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廉价化

自2020年以来，“日本廉价化”一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

若多用特定的全球性商品的价格作为衡量标准，如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星巴克的拿铁咖啡以及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iPhone，即是如此。

举例来说，2021年秋，苹果智能手机新品iPhone13发售，当时《日本经济新闻》称，“iPhone的价格在10年内增加到原来的3倍，达到19万日元，为日本人平均月薪的约六成”。

2022年7月，苹果公司将iPhone等主要产品在日本的售价提高了10%～20%。这次的大幅涨价在日本引起轰动。当时，苹果的调价仅限于日本，以反映当时日元大幅贬值的状况。

日本民众切身意识到进口商品的价格昂贵，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收入环境可能已经开始恶化。

日本的商品和服务，相比其他国家正变得廉价，“日本廉价化”在加剧，且开始引发产业、金融的巨变。

日元低谷

日元，在经历罕见的贬值。

日本在1973年初开始采用浮动汇率制，同年第一季度，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为68.08，是长期以来日元的最低点。

所谓实际有效汇率，取决于两点：第一，名义汇率；第二，物价的相对变化。

至2022年6月，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降至60.33，比1973年的水平还低10%以上，名副其实处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2015年6月，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一度跌至70.64（这个水平被称为“黑田线”），当时，美元/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25.86日元，是在“安倍经济学”政策期间达到的最高值。

当年6月，时任央行行长的黑田东彦，在日本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称，“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到这个水平，在正常情况下日元不太可能进一步贬值”。

彼时黑田东彦认为，此后外汇市场上投资者将更多地购入日元，美元/日元汇率会迅速回落。

2017—2019年是一个平静期，彼时，美元/日元名义汇率的波动范围较小，只是，日本的物价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廉价化”已在进程之中。

2021年下半年以来，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加速走低。

到2022年4月，美元/日元汇率轻松突破1美元兑125.86日元，随后汇率还在不断攀升，新闻头条陆续报道，美元/日元汇率达到20年来（随后是23年来、24年来……）的新高。

1973年日本完全采用浮动汇率制以来，日本的政界、商界以及全社会，第一次对日元的贬值没有感到高兴，甚至产生恐惧感。

“日本廉价化”成为每个日本人都感同身受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跌破史上最低值，代表着日元购买力的下降；对于外国人来说，则意味着其国家货币对日本商品和服务购买力的上升。

这样，来自工资增长国家的新产品，对日本消费者来说，往往价格更高。

尤其对iPhone、劳力士手表这类易于携带的热门商品来说，其销往全球，且携带跨越海关不是难事，结果是，商家为统一全球的定价水平，不会过多考虑日本人对金钱的敏感程度如何，日本人有需求的进口商品价格，就大幅提高了。

这种机制，不仅对智能手机和手表有效，也广泛存在于多种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中。

自2022年以来，日本的生产价格指数（PPI）明显上升，日本企业部门的负担在加重。这一负担，大部分来自于原材料价格，就是日元贬值，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考察更为具体的数据，日本2021年全年经常项目顺差为15.5万亿日元，比2014—2019年的均值19.5万亿日元，低4万亿～5万亿日元。

2021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缩小，其原因并不单一，然而，原材料涨价所导致的贸易逆差扩大，所带来的影响相当大。

制造“返祖”

日元贬值，连带国际供应链动荡、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企业开始回归本土生产。

2021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中有一篇文章，报道日本主要服装公司回归国内生产。其显示，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的“日本廉价化”，已开始影响企业部门的行为。

所提及服装公司，预计未来会把日本国内的生产比例，由10%提高至50%。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公司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经营模式。

在日元汇率跌破“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时，经营模式也回到半个世纪前，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仅从生产成本来看，日本国内的生产成本依然更高。日本企业回归日本国内生产，其目的更在于缩短从订单、生产到交付这一过程的时间，减少机会损失。

只是，如果其他国家的工资和物价不断上涨，日本持续陷入停滞，那么日本的生产成本，也迟早会变得比其他国家更低。

运用本国的“廉价”来对外出口，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也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发展模式。

G7的成员国都是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日本作为其中一员，在经济上却表现出“返祖”的迹象，值得关注。

以“廉价”为卖点，日本服务出口额增长。不仅是商品，日本的服务业也利用“廉价”来推动出口。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不需要考虑复杂的生产过程。

与商品相比，日本服务的廉价对外国消费者更有吸引力。

这一点早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政策实施时就已显露出来。在当时，日元大幅贬值，由于日本的相关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没有明显增加。

与商品不同，日本服务的国际收支在“安倍经济学”政策实施后，就由常年的逆差转为顺差，其核心就是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

旅游收入是通过对外国游客提供服务，就是所谓入境服务，一国所获取的外汇收入。服务与汽车、电器等有形的商品不同，也是一种重要的出口形式。

在“安倍经济学”政策下，日元贬值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最直接且正面的影响，就反映在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出口，而不是商品出口上。

