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多第三任期：少数党执政困局未变

2021年9月22日，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后的第二天，特鲁多没有接受大量的访问，也没有公布内阁调整或重开议会的计划。这场被称为“回到原点”的大选，耗费了加拿大纳税人超过6亿加元，却几乎没有对任何重大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大选后，特鲁多面临党内和反对党的双重质疑，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的难度也将增加。换言之，提前大选并没有缓解特鲁多的执政压力，反而带来了新挑战。

一场仓促且沉闷的大选

自加拿大疫情暴发以来，特鲁多的民望不断攀升，出现了所谓的“聚旗效应”，即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能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很高的支持率。

特鲁多希望利用疫情中形成的优势，来重夺议会中的多数党地位，摆脱对其他党派的依赖。然而，“聚旗效应”是有时限的，在危机解除后不但可能无法维持原有的高民望，还可能由于财政赤字等原因导致支持率的滑坡。因此，自2020年12月疫苗接种逐渐铺开后，特鲁多政府就不断暗示将考虑提前大选。

2021年8月15日，在加拿大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60%，成为全球接种疫苗最广泛的国家之一后，特鲁多宣布提前大选。此时，自由党的民调支持率为35%，超过保守党6个百分点。

虽然反对党提出疫情下的大选面临场地和人手不足的问题，但特鲁多仍选择了36天的法定最短竞选时间，显然是为了速战速决。特鲁多被问及最多的是—“为何要在疫情中提前大选？”特鲁多的回答是：需要讨论如何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复苏经济。

然而，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与辩论中，六个参选党基本是自说自话，并没有聚焦于任何核心议题。对于特鲁多提出的如何应对疫情及复苏经济，实际上只有人民党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即反对强制接种疫苗、反对疫苗护照和反对各种社交限制。新民主党在主要政纲上与自由党一致，保守党也通过调整不断向自由党靠近，魁人政团则专注于凸显魁北克特殊性的议题。各党派间未能形成对话，无法吸引选民关注，这是导致本次大选投票率接近历史最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次大选的结果与选前分布基本一致，其中自由党增加了1个席位（至158席），保守党减少了2个席位（至119席），新民主党增加1席（至25席），魁人政团增加2席（至34席），绿党维持2席，人民党未得席位。

然而，这场大选付出的代价是耗费超过6亿加元，议会停转超过36天，1500多万选民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出门投票。为此，反对党将在议会重开后，公开质询特鲁多提前大选的动机，谴责其为一己私利凌驾于国家与民众利益之上。

即便是执政党内，也酝酿着对特鲁多的不满情绪，认为其在错误的时机发动大选，有损自由党的政治声誉。部分议员提出由副总理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取代特鲁多担任党魁。

大选后的加拿大政局变化

从选票分布上来看，2021年大选基本维持了加拿大政治版图的原有形态。自由党的票仓仍在城市带，选民收入水平略高于全国中位数，少数族裔占比更高。保守党的选民大多来自中低密度人口地区，收入水平在所有政党中最高。新民主党与绿党的选民，在地区分布上更为平均，其中新民主党选民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虽然政治版图未变，但从加拿大政局来看，本次大选仍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自由党的票仓仍在城市带，选民收入水平略高于全国中位数，少数族裔占比更高。保守党的选民大多来自中低密度人口地区，收入水平在所有政党中最高。

其一，加拿大迎来了少数党政府时代。自1962年以来的20次联邦大选中，有10次产生了少数党政府，比例为50%。但2004年至今，7次大选中有5次产生了少数党政府，比例提高至71%。本次大选中自由党虽然获胜，但只获得了33%的普选票，为加拿大获胜党中的历史新低。

近年来频频选出少数党政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加拿大左右翼政党的政治取向趋同，中间偏左路线成为大部分政党的选择；二是分票现象突出，左翼的新民主党和绿党分去了自由党的部分选票，而人民党则吸引了部分原本投票给保守党的极右选民。因此，虽然特鲁多提出考虑在18个月后再次发动大选，但夺得多数党地位的机会值得怀疑。

其二，右翼政党的兴起值得关注。虽然人民党最终没有赢得任何席位，但其获得的普选票大增。2019年大选中，人民党只获得了1.6%的选票，本次得票则超过5%，意味着其支持者超过80万人。

人民党是由前保守党内阁成员伯尼尔（Maxime Bernier）在2018年建立的右翼政党，并且在全球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和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该党的政纲包括：削减新移民数量、反对严格的防疫措施、反对减排政策。人民党的部分支持者对特鲁多充满敌意，在一次竞选集会中甚至向他投掷碎石。

落败后，伯尼尔发表演讲称：“我们并非一个政治性党派。我们是一场运动，当下我们正开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极右政治势力在加拿大并非完全没有土壤，若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结合外部环境压力增大，人民党或其他右翼政党仍可能在下次大选中获得席位。

