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之间

2022年寒假，是“双减”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寒假。破立之间，教育新生态已全面呈现。

2022年伊始，教育部印发的第一份重要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通知呼吁，给予孩子留白时间，关注孩子自主发展、亲子陪伴和身心健康，开展丰富多彩的寒假活动和节日体验活动，给孩子发掘自身兴趣和了解社会的机会。

按照“双减”工作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不能在寒暑假、双休日、节假日开展培训。2022年寒假是“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寒假，怎样让学生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对学校、家庭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

到各类研学基地参加活动、完成学校布置的创新性、实践性假期作业、参加社区年俗活动、帮父母做家务……许多中小学生感受到了“双减”政策给寒假带来的全新体验。

“评价孩子不能只有成绩维度，还有兴趣爱好、天赋感知、心理健康等很多方面，学生在学校就好好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在假期就好好休息。”一位北京海淀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在寒假期间制定了家庭每日阅读、运动打卡表，“为了让孩子养成终身学习、自我管理的习惯和能力，我们家长参与，做好表率，一起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刚刚经历秋季学期课后服务摸索与创新的教师们，寒假也没闲着。

北京朝阳某小学数学教师利用寒假时间总结上学期自己开设的“最强大脑”“扬帆起航”教案，针对春季学期的教学安排修订升级。兼任班主任的她，寒假里排满了和家长互动安排，因为“要从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等多维度进行家访”。

中国社会对减负不陌生，相关话题隔几年就会成为热点，但前些年的减负工作成效并不理想。

“减负”前传

仅仅在一年前的2021年寒假，中小学生的假日主题还是“补课”。学生们忙报班，家长群里弥漫着择校的紧张情绪。比起学校课堂，大家更在意校外竞赛与超前学习。“教育焦虑”成了大面积“传染病”。

“学业负担问题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分析。

负担过重带来“教育焦虑”由来已久，久到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早在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就发出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减负令。

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全面变革。“为了输送更多生源进入大学以彰显教育成果，部分地区和学校毕业班只抓智育，大幅度增加学生负担，学生疲于应付。”张旭说。

2001年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重要的时间节点。伴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推进，应试导向带来的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越发凸显。当时的一项义务教育课程调查发现，有的地方一周的课时竟高达58节。

2013年，教育部颁布了被当时舆论称为“史上最严”的减负新政——《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在入学政策、作业规定、考试要求、补课现象及其他内容 （主要是体育锻炼时间）等方面提出了细致明确的要求。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又发布《关于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俗称“减负十三条”），校外培训机构整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据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统计，从1955年到本轮“双减”政策之前，国家发布的关于教育减负的文件多达14个。

“负”为何减不动

中国社会对减负不陌生，相关话题隔几年就会成为热点，但前些年的减负工作成效并不理想。张旭认为，学业负担与升学压力、择校热、培训机构商业逐利等因素都有关，但这些因素不足以完全解释学业负担过重的成因。“还存在另一些制度性成因，那就是学历文凭在社会筛选机制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筛选机制主要在干部制度、招工制度、户口制度等社会重要制度中体现出来”。在这样的筛选环境中，升学和择校压力转化为学生的学业负担就难以避免，校外培训产业也就有了发展土壤。

2013年的“减负十条”对小学生在校时间和课外活动均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在校时间缩短，应试导向的学业负担并没有减轻，学生3点半放学后的时间逐渐被培训机构占据。

薛海平团队多年跟踪调研的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学生的课外补习已从早期的“补差”型为主过渡到“培优”型为主，即学校质量越好或成绩越好的学生更热衷于参与课外补习。

其中，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最高，达到56.1%;其次是地级市，50.9%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示范和重点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35.3%，显著高于普通学校的21.3%。父母文化程度水平越高的家庭，孩子参加课外补习比例越高。特别是母亲学历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家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高达75%。

校外培训逐渐成为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消费的主要开销之一。2014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总支出就已高达1083.77亿元。校外培训产业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城乡和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初衷。

