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110年，未完成的革命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以镇国将军的身份出差，路过天津时，广招歌妓陪酒，迷上了名伶杨翠喜。以直隶候补道充北洋陆军统制的段芝贵看在眼里，出重金买下杨翠喜，待第二年春，奕劻在北京做寿时，将她带进京献给载振。

“巧合”的是，同年，东北建省改制，段芝贵升任黑龙江巡抚，从四品一跃为正二品。这明显的不正常提拔被人注意，御史赵启霖上书弹劾，将段芝贵购买杨翠喜赠于载振的事抖了出来，舆论大哗。

这件事情背后并不简单，有一说是，军机大臣瞿鸿机、地方实力派岑春煊进行了运作，希望借此案打击袁世凯和奕劻。民间舆论发酵，慈禧为难，勒令成立调查组彻查。

调查组下去一番调查，结论竟是全无此事，杨翠喜正在别人家服役。御史被呵斥，革去官职，朝廷并警告其他官员，不要“挟私参劾”，污蔑朝廷命官。对于仍为赵启霖说情的请求，慈禧严辞回绝。

另一边的载振却心有不安，不好高调，自请辞职，暂避风头。朝廷同意了其请求，但仍然对他的“才识稳练”夸赞了一番，最后明示他安心等待日后再次启用。瞿鸿机、岑春煊出师未捷，反噬自身，于当年相继被罢。

这场发生在1907年，被称为“丁未政潮”的风波，轰动一时，当时，“新政”已开始六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不久，预备立宪也进入筹划阶段，但这一风波对义和团运动后权威大扫的皇室再次造成不好影响，加剧了时人对朝廷的失望。

朝廷的改良调门喊得高，虽意图“纷更旧制”，于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设谘议局等方面多有作为，但整体观感和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在殷殷立宪期望中，皇族内阁出世，被看作朝廷紧抓权力愈急的丑态毕露。

民间日子也不好过，改革所需费用浩大，而朝廷欠款、借款日多，财政难以支持，摊派愈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得又厉害，贫富对立尖锐，社会情绪焦躁而愤怒。

社会各界对皇室和改革充斥着不信任，商界、学界、包括部分满人、高官在内，不满日盛，他们或寄希望于改良，或意图革命，总归是要变一变现状的。1911年5月2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致总税务司安格联一封信，其中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在这种氛围下，社会情绪易燃易爆炸。1911年的5月，铁路国有政策出台，朝廷突然宣布原本民有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引起时人震惊，抨击政策过于反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宋教仁撰文疾呼：“粤汉、川汉铁路为民有、民业者已久，固亦清廷所特许者，纵或以其路线为一国枢干，理宜干涉，亦只应明定法令速其造路之期襄其营业之法已耳。借口政策而蹂躏人民已得权利，其与杀人越货者何异？抑实施此国有政策时尤宜审量国家财政力量，苟不得良善之财源则亦不得贸然为之。”

由“保路运动”而起，争权风暴开始向其他领域扩散，并弥漫至政治方向。而5个月后，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城头响起的，在日后看来标志着辛亥革命开始的关键事件，似乎是“意料之外，事理之中”地推倒了王朝覆灭的多米诺骨牌，此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出三个月，改天换地，民国遂成。

学者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漫不经心的改革的失败所导致的不成熟的革命，不成熟的革命使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草蛇灰线，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意义是长程的，其影响波及久远，以至于今。

如今，110年已逝，当年革命者所期许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后人检讨之，能看到的应当更多。

从理念到实践，权力的再分配

辛亥革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有着根本的不同，西风东渐，现代意识输入，知识精英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廷观念，萌生了国家意识、民权意识。“天下为公。”变革由观念引领，它期望一个平权、公正，符合民主、民族、民生诉求的现代文明中国。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历史，有两类关系非常重要：中央-地方、外朝-内廷，前一类，是如何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后一类，是最高权力如何维持自身的安全。

理念走入实践，实质上要引起权力关系的变化。改革中权力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秩序能否平稳，也关乎理念如何落地。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历史，有两类关系非常重要：中央-地方、外朝-内廷，前一类，是如何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后一类，是最高权力如何维持自身的安全。这两类关系决定了国家主要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的方式。

唐毁于藩镇做大，明失于宦官当政，有清一代，皇帝勤政，于前朝教训多有注意，但清朝末年，权力格局和权力关系也不能不发生变化。

地方上，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势力崛起，并开始军事化。从曾国藩开始，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世凯，国之重臣，无不是手握重兵的权臣。实权人物拥有军队以为自己权势的依凭，中央实质上无力控制。

庚子事变时，两广、两江、湖广、闽浙在内的各省不愿对外开战，抛开北京，从权行事，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与英国公使展开活动，酝酿东南互保，慈禧冲动下与十一国的宣战，不过是一场只属于北京的孤身之战。

朝廷注意到此问题后，也着意收缩督抚权力，加强中央军权，但地方督抚和新军的关系脱离，一旦新军反叛，督抚也无力回天。以学者李细珠的研究，各省新军起义，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广西巡抚沈秉那样转向革命阵营的地方督抚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仍有效忠清廷之心，却无控制新军之力，无法镇压革命，最后自杀的自杀、被杀的被杀、去职的去职。

