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的1945

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30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之中。

参与研制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他坐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敲着邦戈鼓。他后来写道：“但是我记得罗伯特·威尔逊，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费曼问。

“我们干了件可怕的事。”这位实验物理部门负责人回答说。

“这事可是你挑头儿的啊，”费曼说，他想起来正是威尔逊把他从普林斯顿招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是你把我们拉进来的。”

大家的欣喜若狂也实属意料之中。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了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每个人都不辞辛苦。这项工作本身就给他们带来了满足感，而在阿拉莫戈多取得的惊人成就更是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即使是像费曼这样头脑清楚的人，也变得欣喜若狂。后来，他谈到那一刻时说：“你停止了思考，你懂的，就是不再多想。”在费曼看来，罗伯特·威尔逊似乎是“那一刻唯一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费曼错了，罗伯特·奥本海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三一试验场试爆后的几天里，他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

投弹准备

现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终于从漫长的实验室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知道在三一试验之后，这个“小装置”就变成了一种武器，而武器归军方管理。

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记得，他们与陆军航空部队军官进行过一系列会议，她说：“他们在挑选轰炸目标。”奥本海默知道候选目标里有日本哪些城市，这显然让他陷入了严肃的思考。

“在那两周时间里，奥本海默变得非常安静，一直在冥思苦想，”威尔逊回忆说，“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对安妮·威尔逊说过一句话，这句语气伤感甚至有些阴郁的话吓了她一跳。

“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威尔逊说，“那天早上，他吸着烟斗说：‘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他指的是日本人。”他说这话时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好像在宣布死讯。

就在同一周，奥本海默正忙着确保原子弹能够在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头上充分发挥威力。

7月23日晚，他会见了托马斯·法雷尔将军和他的助手约翰·F. 莫伊纳汉中校，这两名高级军官受命监督对广岛的轰炸，轰炸飞机将从天宁岛起飞。

那是一个晴朗凉爽、繁星满天的夜晚，奥本海默在他的办公室里紧张地踱着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想确保他们俩明白向目标投弹的精确指令。

莫伊纳汉中校之前曾是新闻记者，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晚的情景：

“不要让他们隔着云层进行轰炸，”奥本海默说道，他语气坚决，还有些紧张兮兮的，“必须看到目标。不能通过雷达轰炸，必须用肉眼观察投弹。”他踱开大步，双脚外八字，又点上了一支烟……“别让他们在过高的位置引爆，已经确定的高度最合适，不要比这再高，否则会影响对目标的破坏力。”

在奥本海默领导下研制的原子弹即将投入使用。他安慰自己，这些武器将被妥当地使用，不会引发战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

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从“曼哈顿计划”组织者万尼瓦尔·布什那里听说，临时委员会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即明确告知苏联人存在核弹及马上将用在日本，这个消息让他松了一口气。

他以为，此时此刻，杜鲁门总统正在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这样开门见山的讨论。后来，在得知三巨头最后一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他无比震惊。

杜鲁门并没有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讨论武器的性质，而是含糊其词、相当隐晦地一带而过。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不经意地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有一种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新武器。这位苏联首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只说自己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这与奥本海默的预期相去甚远。

昙花一现

8月6日上午8点14分，一架B-29 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了未经测试的枪式铀弹。

物理学家约翰·曼利那天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派他来执行一项任务——向他报告爆炸情况。

他们晚了5个小时才与飞机取得联系，曼利终于收到了帕森斯上将的电报，他是“艾诺拉·盖伊号”上负责武器装备的军官，他说“据肉眼所见，这次威力超过了在新墨西哥州的试验”。

就在曼利准备给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电话时，有人阻止了他。因为在总统亲自宣布之前，任何人不得散布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他被告知杜鲁门将在上午11点发表声明，就在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总统的声明时，曼利终于打通了奥本海默的电话。

奥本海默对曼利说的第一句话是：“见鬼，你不知道我当初派你去华盛顿干什么吗？”

