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啊,小虾
作者: 姜雯
和朱天心聊天的感觉是,好萌。
9月14日,我来到朱天文、唐诺这一家人“打游击”式写作的咖啡厅。玻璃窗外,先看到“大胡子”的唐诺,几张手稿摊在桌上,打过招呼,他说:“朱天心在前面。”
朱天心和朱天衣坐在同一张桌子,关于“朱家三姐妹”的故事,看了听了太多,见着了本人,总难免抖出心头的资料库:眉宇之间,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老照片里,大姐朱天文古典沉静,二姐朱天心透着一股机灵,妹妹朱天衣随性飘逸。朱天心圆脸、大眼睛,果真和照片里差别不大,讲话的声音实在是好听,让人忍不住想唤一句:你好啊,小虾。
朱家是“文学世家”:父亲朱西甯是小说家,祖籍山东临朐,著有《七对怨偶》《八二三注》等作品;母亲是小说家、翻译家,祖籍苗栗,曾译过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日本文学名家的著作;姐姐朱天文著有《荒人手记》《巫言》等作品,被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誉为“张派传人”,也是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妹妹朱天衣亦著有《旧爱》《青春不夜城》等作。
朱天心于1958年3月出生于高雄凤山,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7岁即出版《击壤歌》(“小虾”即是书中朱天心对自己的昵称),出版头五年销售30万本,此后更是笔耕不辍,著有《方舟上的日子》《想我的眷村兄弟们》《猎人们》《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猫书”散文集《那猫那人那城》简体版于今年8月在大陆出版。朱天心的先生唐诺和儿子谢海盟皆是作家。
我总以为“在咖啡厅写作”是一件很文青的事,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文学世家”缺书桌。
“起码我没有书桌。”朱天心笑着说,“唐诺的书桌被他所有东西淹没到不堪使用,我那书桌被海盟的东西慢慢淹没到不堪使用。一些小稿子我就在楼下的餐桌上写,但家里很多猫,你写一个字它就捞一个字。我是手写,所以每次你写出一个字来,它就以为是蜘蛛,捞一个再捞一个,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在上面。”
说朱天心让人觉得萌,不仅是她说话的调调很好听,她言谈间有许多妙趣横生的形容,例如“猫咪捞字”,想着那画面,就心头一暖。
人族与猫族
朱天心是双鱼座,心热手也热,常年来一直关切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然而,民间团体撼动社会体制往往是缓慢且艰辛的,而“动保”则是朱天心一个成功的“小革命”。
更明确一点说,是流浪猫的TNR(Trap Neuter Return)—诱捕、绝育、放回原地,是一种以人道方式管理和减少流浪动物的方法。
时间推回到2003年“非典”时期,朱天心和一群朋友发现,街头突然出现大量猫咪“婴儿潮”。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时候民众还不知道病毒的传染途径,无端把这平时家里那么疼的猫先丢出来。因为猫咪都未做绝育,所以一下子多了许多小猫崽。
“非我族类,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变得小气自私起来。”那么多猫,就算好心人收养,也差不多到了饱和的状态,朱天心家“猫口鼎盛”时期,就有20只猫。于是她就和朋友看国外资料,比较进步的国家或城市怎么对待流浪动物,于是便开始试行TNR。
朱天心形容,应该在源头把“小龙头”(未绝育的流浪猫)关掉。若是在大自然,人不需要妇人之仁地去干扰或介入,然而在城市,朱天心看过猫各种各样的死法:“车撞有时候是‘最好’的一种,我每次都把它想象成,在非洲大草原遇到它的天敌,跑得更快,它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就走了。而有的猫,被毒杀、被人用热水泡,没死也一塌糊涂,有些人就是不要看到它们。”
继《猎人们》之后的这本“猫书”《那猫那人那城》,朱天心说这本书的重点还是“那人”。
