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北大求学记

厉以宁先生与燕东园29号小楼有一段不解之缘。

他从1950年代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起，就经常出入这栋小楼，北大经济系两位著名的教授住在这里，楼下周炳琳先生家，楼上赵廼抟先生家，他走得熟门熟路。

厉以宁是先认识赵廼抟先生的。

那时北大经济系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厉以宁是常客，没有课时，他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

当时赵廼抟先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来，也常去图书馆，他很奇怪，这里在座的素来都是教师，为什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

赵先生问厉以宁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一年级下学期的。

那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他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

赵廼抟先生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

拜师求教

1952年冬季的一天，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楼梯，来到赵廼抟先生的书房。

赵先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

于是，厉以宁下楼就到了周炳琳先生家。

果然，周先生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

周先生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厉以宁每次到燕东园29号都是先到赵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

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

“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他后来多次表示。

赵廼抟骆涵素夫妇，是当年很少见的一对一年四季都着中式服装的老人。

记忆里的赵廼抟长须冉冉，布衣长袍，连鞋子的式样也是软软的布面老头鞋。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在北大经济系教书，当时刚50岁的赵廼抟就是这样的打扮：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中国学人风范。

他的夫人骆涵素身材娇小，也是一袭旗袍，还喜欢系一条方丝巾。

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

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他师从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骆涵素随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成为我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

赵廼抟于1930年携妻儿回国，次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

回望他的一生，在北大经济系执教55年，其中18年担任系主任。

他回国这一年，后被他称为“关门弟子，走读学生”的厉以宁，在江苏南京出生。

关门弟子

赵廼抟先生早年间就是一位研究欧美经济思想史的大家。

1949年之前，他在北大、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一直主讲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课程。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以后，赵廼抟先生努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北大停开了“经济学概论”，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

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讲授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

1949年夏天他主动请辞了系主任一职，专任教授。1952年，他开始了学术转型，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着手编辑一部中国经济史文献方面的学术专著。

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计划。赵廼抟先生所要辑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历代经济和经世思想两大类，仅经世思想这部分，他打算将分散在经史子集中的大量资料统统整理出来。

进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必须博览古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

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发掘湮没、钩沉抉奇。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就读过好几遍。为寻找一本书或查阅史料，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国子监、隆福寺旧书摊的摊主们都和他成了老熟人。

有一个关于他寻书10年的故事：赵廼抟先生原只知道《大学衍义》，后来，他从《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为原书补充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这正是他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料所需要的。

为找到这本书，他跑遍了旧书店，整整留心1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中找到这本书。

正是在赵廼抟先生学术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厉以宁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目睹了恩师如何以惊人的毅力查阅古籍，往往一部书就是几十卷到百余卷。

1955年初夏，厉以宁在大学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陪赵廼抟夫妇游香山，同游的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

师生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厉以宁赋诗一首：

陪赵廼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厉以宁曾谈到赵廼抟先生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使他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

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这也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助手起步

厉以宁大学毕业后，因受某些问题牵连，留校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一名资料员，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

所幸，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

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这次他先到周先生家。

周先生很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

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北大图书馆内藏有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将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

周先生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周炳琳魏璧夫妇也是一对不显山不露水、深居简出的老人。

与赵廼抟同样，周炳琳也是经济学同门，也是海归，而且是校友。当赵廼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周炳琳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

所不同的，赵廼抟一生钻研学术，而周炳琳曾一度从政。

1919年1月，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他是那场著名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带头冲进赵家楼，周炳琳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他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协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

他还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等会员出国留学。

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

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称为学界的“五大臣出洋”。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站在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从193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其间历经西南联大迁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他主动请辞。

此后，周炳琳与许多学者一样，历经政治风雨，但一直没有离开北大，没有离开课堂。

清苦治学

按照周炳琳的指导，厉以宁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师生。

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

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并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回忆：

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

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

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

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不深。

这本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

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

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拜占庭文化及其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稿费归学校，厉以宁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

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厉以宁和妻子两地分居，已有了一个女儿厉放，租住的平房三间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弟弟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他的生活相当艰难。

幸亏他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

“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师恩难忘

1977年，厉以宁结束了22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讲台，很快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

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