在朝廷，庚子事变后，中央的权力结构翻转，汉人改革派与温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击，一批年轻满族亲贵重新占据要职，但他们多盲目而无能，皇亲贵胄中最关键的两号人物，奕劻贪渎、载沣遇事不决。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写：“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一场。”三言两语中，可窥这位监国摄政王的形象。

当晚清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奕？等相继老迈去世后，朝中更罕有能人干臣。以陈寅恪的观察，同光年间朝臣中“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丁未政潮后，“南岑北袁”之中的岑春煊失势而离京养病，袁世凯入军机，朝中除他，已看不到多少有作为的人。1911年5月8日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皇族7人，被时人讥讽为“皇族内阁”，也是朝中无人的真实反映。

“追求富强”是个新理念，实则清廷所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它是拖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老迈臃肿之躯，对抗年轻的现代工业文明。

1908年，光绪和慈禧前后脚去世，载沣摄政，立马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可他依然能安然钓鱼。重新回来主持改革时，袁世凯于预备立宪非常用心，他拟撤销军机处，将内阁作为行政总机关，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两人，各部尚书是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

张謇的亲信刘厚生以为，袁世凯如此热心预备立宪，最关切的，是想借改革官制的机会，重组决策集团，掌握用人权。责任内阁制由首相组阁，各部大臣由首相推荐，他们组成中央政府后，再改革各省官制，拥护庆亲王做内阁总理，他自己做副总理，庆王老迈无能，用人之权实质上操之于袁世凯之手。

1911年11月1日，皇族内阁在起义声中集体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已是当时能左右局势的唯一关键人物。朝廷希望他与革命党谈判，革命党寄希望于他终结清廷命数。

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时说，庆亲王和其他臣工毫无主意，全交于袁内阁，务必保全她们母子性命，感激不尽。

革命党这边，元老们纵使知道袁不可信，仍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他。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宋教仁声称袁如能反正，“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孙中山也呼吁，如果能通过袁世凯实现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胜于用兵十万”。11月30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举行，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当时的局面是，权力重心落于袁世凯一人的身上，成长起来的新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地方都督，占到全国都督总数的一半，这些人，也只有袁世凯能协调控制。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生前，没有推动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政治架构，反倒不断利用手腕，瓦解了宪政安排，集权于一身，重回帝制。当袁死后，再无权力重心，力的政治取代法的约束，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在所难免。

自我反对的改革？

以学者罗志田的观点来看，辛亥革命的发生，朝廷失信于人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小政府传统下，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也没有集全国之力，应对现代战争的动员能力，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也并不鼓励国家与民争利、对外多欲。

“追求富强”是个新理念，实则清廷所面临的挑战是结构性的，它是拖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老迈臃肿之躯，对抗年轻的现代工业文明。又因为中国之大，各地一齐反应的难度很大，所以近代一直有地方自治的声音，湖南也是率全国之先主张独立自治，声势很强的地方。

模糊或者清醒中，清廷的改革举措里很多面向现代化。在遗老眼中，清朝亡国有“三妖”：新军、留学生、谘议局。直接促成清王朝覆灭的，也的确是武昌的新军起义。从这个认识来说，清廷死于自己的改革之中。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以一亚洲小国打败了庞大的欧洲国家俄国，给时人极大震惊，检讨原因，不少人认为要害在于日本是立宪政体，所以清末以来的改革，宣称以立宪为取向。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朝廷，提出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上院），变通督察院为国会（下院），另外，各省设立谘议局，作为官民合议机构。其后，袁世凯提出更完备的方案。

当谘议局真正要落地的时候，地方督抚多持观望态度，揣摩朝廷意图，立宪派活跃的地方，谘议局便有推进。谘议局第一届会议时，浙江巡抚增韫对其赞誉有加，上奏称“自开会以及闭会，其间秩序井然，实能共摅忠爱，以图富强之基”，但后来和谘议局产生争执后，再次上奏已是另一种态度：“我国向无此制，议员胸中茫然，尚不知何者为应议之事。”没有公共讨论的传统，立宪的根便无从生长，需要时间培育。

立宪的问题没有在清解决，也没有在民国真正解决，宋教仁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其实，指望通过立宪来解决庞杂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经济问题，也的确期许太多，它所能解决的问题本就是有限的，主要是权力的制约，至于民族自立、民生改善问题，以及其他现代国家生活所需要的制度，还有很多很多，其中一些，从清末就开始做了。

在遗老眼中，清朝亡国有“三妖”：新军、留学生、谘议局。直接促成清王朝覆灭的，也的确是武昌的新军起义。从这个认识来说，清廷死于自己的改革之中。

比如为建立全国性的财税体制，清廷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内容包括：清查地方财政状况，编制全国财政预算案，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旧税，开征新税，进行国地税划分的筹划；设立银行，改革币制，建立近代审计制度等。这些改革内容，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其财税改革思路也延续到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