其三，转型失败的保守党将走向何方？

艾林·奥图尔（Erin O’Toole）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竞选策略，提出重返“进步的保守主义”。奥图尔几乎复制了戴维·卡梅伦领导的英国保守党在2005年的竞选策略，即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争取年轻人与少数族裔选民。奥图尔称，他领导下的保守党是性少数（LGBTQ）社群的盟友，会支持碳税等气候变化政策。竞选过程中，奥图尔甚至临时改变了保守党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愿意保留特鲁多政府提出的控枪法案。

奥图尔的转型策略，在竞选初期起到了明显作用，保守党的民调一度超过自由党。但转型最终无法逆转议席上的劣势。原因之一是，保守党的转型虽然吸引了部分中间选民，但同时导致了一些右翼选民的流失；之二，奥图尔在竞选过程中不断修改政纲，让选民有政治投机主义的观感，难获信任。大选后，奥图尔将面临党内的严厉质询。无论他是否留任，保守党将走向何方都是未知数。

其四，自由党的执政将继续受多方制约。预计自由党不会与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因为自由党距离多数仅差12席，其只需争取新民主党、魁人政团或保守党中任一方支持，即可通过法案。通常来说，特鲁多会寻求新民主党的支持，因为两党的政纲更为接近。然而，无论是政纲更为接近的新民主党、魁人政团，还是分歧可能进一步扩大的保守党，都将继续对自由党的执政形成制约。

保守党接下来，将围绕对外政策和财政赤字问题攻击特鲁多，要求特鲁多更紧密追随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加速与中国“脱钩”，紧缩政府支出等。而新民主党将推动开征财富税和奢侈品税等一系列针对富人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影响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魁人政团则要求政府加大对魁北克省的联邦医疗转移支持力度，在上调老年保障金10%的同时扩大受惠人群。这些支出将耗费超过300亿加元，进一步加重特鲁多政府的赤字压力。

大选后的中加关系前瞻

特鲁多在竞选政纲中提出，将发布全新的亚太战略，深化与地区内伙伴的外交、经济与防务关系。新的亚太战略，相信会是传统的贸易多元化战略的升级版，将经贸与政治和安全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自2015年上台以来，特鲁多致力于推动与中国、印度、日本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希望通过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来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虽然中加关系自2018年12月后一路下跌，但双边贸易在经历小幅波动后仍维持了上涨势头。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加贸易在2020年同比增长3.4%。其中，加拿大对华出口额为251.6亿加元，同比增长8.1%，当中铁矿石和猪肉出口增长接近100%。同时，加拿大从中国的进口需求也随着经济复苏逐步增加。2020年，加对华进出口占其整体外贸总量的比例创历史新高。

美澳英三国安全机制将加拿大排除在外，除了考虑到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有限等客观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加拿大“忠诚度”的怀疑。

上述这种“政冷经热”状况，是双方在多番较量后形成的局面。加拿大方面认为，中国在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时发生贸易摩擦的情况下，对加拿大特定大宗商品的替代选项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认为自身在政治上的强硬，并不会对中加贸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虽然中加关系最近有了新的转圜契机，但自2018年12月以来由两国经贸与政治摩擦所产生和积累的负面民意，难以在一夜之间扭转。更重要的是，美国因素仍是制约中加关系的关键。除非中美关系大幅改善，否则中加关系“政冷经热”的状况大概率会持续下去。

特鲁多政府新的亚太战略，还受到另一重大事件的影响，即加拿大被排除在美澳英新成立的三边安全联盟（AUKUS）之外。对于一直将与英美的“特殊关系”作为重要战略资产、曾经参加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的加拿大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美澳英的新安全机制提出，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以及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展开多边合作，这实际上非常契合加拿大的需求与优势。

一方面，加拿大有对于研发和建造核潜艇的需求。早在1987年6月发布的首份《国防白皮书》中，加拿大军方就提出了采购10艘攻击核潜艇的计划。然而，由于美国公开反对以及冷战匆匆结束，计划被搁浅。在2017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加军方再次提出核潜艇对于保卫北极领土的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加拿大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领域拥有相当雄厚的技术积累，是其引以为豪的科技优势。

因此，美澳英三国安全机制将加拿大排除在外，除了考虑到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有限等客观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加拿大“忠诚度”的怀疑。例如，在华为5G建设问题上，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中唯一一个尚未明确表态的国家；在新疆问题上，特鲁多及其内阁成员在议会涉疆议案的投票中集体缺席。

因此，迈入第三个任期的特鲁多政府将面临新的抉择：是否需要为了加入美澳英机制而更紧密跟随美国的对华政策？笔者认为，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加拿大，很可能会为留在核心盟友圈而在一些领域采取更激进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