在当时的台湾,甚至还没有“动保处”,只有“防检局”,顾名思义对动物有着一股“戒备”的味道,而当时对待流浪动物的政策是—捕捉以后7天没人认养就扑杀,等于是借公部门之手杀生,人们看不到就当作没发生。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落后的方式,也是一种很糟糕的生命教育。就等于是在向下一代展示,生命是有等级、有贵贱差异的,没有用的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扑杀)。那么老人们、弱的人、缴不起税的人,这些人是不是我们都不要理会,放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觉得在聊动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展示(一种价值观)。”
2003年朱天心和一些朋友开始有系统地做TNR,后来“防检局”的处长看到了,他说服了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马英九便批了“试行”的公文。然后朱天心和志工们就在台北市街猫最多的两个里“铆起劲做”。
“猫到了求偶的时候,它们在唱甜美的情歌,可对人族来讲,不解风情的人觉得它们吵死了。然后还有打斗,或动不动附近的居民掀开洗衣机,一窝小猫在里面。做了绝育之后,这些抱怨的理由大概率都不会发生了。”
TNR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候诱捕一只聪明的猫,最多会花上15个晚上,提着个笼子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等猫。猫抓到了,人们觉得好棒啊猫走了,等绝育完放回去,人们又不解:怎么又放回来了?此时朱天心就要一遍一遍重复同样的话。
还有在台风天里喂猫,穿戴得再严密,一出门就被哗啦啦当头浇一身,不能偷懒,朱天心说很像庄子的“尾生之约”。“我觉得一些猫就是尾生,这是它一天唯一的一餐,你只要想到街灯下的一个剪影,或是车底下的亮眼睛,不管台风还是寒流,就还是要去这一趟。”
继《猎人们》之后的这本“猫书”《那猫那人那城》,朱天心说这本书的重点还是“那人”。“在动保界我碰到的个个人都充满了传奇故事,他们在我眼里各个都是英雄。他们实在埋头做事到无法抬头,我很想他们被知道。”
当然,还有那些街猫们,来这世间一场,当该被记得。
眷村与小虾
《击壤歌》出简体版时已是2010年,与它在台湾问世时相差了33岁。当我这一辈80后读到时,青春的盛夏早就快要进入秋凉时分了,虽然是不同的时空背景,但青春的激昂、青春的忧愁、青春的壮阔、青春的逼仄,那又是一种共通的情感。如今,这本书每年在台湾还会再版,大陆友人家的高中生读了,甚是喜欢。
随手翻过,那些青春洋溢的句子都还是烫手又烫心,小虾说:
“我从小就怕热闹,现在也依然,因为热闹之后必有冷清,它们格外的会令我感到人生如梦。”
“眨眨眼睛,我觉着累了。西门町是一片Lobo的歌声,但是我也曾听过蝉鸣声;中华路上是一片车子的废气,但是我也曾经嗅到过橘红玫瑰的香甜。但是又怎么样呢?青春有时是件累人的事。”
“我怕富贵荣华一梦,更怕仍爱此梦太分明。”“美到了极点时,总带有一份无常的可怕。”
朱天心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其实在《击壤歌》中就能看出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某种精神和社会风貌。在台湾,“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等各种标签是能把人钉死的。
“我觉得族群的大旗一挥,大家都各自站队。为什么我说这个不道德,因为你不喜欢的工作可以换,不喜欢的长相可以整容,但省籍是改变不了的。从此整个社会就像是玻璃桌破了一个口,会慢慢在你不察觉的时间岁月中裂成你无法辨识的图像。”
因为要拍“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的纪录片《愿未央》和《我记得》,朱家三姐妹翻出了旧相簿、父亲当年的来台日记等。1949年,知识青年朱西甯从军,去台湾受训。搭船来到这座岛屿,车还没过台北,有人下月台买了份报纸,头题就是“南京陷落”。啊,再也回不去了。
当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才两年,当地人对外省人都是冷漠且疑惧的,但是怀着一腔热血的朱西甯还并未懂得这些。当时朱天心的母亲是和她父亲私奔的。“当时我外公讲了,谁敢跟外省人结婚,我就不如剁了给猪吃。妈妈只好偷偷跟爸爸跑掉。当时这一代人,很难被当时的在地人理解、接纳。”
