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
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
7月8日，据新华社消息，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推出支持碳减排的措施。会议提出，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会议决定，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有效性，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阶梯式补贴与企业的策略反应—基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分析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陈洲，陈钊；安徽大学，陈诗一
本文节选自《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2期
过去，我们对土地价格优惠和投资补贴这类供给侧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讨论较多，对这些政策的缺陷也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即这类政策没有发挥市场作用，给了很多所谓新能源车企“骗补”的机会。而我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面对需求端的补贴政策，即便有真实销量，企业也会根据补贴政策设计采取策略反应，仍然可能导致政策扭曲。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实施数年之后，我们尤为需要相关的微观证据为政策修订完善提供指引。
本文基于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发现与续驶里程挂钩的补贴政策会导致汽车企业出现为补贴而生产的策略性行为，这将导致一部分低续驶里程车型的整备质量、电动机功率、最高速度均出现显著下降，而能耗车重比却明显上升。这种意料之外的政策后果会严重影响消费者对这类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不利于电动汽车的推广。尽管上述不良影响主要涉及部分里程范围内的车型，但是从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补贴资金的审核结果来看，这些车型占用的补贴资源不容忽视。
本研究为我们认识基于产品属性的补贴政策可能导致的后果提供了微观证据，同时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亦有借鉴意义。阶梯式的补贴（或税收）是常用的政策工具，比如2009年起实行的“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根据产品的能效等级提供不同额度的财政补贴，传统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也普遍根据汽车排量分为不同的阶梯税额。补贴或税收与产品的技术指标挂钩，虽然能促使产品在目标技术指标层面上改进，但是政策门槛的存在会干预产品技术指标的分布，使其大量集中在政策门槛附近。如果产品技术指标之间无法替代，那么政策的优惠能帮助企业加大投入以升级产品，但是如果产品各技术指标之间能够替代，政策指向的技术指标即使发生了进步，也不一定会带来产品的升级。对于像新能源汽车补贴这种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来说，产品属性之间的替代会大大削弱政策的效果。
因此，对于技术指标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不宜将政策与产品属性直接挂钩。即使需要将产品属性与政策挂钩，也应该避免非线性的阶梯式政策安排，防止局部过强激励引致的企业策略行为，或者加强对产品其他属性的审核，避免非目标技术指标的恶化。
现补贴门槛的存在会降低电动汽车的重量、功率等可观测的技术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仅仅牺牲了这几个指标。企业如果在一些更间接的技术指标上缩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许会受到更严重的负面影响。以电池衰减为例，消费者无法事前观测电池衰减的速度。企业可以采用衰减速度快但能量密度高的动力电池系统来获得更高的续驶里程，而消费者购买时无法区分这一情况，由此，该种做法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反过来，为汽车设计良好的热管理系统、维护电池质量的企业很可能因为成本更高而无法获得市场竞争力。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信息不对称严重，消费者的认知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质量评价体系，市场无法惩罚企业的策略行为，其后果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为补贴而生产的行列中，最后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策略行为不仅浪费了补贴资金，还降低了其他企业研发活动的收益，从而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体发展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婚龄性别比失衡与择偶策略选择—社会生物学的辩证认识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中一
本文节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第3期
有研究者用历史数据探讨了美国人口中有偏斜婚龄性别比对两性关系和生育情况的影响。他们发现，婚龄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时间而异，男性亲代抚育投入和女性议价能力的指标值随着男性数量的过剩而上升。还有人根据以往的数学模型建模，探索了性别比与人类中男性择偶策略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建模发现，当婚龄性别比偏高时，男性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寻找配偶，同时同性的竞争也更为激烈；当婚龄性别比偏低时，男性成功繁殖的可能性提高，同性之间的择偶竞争也有所缓和。
概括而言，在婚龄性别比高（男性多于女性）的社会中，由于女性有更多选择，男性可能更难找到女性伴侣。这尤其适用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因为女性在考虑伴侣的适合性时大多会首先评估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婚龄性别比低社会中，由于两性婚配机会的结构性差异（更有利于男性择偶），女性在婚配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相反，男性在婚姻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比婚龄性别比偏高社会中更多的婚配机会。另外，当婚姻市场上的女性数量过剩时，女性不仅更难以获得结婚的机会，也会影响到已有婚姻的稳定性。因为，无论生物学还是社会学因素，都更宽容或纵容男性的婚外性行为。而婚外性行为增多必然导致家庭冲突的上升，进而造成离婚率更高。
因此，很多的年轻男性会根据自身条件，利用低婚龄性别比在婚姻市场上造成的结构优势采取不同的择偶策略。为了增加与异性交往的机会，他们年轻时不太可能结婚；但中年之后，为了享受稳定性婚姻关系带来的“婚姻红利”（比如，女性家庭照顾能力更强和有利于家庭财产累积等），男性的结婚率会骤然上升。
“望子成龙”何以实现？—基于父母与子女教育期望异同的分析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李佳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基地，胡咏梅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第一，学生自我教育期望是“望子成龙”得以实现的关键，它在家庭背景和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当家庭社会资本通过教育期望进行传递、作用于学生学业表现时，学生自我教育期望是社会资本能否有效传递的关键因素。
第二，只有父母与子女具有一致的高教育期望，家庭社会资本才能通过频繁的亲子交流、亲子陪伴进行有效传递，实现“望子成龙”。只有一致高的教育期望，才能让子女从父母高频率的交流和陪伴行为中体会到期待和关怀，受到激励，进而强化实现期望的动机并规范与学业有关的行为，最终对学业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如果学生和父母教育期望存在差异，则不能通过亲子交流、亲子陪伴等行为有效传递家庭社会资本。学生自我的高教育期望对学生学业表现的正效应会因父母低教育期望带来的家庭社会资本缺失而被削弱；相应地，父母的高教育期望对学生学业表现的正效应，同样也存在因学生自我的低教育期望导致家庭社会资本不能有效传递而被削弱的可能性。
第四，与教育期望一致高型和学生教育期望更高型家庭相比，父母教育期望更高的家庭的学生学业表现相对更差。换言之，一旦父母的高教育期望不能与学生教育期望匹配，可能演变为“恨铁不成钢”。可能的解释如下：（1） 子女教育期望高于父母时，父母通过语言或行为传递出来的低教育期望会打击到子女原本想要实现自我高教育期望的强烈学习动机和学习行为，从而削弱自我教育期望对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作用； （2） 父母教育期望过高，一方面会对子女直接产生压力，另一方面会造成父母对子女的过度教育参与和过分控制，让子女不能“消化”，甚至因逆反情绪而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约束，进而削弱社会资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