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语,大学毕业了
作者: 王剑英4月15日,22岁的小语发了份快递给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里面有刚填好的《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实习见习补贴申请表》《单位鉴定表》等材料。过段时间,他的银行账户将收到一笔9000元的款项,这是他此前见习半年的部分劳动报酬,由残联系统发放。
2021年10月,大专毕业的小语进入一家公益机构见习,岗位是行政助理。现在,见习期结束,小语一边积极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对自己的那份兼职——在一个微信公号当编辑——更加上心,主动向公号负责人申请了更多的活儿。
母亲任群想带他出远门玩几天、散散心,但他拒绝了:“我还得找工作呢。”
小语是一名孤独症孩子,三岁确诊,为残疾四级,这是最轻的级别,但仍有一定社交障碍。从幼儿园至今,他走的都是融合之路。所谓融合,指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包括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等)与普通人一起在普通学校、社区和单位里生活、上学、就业,获得公平对待。
这条路的背后,是任群20年披荆斩棘般的守护,也有着诸多贵人一路相助。
就业
小语见习的单位叫北京百行宜众助残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中心理事长范晓红同时也是一家小律所的主任,她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监事。
3月18日,范晓红做了一场公益视频直播,主题是“律师事务所与融合就业”,呼吁律师行业更好地支持、接纳残疾人就业。
在直播中,范晓红列出了小语的岗位职责,包括:保洁支持、前台助理、档案管理、行政助理、其他等5大项17小项工作,具体如收、发、清点快递,档案和单据整理、统计,图文混排,视频剪辑等。
据中国残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目前,我国各类残疾人口总数超过8500万,约占总人口的6.21%,涉及家庭人口近3亿,但大众在生活尤其是工作中见到残疾人的机会并不多。
见习结束后,范晓红为小语录制了一条推荐视频,她对小语的评价是:“工作积极性强,执行能力不错,对于力所能及的事情很愿意去做。”
但百行宜众助残中心规模小,目前只有正式员工2人、兼职1人,不足以形成工作上的融合氛围和体系。范晓红觉得,那些大律所或大公司的行政助理岗位,颇为适合小语。
任群对此深表认同。她希望小语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业,用劳动创造价值,获得平等和尊重。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单位接纳应届残疾毕业生(含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等学校)实习、见习或工作,可向残联系统申请相应的补贴。百行宜众因接纳小语见习半年,可获得每月2000元、共计1.2万元的补贴;小语本人也能获得每月1500元、共计9000元的劳动补贴。两笔款项将于见习期满后发放。这也是北京市残疾毕业生融入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支持。
2020 年,“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正式成为我国的一个新职业。目前,这项制度仍在推进、普及过程中。
为了支持残疾人就业,国家出台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制度。范晓红举例:假如某律所拥有员工500人,人均年薪50万元,若它没有雇用任何残疾人,需每年缴纳150余万元残保金;若雇用5名残疾人,残保金将降为每年28万余元。
有这么多政策助力,为什么残疾人就业仍然困难重重呢?
任群坦承,单位接纳残疾人就业,在管理成本和沟通成本上确实更高,比如小语作为孤独症员工,存在一定沟通障碍,初期融入新环境时,可能需要就业辅导员予以支持。
就业辅导员如同桥梁,使得雇主和残疾人员工之间的沟通更顺畅,待大环境接纳理解、员工适应后,就可以逐渐撤销辅助,这属于政府购买服务。2020年,“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正式成为我国的一个新职业。目前,这项制度仍在推进、普及过程中。
任群坦承:“确实,这事需要单位有更高的包容心和接纳度。”她呼吁,国家加大力度落地、健全就业辅导员制度。
范晓红表示,单位接纳残疾人就业,既可体现社会价值,也将为单位、为社会带来人文环境的改变。
由于疫情等多种原因,小语的见习尚未能得到就业辅导员的支持。
对于下一份工作的薪资,任群和小语的要求并不高,税前3000元即可。北京市的规定是,本市享受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的用人单位,需确保招用残疾人职工工资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2倍,即2784元。
小语的母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也为其写了一封工作推荐信:“他适合从事需要专注度高、计划性强的岗位……他的个人优势无法通过求职面试时的语言展现……多一些耐心和等待,给他一些时间适应环境,他的忠诚度和爱岗敬业的品质会带给您惊喜。”
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邓猛评价:“海淀是早起的鸟儿,在全国特殊教育的行动方面,总是先行一步。”
探路
2015年6月的一场转衔研讨会,是小语全家的高光时刻。来自北京市教育系统、特殊教育系统、残联系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下属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关村中学分校等多家机构的官员、学者、教师十余人围坐一桌,商量小语人生的下一步何去何从。
任群全家出动:小语、任群夫妇以及小语舅舅和小语姥姥共5人出席。
那年,小语初中毕业,中考成绩245分,比当时北京普通高中的录取线低了100多分。
任群回忆,那段日子是她人生中最为焦虑的时刻,比小语确诊孤独症时还要焦虑。她的原话是:“急得要命。”
他们站到了人生一个重要的分叉口,15岁小语不同的选择通往不同的未来:要么回家待着、家里养着,要么继续上学。
此前,小语在中关村第一小学、中关村中学分校随班就读,接受融合教育,任群一路护持,虽然也经历了不少艰辛,但她内心深处是颇为硬气的:“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受教育权有国家法律保障!”

