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盟外交之变

刚刚过去的9月，拜登政府外交最大的动作，是对联盟的重新排序。9月24日，拜登在白宫召集了首次美日印澳四国对话（QUAD）线下峰会。虽然这次峰会所涉及的议题很多，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基建投资、产业链、网络空间等，但几乎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唯一以“非盟友”身份参会的国家。拜登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为了印太战略，不拘一格凑联盟。

9月15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成立，似乎是“不拘一格”的反例。因为这个三边联盟，不仅成员之间有正式的同盟条约，还是“血统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其实不然。这里面的“不拘一格”体现在，拜登政府为了印太战略，不惜得罪正式盟友法国。某种意义上说，AUKUS的成立，预示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联盟外交的显著变化。拜登政府把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返亚太，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潜艇风波

美日印澳首脑峰会后，白宫网站上公布的联合声明提到，以后四国领导人和外长将每年会晤一次，其他高级官员也将定期会晤。也就是说，QUAD开始迈向机制化。但需要指出的是，QUAD未来会有多大的战略影响力，是否会形成实质性的联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从美国的历史来看，二战结束以来它最成功的联盟外交，还是对同盟圈的经营。相比来说，更能体现出美国联盟外交转向的，还是AUKUS的建立。

本来，9月15日宣布AUKUS的诞生，应该是“主要剧情”。但由于诸多“操作不当”，这项联盟外交的重大宣示，硬生生地被“潜艇风波”抢了风头，后者反而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也不能怪媒体热衷于报道“冲突性”话题，实在是因为这场风波的“对比感”太强烈，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新闻性。换句话说，从“潜艇风波”的来龙去脉中，更能解读出美国的联盟外交，在发生何种变化。

2016年12月21日，英国一家名为“海军科技”的网站率先爆出消息，法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法国潜艇制造商“海军集团”，击败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价值500亿澳元的军事订单，为澳大利亚建造12艘柴电潜艇。当时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外交上特点不鲜明，他主要是从生意角度看待这份“世纪订单”。当然，这份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军售订单，也有战略层面的意义，即提升法国军工企业的研发、制造能力，甚至助力欧洲防务自主。

那时澳大利亚总理是特恩布尔。如果对比他的前任阿博特、吉拉德、陆克文等，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特恩布尔是澳大利亚外交上具有“节点”意义的政治人物。他的那些前任们，或多或少都刻意强调澳大利亚的“亚太身份”。但在特恩布尔任内，澳大利亚的“威胁感知”最为凸显，频繁跟着美国炒作南海问题。所以，当时澳大利亚签下那份军购大单，主要是从战略、安全层面考虑问题。

当时澳大利亚为何不选择美国？有分析称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美国国内已没有常规潜艇生产线，能卖给澳大利亚的只有核潜艇；二是因为协议接近达成时，英国脱欧已板上钉钉，特朗普接棒奥巴马已成定局，国际局势的巨变，使威胁感增强的澳大利亚又多了一份不确定感，所以在提升军力方面多了一份谨慎。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美国军工企业没有参与竞标，但奥巴马政府的确向澳大利亚推销过核潜艇，只不过遭到了婉拒。

拜登“抢生意”的背后，是不可逆转的外交转型：美国的战略重心，实质性地转向了亚太。

但协议签署后，由于设计变更、成本上升、进度延误等诸多因素，导致第一艘潜艇最早也要2035年才能交付。而且，加上汇率变化因素，12艘舰艇最终价格猛涨到900亿澳元，几乎翻了一倍。预算都已经做了安排的澳大利亚越来越不满，但2018年8月卸任的特恩布尔没吱声，继任者莫里森也没吭声。马克龙就任总统后第二年（2018年5月）访问澳大利亚时，还在卖力地为法澳潜艇协议背书。

变化出现在2020年拜登胜选。2021年1月拜登就职后，莫里森政府就主动与拜登政府接触，想谈购买核潜艇的事。但当时拜登政府忙着应对新冠疫情，顾不过来。3月美国疫情缓和后，拜登政府开始与莫里森政府谈判，而且还拉上英国，酝酿美英澳三边安全同盟，即AUKUS。而这个同盟的第一个重大安排，就是向澳大利亚提供8艘核潜艇，谈判过程一直被美英澳三方视为高度机密。

今年6月拜登访问欧洲期间，核潜艇协议的细节基本已经敲定。整个过程，法国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直到9月15日拜登、约翰逊和莫里森宣布AUKUS成立。法国驻美大使菲利普·艾蒂安对媒体称，他是看新闻才知道法澳潜艇订单被取消。据美国媒体报道，艾蒂安看了新闻后，美英澳宣布前数小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才向艾蒂安告知这个消息。所以，法国外长德里昂说这是“背后捅刀”。对于法国来说，这事伤害性不小，侮辱性更大。

