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匠心裁剪岁月华章

“一个宁波老法师，加两个红帮裁缝，一把扬州剪刀，我阿宝就变成了宝总。”在电视剧《繁花》中，游本昌饰演的恩师“爷叔”，请红帮裁缝为胡歌饰演的阿宝量身定制多套讲究西服，阿宝从穿蓝色制服的工人被改造成西服革履的“宝总”，是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场景之一。“穿针引线、大变宝总”的红帮裁缝也随之火出圈。

发祥于宁波的红帮裁缝靠着一把剪刀、一个熨斗、一卷皮尺闯天下，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出版了第一部服装理论著作，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五个第一。“红帮裁缝以其逐渐形成的群体力量，担当起中国近现代服装业的主力军，引领中国服饰转型，振兴民族服装业，并以高超的西服制作技术，带领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服装业迅猛发展，推动了区域服装业的繁荣。”红帮文化研究专家、教授刘云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海派西服、中山装和改良旗袍是红帮裁缝中西合璧的三件代表作。

代代相传

“红帮裁缝的兴起，是在鸦片战争后。”刘云华说，“‘红毛’最初是对荷兰人的称谓，后来泛指西方人。上海作为当时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不少宁波本帮裁缝在上海为外国人缝制西服，‘红帮’之名由此而来。”

最初，红帮裁缝基本为宁波人，随着宁波人将这门技艺传授给更多人，后来掌握红帮技艺的其他籍贯裁缝也被视作红帮群体。

“红帮裁缝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迅速在全国各开埠城市拓展西服市场。在20世纪上半叶，他们开创了一个辉煌的西服王国。”刘云华说，“20世纪50年代，他们转战香港、台湾等地，大力推动了港台地区服装业的发展。”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西服店是‘红帮裁缝’先驱之一江良通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和昌号’。”刘云华说。如今，江良通侄孙，现已90岁高龄的红帮老艺人江继明仍居住在宁波家中。老人虽行动不便、表达迟缓，但头脑依然清晰。刘云华是江继明的弟子，由江继明亲授红帮工艺秘诀，成为第七代红帮传人。此次采访中，在江继明家里，刘云华补上了延误10年的拜师仪式，并将新著《红帮服饰文化研究》赠予师父。

1947年，江继明13岁，到上海培罗西服店当学徒。江继明聪明、好学，又肯吃苦钻研，几年间就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专业裁缝师傅。1960年，新中国第一个服装裁剪培训班在上海开班，120人参加的期末考试，他名列第一，被授课教师、红帮第五代传人陆成法招入门下，成了红帮第六代弟子。1975年，江继明从上海返回老家宁波，后成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

江继明最重视的是教学。或许是当年受旧时代师傅“留一手”的苦太深，他总是尝试将自己的经验广泛传授给他人。他常对学生说：“新中国成立前，我想学手艺，都得偷着学，现在条件这么好，你们一定要好好学。”

“20年前，江老师是这些长者里面最年轻的，也是他给我演示红帮手艺，令我得到大量一手资料。现在，江老师成了年纪最大的红帮老人。”刘云华说。历经百年起落，现在老一辈红帮裁缝已寥寥无几。研究红帮裁缝20年，眼见走访过的红帮老人从侃侃而谈到身坐轮椅，看到他们消失在岁月的烟云中，刘云华心痛不已，只能将这些鲜活的生命记录在自己的著作中。

高级定制

宁波孝闻街40号梵梵洋服的橱窗前，摆满了穿着西服的人体模特，推门进店，两边的衣橱挂满了顾客定制的西服套装。

与通常所见的西装不同，这里每件西装左领的驳头上都有一个精致挺立、边界清晰的手工插花眼，也叫驳头眼。电影《教父》中父亲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胸前的那朵红玫瑰就别在插花眼中，而不是西装口袋里。精致不止于此，翻开领子，领后还有为了固定花茎带有松紧的袢带。

“如果看到用米兰眼这样的传统手工方法制作的插花眼，意味着这很可能是一件优质男士定制西装。”红帮裁缝传承人、梵梵洋服创始人袁伟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缝制一个米兰眼通常需要半小时左右，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但人工锁扣眼跟机器相比，手感更柔软舒适，视觉更立体。

“高级定制最重要的不是做工精细，而是要做到位，也就是量身定制、合体修身。女装旗袍的关键在胸，男装西服的关键在腰。西服腰线提高几公分，就显得下身长上身短好看。好的西服一定要服帖，穿上以后立体饱满，不能是个平面。”袁伟浪说。

“海派西服、中山装和改良旗袍是红帮裁缝中西合璧的三件代表作品。”刘云华认为。

为达到合体效果，高级定制必须先做样衣，让顾客试样，试样通常分“毛壳”“光壳”两次，难度大的甚至需要四五次。据袁伟浪介绍，一套西服的定制周期，通常需要一到两个月，价格从每套七八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红帮裁缝技艺精湛，学艺之路却不易。1967年，袁伟浪出生于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袁家岙村。70年代，他母亲虽已年过三十，但是心灵手巧，裁缝活一看就会。她先跟一位从上海返乡办缝纫培训班的红帮裁缝学习了一个月，随后又自学戴永甫所著的《D式服装裁剪兰图》。