而这次,她感觉腰杆没那么硬了。
研讨会从9时开到了11时30分。快结束时,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的邓猛教授提议:“可以给孩子(小语)一个机会,看能否在职业发展上走出一条路来。”
这个提议的重要依据是,邓猛观察到,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小语一直安安静静坐在大会议桌旁,显示出良好的情绪行为控制能力。而此前在学业上,小语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学习能力。
邓猛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特殊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那年7月,小语拿到了离家较近的北京市环境与艺术学校(后并入北京服装学院)的录取通知,成为一名中专生。任群的心情从柳暗转为了花明。
为了一名特殊孩子的升学,撬动如此庞大的资源与阵容,是如何做到的?是“走了后门”吗?
“不不不。”王红霞笑着连连摆手,告诉本刊记者,“我的单位是海淀区有特殊需求孩子的、专职的教育支持部门,这本就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
王红霞现任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是这场转衔研讨会的重要推手之一, 从事特殊教育已经27年。她说,海淀是全国特殊教育的高地,那场研讨会是北京特教系统探索融合教育提升的必然之举;小语升学之事只是推动其迅速落地的催化剂,且成为会场上的现实样本。
邓猛评价:“海淀是早起的鸟儿,在全国特殊教育的行动方面,总是先行一步。”
研讨会并非为了小语一人而开,而是为了以小语为代表的那个特殊群体的融合教育需求在探路。王红霞回忆,当时,正巧来了一队外地同行观摩交流,在对方保证不录音、不录像后,他们被允许进入了会场旁听。
此前一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以下简称《提升计划》),提出:大力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加强残疾学生的个别化教育。
个别化教育计划(IEP)指根据特殊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拟定教育方案,享受优先、就近、方便的政策,兼顾家长意愿和学校资源情况予以匹配。任群为小语向北京市特教中心、海淀区特教中心申请了IEP,这成为撬动转衔研讨会召开的支点。

小语以IEP方式升入中专,成为海淀特教中心的优秀案例。时隔7年后,王红霞仍然忍不住感叹:“小语属于北京‘吃螃蟹的人’,他的案例给后来很多类似的家庭提供了一个范本,探索出了一条路。”
虽以“吃螃蟹”姿态进入北京市环境与艺术学校,但前期在金属工艺课上,由于小语能力不足、任课教师欠缺经验等多种原因,导致家校理念冲突、矛盾激化升级。王红霞团队特地安排了一位资源教师(注:类似就业辅导员的角色)予以支持,有针对性地增加辅助,减轻课业难度;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这位老师专职帮助小语进行该课程的融合。
“当时就觉得,既然学校都已经接了,我们也希望给全社会看看,孤独症的孩子在学校到底能融合到什么程度。”王红霞说。
现在,王红霞团队一年能收到海淀区80多个特殊家庭的IEP申请。“今年有个脑瘫的孩子匹配去了北京十一学校,还是走读生,那是北京市重点学校,我自己的孩子都进不去呢。”
解题
“她是一个很坚韧、坚强的战士,像刺猬一样保护着自己的孩子,用柔软的腹部护着孩子,用坚硬的刺抵挡住外界可能的伤害。”同为母亲的王红霞评价任群,她几乎一路都是顶着“红线”、甚至突破“红线”为孩子争取权益和保障。
她说的顶着“红线”,意思是顶格享受政策红利,突破“红线”则意味着捅破政策天花板——破局。
55岁的任群属于京二代,她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专业,后进入中科院某单位成为一名工程师。
很多孤独症家长在孩子确诊时乃至确诊后很长时间里,都如同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任群却显示出了冷静、从容和严谨。
“小语的事,对我来说,就像解题。”任群说,“一道复杂的题,一步解不开,就步骤分解,再分解……”
早年间,她曾参加过一个孤独症儿童相关的组织,参与一次活动后,便再也不去了。“很多家长在那儿哭天抹泪的,我受不了”。
与其自怨自艾,不如奋起“解题”,过关斩将,为孩子赢得一片天地。
任群换了一个时间自由度更高的工作,只要小语有需要,她随时能抽身。在她那里,小语的事享有最高优先级。她也没再要二胎,把精力都给了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