此后，新一轮减负的重点转向管控校外培训机构。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以应试和超前教育为导向、与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全面整治。

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化校外辅导专项整治。

相关数轮针对校外培训的“单打”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明显。学生学业压力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都没有实质性减少。教育部调查发现，现实情况与国家要求的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1小时，初中书面作业平均时间不超过1.5小时的减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力度速度，前所未有

“过重的学业负担不仅强化了应试导向，导致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越来越严重，还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特点，严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薛海平分析。

2021年上半年，校外培训机构的路越走越偏，低价营销、广告满天飞、超前教学、乱象频出，整治校外培训的政策开始趋于严厉。当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当天，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发布文件，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学费及存管问题，明确要求采用银行存管模式开展资金监管。

2021年6月，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发布，教育部将“双减”列为2021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配套文件连续下发。

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引发全社会极大关注。

“拿校外培训监管司成立来说，从启动到正式批准成立时间很短，打破了常规，可见中央对‘双减’工作的支持力度。”薛海平介绍。

2021年11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给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明确了认定标准。

2021年，文博（化名）的日子并不好过。创业一年多，他和朋友合伙在重庆开了一家学科类校外培训，刚有点知名度，就遇上“双减”。从申请转成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到近期拿到相关证件，近一年时间，他们没有再招新生。

校外培训逐渐成为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消费的主要开销之一。2014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总支出高达1083.77 亿元。

“在规定时间消课，晚上不超过8：30，周末节假日不上课，一节课45分钟，一次两个课时也就是1.5小时。申请转成非学科培训，预收费不能超过3个月，学费全部资金监管，我们一切工作都在政策允许之下推进。”文博说。

跟文博一样，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他们中的大多数离开行业，留下的还在奋力寻找新出路：转战出海、研学、成人教育、素质教育……“双减”政策落地半年，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4.1%，留下来的机构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

2022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公布的非营利性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增至10家，包括乐学东方、猿辅导、希望在线、作业帮等。

各地区各城市也纷纷上线配套新规。

北京市建立了预付费资金监管机制、加强办学许可证管理、明确办学培训的规范标准，并建立专门管理平台，实现资金、学生、教师、课程、机构“五个管起来”。

江苏南通创建“双减”工作监管与服务平台，集成校外培训机构监控视频，融入南通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系统，打通市场监管、民政、公安、教育等数据库，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证照变动、在职教师到培训机构兼职、培训机构超时办学等情况进行实时预警，实现对机构24小时全覆盖监管。

2022年，领到新牌照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回归公益属性，成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但怎么补充？发挥怎样的优势？还需进一步探索。

2021年12月，北京市教委官网公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的通知。通知提出，北京市将建设教师在线辅导云平台，为学生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问答中心、微课学习四种形式在线辅导。

官方直接下场，培训机构未来还有空间吗？从学科类转向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引导他们找准新定位，发挥实际的补充作用，这成为“双减”带来的新课题之一。

教育主阵地回归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认为，教育需要秩序，“减法”破除了旧秩序，还需要做“加法”建立新秩序。

要读懂“双减”文件，首先必须领会16项“加法”，而这些“加法”首先要发生在校园内。

学校做“加法”，必须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教育焦虑”。学校要让每个学生在校内能够学得会、学得好、学得足，统筹校内校外教育资源和课内课后两个时段，围绕“作业辅导+社团活动”框架，将“作业辅导”与“实践参与”“个性成长”“特色培养”有机结合，提供菜单式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自愿选择，切实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满足学生和家庭多元化教育需求。

教师做“加法”，就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努力做到“减负不减质”“减负不减责”。教师要让课堂教学回归国家课程基准线，对学生有个性化的关注与支持;要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拓宽知识广度，切实提升课后服务水平;要控制作业总量，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系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基础性作业以及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双减”文件发布后，各地教育部门和教研机构高度重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建立了一批教学改革示范区、示范校。学校更加重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善教学管理规范，99%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