日本的旅游收支，2015年首次由逆差转为顺差，当年为1.1万亿日元。四年后的2019年，这一顺差几乎增加两倍，达到2.7万亿日元。

考虑到彼时的增长趋势，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的旅游收支顺差很可能继续创新高，东京奥运会未能如期举办尤其令人遗憾。

就实际情况看，日本旅游收支的顺差（2019年约为2.7万亿日元），已能部分抵消日元贬值所带来的影响。

在遏制日元贬值的同时，赴日游客的增加还产生提振经济的效果。

据日本观光厅公布的数据，2019年，外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金额约为4.8万亿日元，连续7年创下新高。

观光立国

日本廉价化，也是个商业机遇。

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处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外国赴日游客会认为日本物价“更低”，在日本观光时可能消费和投资更多。

许多外国游客将受“相对便宜的日本”吸引，在日本消费和投资后回国。与金钱一样，如果不加以人为的限制，人也会遵循理性的原则流动。

2019年，我们发现东京市中心的饮食、住宿价格在提高，特别是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寿司店和旅店。

当年，赴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188万人，旅游收支约为2.7万亿日元，二者都是历史最高。

来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之中，中国游客所占比例最高。

正如美国游客前往日本旅游时会用美元兑换日元一样，中国游客来日本旅游时，也会卖出人民币，买入日元。

考察名义有效汇率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日元的贬值始于2021年初，人民币也在同一时间开始升值。

两者很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日元和人民币走势的对比，总让人想起在旅游收支上日本顺差消失，而中国逆差消失的事实。

2019年之前，中国的经常项目有时也出现间歇性的逆差；2020年之后，随着国际上旅行受阻，中国的旅游收支逆差以及服务收支逆差，急剧缩小，经常项目的顺差随之增加。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国游客赴日消费热潮不再，日本失去了一个赚取外汇（通过中国游客用人民币兑换日元）的机会。

所幸，特殊时期的旅行限制取消，外国游客会陆续回来。

可以预计，未来，日本旅游目的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将会根据外国游客的消费、投资意愿而上涨。这一趋势将以东京市中心为起点，逐渐扩散到日本各地。

旅游业的影响，在波及日本整体的一般物价前，还存在一个滞后期，考察国际上的先例，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和法国的巴黎，这些城市中许多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标准，更加倾向于外国游客，高出当地居民消费水平不少。

有人提出，“旅游立国”是日本将来可行的出路。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日本旅游的全面繁荣，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将为赴日外国游客服务，日本本国居民的消费、投资以及社会福利，届时也会有新的变化。

仅就日元汇率来看，“观光立国”具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日本服务收支特别是旅游收支一直保持高额顺差，那么，日本的一般物价也会随着日本旅游国家化而上涨。

当然，名义汇率的回升，不一定让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回归到过去的同等水平。美元/日元汇率，恐怕很难回到过去1美元兑70～90日元的水平。

抛售日元

日本民众的资产绝大多数都是以日元计价的，他们一般不会将外汇资产作为基准，来判断自己所持有的资产的价值。

多数日本人将日元的活期或定期存款，视作“安全资产”的典型，日本人在金融上相当保守，现金和存款所占比例超过50%。

从防御风险的角度来看，2019年后投资日元很难说是明智的选择。

随着“日本廉价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即使是普通的日本人，也会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起来。

受日元贬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双重影响，2022年以来，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多种商品，其价格也发生明显的上涨。

比如，由于食用油和面粉价格上涨，加工食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包装材料、容器和物流成本的提高，也导致了酒和各种饮料价格的上涨。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这些商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日元贬值无疑加大了涨幅。

日本的家庭部门普遍没有进行分散投资，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取出更多的钱，来满足基本的生活消费需要。

日本是资源的净进口国，只要日本在全球的经济体系内，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将来日本的国际贸易损失进一步扩大，日本的普通民众也会意识到，日元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其实并不安全。

家庭部门资本外逃的迹象，已在日本出现，各种客观条件开始出现，日元市场可能将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至少应该要敲响警钟了。

在日本，一旦大家都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整个日本社会都会被一种“氛围感”所支配。在这种“氛围感”下，事情的发展往往十分迅速。

在资金流量中，家庭部门的现金和存款（不包括外币存款），即使只有10%的变动，也会导致100万亿规模的日元抛售。

在本书创作之前的2017—2021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年平均值约为18万亿日元。若达到100万亿日元，就相当于日本五六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之和了。

这是个天量数字。

如今在日本，个人可以很轻松地进行外汇投资。不像过去，人们必须在银行柜台支付高额手续费以购买外币，现在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日本的个人投资者就可以随时投资各种外汇资产。

当年轻一代开始取代保守的老一代人时，日本家庭部门的投资意愿，将会与现在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