非现金，只是一批积压的锅炉纱机，以此折合股金。大生要建厂房、购置原材料，还是要向社会募集五十万两。

张謇四处奔走，只募得八万两，继续求人，最后通过刘坤一，撬动盛宣怀，事业才勉强启动。

这些“大银行家和大工业家不再将商业视作一种提供收入来源的简单的职业，或一种通往其他更重要领域的跳板；相反，他们开始把企业视为一种正当的职业。”

有状元身份和人脉关系的加持，张謇的大生纱厂，从1896年开始筹办到1899年真正开机，花了三年半之久。

尽管多曲折，他并未打算退回官场。

1897年，正值大生筹办期间，一切未有着落，翰林院接连催促丁忧期满的张謇回京，但他写信给好友表明心迹：“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半生投入科举，功成名就后，却毅然决然与官场作别，从张謇开始，哪怕还是要依靠官场资源，但经商者已和之前的胡雪岩、盛宣怀不同了。

张謇的志向不是通过办商业进阶仕途，掌握更多资源，而是致力于商业事业本身，并开创能融入现代商业的新式工业企业。继他之后，“面粉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棉纱大王”穆藕初，“中国船王”卢作孚等商界巨擘，商人身份纯粹，和官方关系更远。

而即便是官员后代，如聂云台（外祖父曾国藩）、盛恩颐（父亲盛宣怀），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企业家，他们既没有身兼官职和商人两重身份，事业也脱离了原籍省城。

近代商人群体的这一新特点，如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所概括的：这些“大银行家和大工业家不再将商业视作一种提供收入来源的简单的职业，或一种通往其他更重要领域的跳板；相反，他们开始把企业视为一种正当的职业”。

此外，这些商人身上还有一个特点。

他们的企业多是股份制，事业庞大，并不等同于他们本人都是手握巨富的资本家，比起积累利润和个人财富，许多企业家更醉心于事业扩展，并认为办企业就是承担社会责任。

如张謇，个人的股份只占大生的百分之零点四，却是大生的绝对主导者，承担着几乎无限责任，并带动建设了一个相当现代的南通。

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带领民生，整合川江航运，成为可与外商并立的船业巨头，他自己却没有公司股份和分红，只领取工资，而工资也并不比一般员工高出太多，所以他身后没有多少财产和储蓄。

卢作孚一生勤勉工作，在公司的刊物《新世界》上发文鼓励同仁：“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

他五十岁生日那年，公司上下员工为表心意，向他送出的礼物竟然是周日集体不休息，工作一天。

穆藕初是典型的知识型企业家，在取得美国硕士学位后回国办厂，他是第一人。秉着“钱欲用于有益别人，不可自己专做享受”的信念，他办企业所得财物，多捐献于教育事业，资助有志青年出国出书，千金散尽，个人却无积蓄。

荣德生1946年在上海被绑架，绑匪勒索百万，荣德生自称无钱，钱全都投资在事业上：“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而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诸位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

绑匪为难，核算荣德生的账本，原来公司每月支出六百多万，收入四百多万，根本入不敷出，只好将赎金减少一半。

荣德生还是不肯，因此写了一封遗嘱，送到家里。其中写道，绑匪索要数额与企业资产相比，看似不大，但企业的流动资金并不多，拿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转，使大批工人失业。因此，他愿意牺牲自己，以保全事业。

“两个现代武器：技术和管理”

荣家没有太多现钱可能是真的。

兄弟俩办企业的法子很“现代”，“先欠后赚还钱”，“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大规模疯狂扩张。

他们笃信“造厂要快、开工要足、设备要新、规模要大”。循着融资—扩厂的思路，没钱造厂便借钱，向朋友钱庄借，向银行借，与人合资、分期付款购设备，翻新机，盖厂房。

势头好时，荣氏兄弟与股东约定不急着分红，拿出盈余添机办厂，扩大生产。

行业走下坡路，荣家的思路也一反常人，还是不断收购、添资扩厂。

一战期间，荣氏兄弟的商业帝国扩展更快，最盛时，荣宗敬外出演讲，得意地称：“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如此滚雪球般，从1900年创办第一家面粉厂保新开始，不过十几年间，面粉厂已开十几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面粉畅销全国。

一战期间，荣氏兄弟的商业帝国扩展更快，最盛时，荣宗敬外出演讲，得意地称：“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当荣家的体量上来，它和银行的关系都颠倒了，以致后来，就算荣家遇到困难，银行欠款难以收回，却仍得继续给它借钱，以维持工厂不倒。

荣家兄弟是民营企业，他们自己出身学徒，白手起家，但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诧，其实他们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时民营企业的起身。

据傅国涌在《大商人》中的估算，从开始自强求富的1870年代，以至于 1894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总共不过七十二家，其中商办数量两倍于官办或官督商办，但若按投资总额来算，商办所占四分之一不到。

待到张謇和荣家兄弟这一代，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从1895年到一战前的1913年，不仅企业数量猛增近十倍，而且商办占投资总额达到了四分之三，与之前正好颠倒。

可以说，民营企业，初步起来了。

规模的扩张提出管理的要求，这些企业家，都极为重视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

荣家兄弟，即使自己不懂现代科技，但信任新技术，引进新机器，规范工厂管理，认为此乃发展致强之道。

穆藕初，留美归国企业家，重视专业、掌握理论，最早引进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将其翻译、出版，取名“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结合本土经验，归纳为“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艺术化”的五化管理法，和“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的四无原则，在工厂建立报表统计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工程师、技术员代替工头，管理方法在当时相当超前。

卢作孚的管理主张“从小处着眼”，对不同工种的员工，有相应培训纲要、细则、须知，如教授茶房如何敬茶、添饭、叠衣服；教授理货人员如何理货、保护客户货物。甚至细致到手指甲应当剪干净、洗碗要用开水、手指莫伸入碗内、递东西要给到人手上、开关门要轻……现在看来，他实际上是在民生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工作和考核方式。

按卢作孚自己的话来说：民生成功的秘诀是手握两个现代武器—技术和管理，而他创办民生，就是要利用这现代武器，使国家尽快现代化，“造就现代的社会生活依赖关系”。

当这些企业家被吸收进政府，他们也着意于制定完善法律法规，营造企业安全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

如张謇，在大生时制定《厂约》、章程，明确分工、职责、奖罚、利润分配，做了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实业总长后，便主持制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注册规则》等。

穆藕初办企业失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任上，也经手制定了几十部法律法规。

这些外在保护，对企业家很重要，但他们也慢慢发现，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有些力量更具支配性。

“国货的黄金时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世界大战之于中国经济，产生了两方面重要影响。

其一，大战对中国的工商业是一个机会，欧美国家没有能力再提供大量出口，纷纷退出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对中国商品，如锡、钨等战略性矿石，以及菜籽油、纱丝、羊毛、蛋制品等的需求大幅增长。总的来说，中国的进口减少了，出口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