滚滚时代,碾过粒粒沙尘。朱天心是见证过的。
朱天心曾经和王安忆聊起“眷村”,王安忆以为类似于大陆的“军区大院”,其实不然。眷村住的是中下级军人,大多盖在城市边缘的坟墓山边或是废矿区,都是偏远、没人要去的地方。朱天心前期住在板桥浮州的村子,就被一场大水整个淹掉。
而将领们住在城市中心地带,有的是旧时日据时代留下的日本房子。那时候门一开,就是本地人的世界,跟本地人买菜、跟本地人当同学,自然而然就融入了本地社会。但眷村是封闭的,自成一格,很难与当地社会融合。

“我们隔壁可能住着四川人、湖北人,一到晚上,他们讲的都是故乡的事情,比赛吹牛,家里的田多大池塘多大。我们也跟着吹,拿着故宫的照片说这是我爷爷家。听得满满的都是父亲他们讲老家、乡愁这些事,所以确实,也不是全心全意在这片土地上,仿佛有另一处可去。”
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中,朱天心写道:“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而那些空气中浮动的不安,“仅仅只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
对于“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说:“我觉得其实我是很同情的。所以我写眷村的时候,不是甜美怀旧的记忆,而是不平之气多一些吧。也不是替自己不平,而是替那些老兵们。你看他们一生的际遇,有些到了90年代才结婚。很多这样的老先生,傍晚的时候,你以为他是含饴弄孙,其实带的是他的小孩,我觉得要等孩子长大好渺茫。他们住的地方,也是一塌糊涂。”
“这些人明明是跟国民党一起来的,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没享受过,反而被叫成既得利益者、统治阶层,我非常替他们不平。有人觉得我写的眷村好可怕,其实我觉得多少是替他们不平的意思。”
我又想起书里那句话,仿佛是一种悲戚的呐喊:“所有的男孩们都哪里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
滚滚时代,碾过粒粒沙尘。朱天心是见证过的。
在岛屿写作
在书市萎缩、纯文学式微的年代,何以坚持写作?这是我对每个作家都有的好奇。
朱天心的答案是:“我想证明恐龙还活着吧,更确切说,应该是濒危动物。这意味着你只要活着就还在写,才会让日后有些父母不需去借图鉴书、不需去Google或百度,不需去博物馆,可以直接说‘我带你去看恐龙吧’。如果有人想知道什么是纯文学,还在这。”
“很卑微。但我讲出来的时候,唐诺说你真自大。我也不晓得差距在哪里。”
她认为,如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先认清这个行业,这里与镁光灯、红毯、名声、财富都无关。但凡对这些有一丝丝追求,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等心思都纯粹了,也知道这些东西都不会有的时候,那样沉浸下去才是准备好了创作的状态。
“我始终是悲观一族。”过去的文学附带了很多功能,政治的也好、娱乐的也罢,当这些功能都被取代的时候,留下的是纯文学读者。而每一代的纯文学读者就很少,“少到跟中世纪的抄经僧侣一样,我是悲观到这种地步的。可是怎么办呢,这是你一生会做的唯一一件事,当然就做下去了。哪怕蛮族们已经在城下,但是这经还是要抄完”。
朱天心说自己的写作习惯很不好,要嘛很长一段时间写不出一个字,要嘛就是爆冲式地一两个月就写完一个中篇或短篇。朱天心最新的一篇小说,是写台湾的外籍移工和他们看护的老人,《且徐行》是这部未完之作的开篇。
台湾书写外籍移工的作品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写得好的作品又屈指可数,而有时候作品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又是件很难平衡的事。朱天心选了一个“危险”的角度,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特别的角度,将人还原为人,而人会在灰色地带游走,这灰色地带暧昧:性侵和情欲流动、剥削与异乡求生、无奈与奇幻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