联盟之变

“潜艇风波”对法国来说具有侮辱性，但对美国来说则是外交战略转型。两者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马克龙通过召回法国驻美大使（法美外交史上第一次）表达愤怒，拜登一个电话就让马克龙“消气”，驻美大使随即重返华盛顿。很难说马克龙真的做到了不计前嫌，真实原因是他知道木已成舟。拜登“抢生意”的背后，是不可逆转的外交转型：美国的战略重心，实质性地转向了亚太。

在未来的历时中，“潜艇风波”都会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无意中成了美国联盟外交的案例性事件。法国成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因为它与澳大利亚达成了协议，如果当年达成协议的是德国，如今“被捅刀”的肯定就是德国。但这事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法国乃至欧盟，在美国同盟外交中的地位开始下降。正如拜登9月15日在关于AUKUS的白宫记者会上所说，“这是要以新的方式连接美国现有同盟与伙伴关系”。

与法国相比，澳大利亚的“必然性”似乎更明显一些。澳大利亚成为主要当事方之一，主要是因为它的外交转向与拜登政府的联盟外交调整“一拍即合”。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它对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感知最为敏感，其焦虑感也与长期“盘踞”亚太的美国最为接近。同样的逻辑，澳大利亚希望美国继续主导亚太秩序的“怀旧”情节，与拜登也最为接近。

而且，在美国的战略转向中，澳大利亚是具有独特风向标意义的。2011年11月，奥巴马宣布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的驻军增加到2500人。这被视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的“宣示”。如今拜登政府又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显然是想增加其同盟体系在亚太的威慑力。因为核潜艇更具隐蔽性，作战能力与常规潜艇不在一个数量级。这样联系起来不难看出，拜登不仅继承了奥巴马的衣钵，还做了升级和强化，推行的是重返亚太2.0版。

2016年6月，被外界视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设计师的坎贝尔，出版了名为《转身：美国亚洲治理的未来》的书，呼吁美国下届政府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拜登入主白宫后，任命坎贝尔为印太事务协调员，继承衣钵的意味非常明显。而拜登内阁中的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几乎都是重返亚太的信徒。所以，拜登把战略重心从中东、欧洲转向亚太的决心，肯定比奥巴马更大。

但美国的任何战略调整，都离不开盟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中对同盟的重视一直是常态，冷战结束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新总统出访的第一站，往往都是盟国。即使对盟友非常不满的特朗普，首次出访对象也都是盟国。在这一点上，拜登没什么不同。但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对同盟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在行为上做了实质性的调整，开始带着美国同盟外交走出后冷战时代。

当年奥巴马的重返亚太，只是对美国战略资源的重新分配。而拜登的重返亚太，是对“盟友资源”的重新组合。他邀请英国一起来亚太组建AUKUS，即是最佳明证。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拜登政府联盟外交给力，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冷战期间，美国几乎是拉着整个欧洲组建联盟对抗苏联，如今拜登撇开欧盟，真实原因肯定不是不需要欧盟，而是真的拉不动。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组建俄罗斯套娃式的联盟。

目前美国国内强大的保护主义，使拜登没法谈贸易协议，想要重返亚太见效快，军事上着力最好使。

危及亚太

目前拜登政府联盟外交的调整，对亚太或印太地区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调整过程中体现的焦虑感，使得负面影响更加凸显。“潜艇风波”事件闹出的向盟友捅刀，就是例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之所以不透露风声，主要是担心法国为了挽救潜艇订单而从中作梗，无法确保AUKUS“响亮”地诞生。毫无疑问，与单纯的军火订单相比，拜登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战略。尤其是在阿富汗灾难性撤军后，拜登政府急迫地想在亚太显示存在。

而这种“存在”，却是以军事打头阵。从广义上说，这种联盟外交调整，客观上在把亚太国际关系军事化，把亚太的“发展议题”拽向“安全议题”。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更突出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军事上的实质性动作幅度并不大。特朗普钟情于打贸易战，对贸易协议不感兴趣，军事上主要是施压盟友多交保护费。目前美国国内强大的保护主义，使拜登没法谈贸易协议，想要重返亚太见效快，军事上着力最好使。

更为直接且“可见”的负面影响，是核扩散与军备竞赛。如果核潜艇协议得以落实，那么澳大利亚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印度之后，第七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虽然美英澳声称，提供给澳方的核潜艇上将不搭载核武器，但是这个表态有多大约束力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即便不搭载核武器，装备了核潜艇的澳海军实力的跃升，也会成为周边国家跟着强军的催化剂。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在与莫里森通电话时就提出了担忧，称美英澳同盟可能成为“引发印太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催化剂”。9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此事时说，“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再次证明他们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采取‘双重标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