戴永甫是出生于宁波鄞县（现为鄞州区）的著名红帮裁缝，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Ｄ式裁剪法，开创了服装裁剪技术领域袖系理论先河。1982年，集其研究大成的《服装裁剪新法——Ｄ式裁剪》一书问世，８个月内重印了４次，风靡一时，惠及无数有裁缝梦想的人。

袁伟浪母亲凭借精湛的手艺，逢年过节时常被别人请到家里做衣服，成为“拎包裁缝”。夏衣简易，只需一天，冬衣则需两天。年幼的袁伟浪从13岁开始，就开始帮忙并跟着母亲学习裁缝技艺。

“那时候流行的是中山装、青年装，不做西服。所以，我们除了西服不会做，其他都会做。”袁伟浪说。

顺应潮流

西装的普及反映了人们对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渴求。1984年，西装市场供不应求，通过承接上海溢出的西装订单，奉化成为全国著名的服装之乡。

1986年，袁伟浪家也开了一个小服装厂，有十几名员工。村里没有人会做西装，从上海的服装公司请宁波籍的红帮裁缝来厂里担任当家师傅，这是当时常见的模式。袁伟浪家请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首席服装师蒋官升。祖籍奉化的蒋官升十几岁就去上海当服装学徒，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给当红演员郭凯敏、张瑜制作戏服。

1988年，由于市场快速饱和及竞争加剧，缺乏资金实力更新设备的小服装厂逐渐被淘汰，经营仅两年的袁伟浪家工厂关闭。

同时，另一批规模较大、管理规范的厂家则逐渐壮大，雅戈尔、杉杉、太平鸟、罗蒙等服装巨头在宁波开始崛起，常年位居销量榜前列。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红帮裁缝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大展拳脚。

另一批规模较大、管理规范的厂家则逐渐壮大，雅戈尔、杉杉、太平鸟、罗蒙等服装巨头在宁波开始崛起，常年位居销量榜前列。

工厂没了，袁伟浪灵机一动，决定到奉化开店。由于做工好，款式新，当时奉化效益最好的3家企业食品厂、皮革厂和面粉厂的职工都来找他做衣服，80%是做女装。一件衬衫加工费3元钱，他每天做5件，月赚近500元。当时工人的月薪也才80元。

1991年6月，袁伟浪的大伯母从上海来宁波，告知他上海一件衬衣的加工费是10元。巨大的价差令袁伟浪当年8月就去了上海开店。在上海，做西服的人明显增多。这时，袁伟浪月赚2000元，而工资相对较高的宝钢工人月薪是200元。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繁花》剧中人物阿宝旁白道。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20世纪90年代真是服装行业的黄金时代！”袁伟浪说，当时，他隔壁邻居玩股票，天天去证券公司“上班”，下午三点多就回家了，买最好的面料找他做西服，通常80元工费，邻居给100元。

1992年，袁伟浪本着宁波人“年轻时就要多跑跑码头，见见世面”的理念，他关了上海店，前往深圳。当时，香港的服装定制顾客以欧美游客为主，汇率差使他们热衷于定制衣服。通常，香港店面在接单量体后，最多做一点裁剪，就交给背包客送到深圳，由袁伟浪这样的裁缝做好，再由背包客带回香港交付。

一年后，袁伟浪被指定为工厂的当家师傅，月赚4000元。

1996年，袁伟浪的大女儿出生，他决定回奉化开设一家高端定制店。凭借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精湛手艺，很快赢得了众多高端客户的青睐。

2000年，他敏锐地意识到，女款时装定制的红利期快结束了，男式西服定制的时代来了，迅速到宁波开了这家梵梵洋服。

2006年，宁波市首家国际高端品牌酒店——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开业。第二年，袁伟浪在该酒店开设高端定制店并投入百万元进行装修，又远赴香港谈下了意大利杰尼亚（ZEGNA）品牌面料的合作。

“我认为，从那时开始，中国才真正迎来了高端定制时代。经济蒸蒸日上，5万元、10万元一套的西服订单屡见不鲜。”袁伟浪说。

2021年，“奉化红帮裁缝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在定制服装的多年实践中，袁伟浪仔细观察顾客的体型特点，结合其个人喜好和需求，给出专业建议。他研究每年新发布的面料，因为面料的变化会直接带来工艺、设计的变革。除了紧跟时尚界的最新动向，洞察社会潮流也是红帮裁缝的功夫。近几年，人们更追求舒适休闲，袁伟浪开始用亚麻等面料制作更为轻薄透气的西服。

今年57岁的袁伟浪依然保持着宁波人闯世界的精神头。“看看能不能把连锁店开到加拿大、美国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