同一天下午2点，曼哈顿工程区司令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从华盛顿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了一个电话。格罗夫斯带着祝贺的语气说：“我为你和你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一切都还顺利吗？”奥本海默问。“很显然，它在一声巨响中炸开了花……”

“大家都挺开心的，”奥本海默说，“我衷心地祝贺了他们。我们走了很长的路。”

“是的，”格罗夫斯回答道，“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我认为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之一，就是选对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

第三天晚上，人们聚集在一个礼堂里。

“现在确定轰炸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确信日本人肯定不会高兴。” 奥本海默对欢呼的人群说。根据现场有人描述：“他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对付德国人。这时大家的欢呼声几乎都要把房顶掀翻。”

奥本海默好像是被召唤来扮演一个舞台角色——一个他完全不适合的角色。科学家不应成为将军那样的征服者。然而，他也只是一个凡人，就像得到了一只金指环，兴高采烈地在空中挥舞。

这一刻只是昙花一现。对有些人来说，太平洋传来的消息算不上什么，他们刚刚在阿拉莫戈多的爆炸中目睹了刺眼的闪光，亲身体验了巨大的气浪，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好像已经让他们无法再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奇。

这个消息也让一些人冷静下来。

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奥本海默的学生菲利普·莫里森还在天宁岛，他之前在那里帮助准备原子弹，并将其装载到“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

“那天晚上，我们那些从洛斯阿拉莫斯来的人举行了一个派对。这是战争时期，而我们在战争中获胜了，我们有权庆祝。但我记得我坐在行军床边，在猜想那边会是什么样子，那晚广岛正在经历什么。”莫里森回忆道。

奥本海默参加了一个聚会，在离开时，他见到一位看上去心烦意乱的物理学家在灌木丛中呕吐。这一景象使他意识到清算已经开始。

上书陈情

来自广岛的消息让罗伯特·威尔逊感到震惊。他从来都不希望这种武器派上用场，而且他之前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

1月，奥本海默说服了威尔逊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当时的目标只是要演示原子弹的威力。他知道奥本海默参加了临时委员会的审议。

从道理上说，他明白奥本海默没有资格向他做出任何绝对的保证，决定权在那些将军、战争部长史汀生及总统本人手中，他还是觉得自己的信任被人辜负了。

“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威尔逊在 1958 年写道，“在没有公开讨论，也没有向日本人和平展示其威力的情况下，核弹就在日本领土上爆炸了。”

威尔逊的妻子简也听说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她正在旧金山。她匆匆赶回洛斯阿拉莫斯，当她微笑着向丈夫表示祝贺时，却发现他“非常沮丧”。

三天后，另一枚炸弹摧毁了长崎。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我记得我就像生病了一样……难受得要吐了。”

并不只有威尔逊如此。洛斯阿拉莫斯的冶金学家西里尔·史密斯的妻子艾丽斯·史密斯写道：“大家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丑恶，甚至连那些笃信轰炸可以彻底消除战争的人也是如此。”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大多数台地人都至少感到过片刻的激动，这也可以理解。长崎的消息传来后，一种显而易见的阴郁气氛笼罩了整个实验室。

那里很快就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奥比说原子弹这种武器太可怕了，所以不会再有战争。”8月9日，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报告说，奥本海默“精神崩溃了”。

8月10日，就是钚弹摧毁长崎第二天，日本政府请求投降。轰炸长崎后的那个周末，主管铀-235制造的欧内斯特.劳伦斯，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发现，奥本海默疲惫不堪，闷闷不乐，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惴惴不安。

这两位老朋友为核弹的事情吵了起来。劳伦斯提醒奥本海默，当初是他主张对原子弹进行演示的，奥本海默却执意反对。劳伦斯试图安慰他的老朋友说，正是因为核弹太可怕了，所以永远不会再有人使用它。

奥本海默并没有感到安心，那个周末，他花了很多时间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科学顾问小组给战争部长史汀生的最终报告。

他的结论比较悲观：“我们坚持认为，没有足以有效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对策。”未来，这些已经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只会变得更强大、更致命。

在美国胜利仅仅三天后，奥本海默就告诉史汀生和总统，美国对这些新型武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我们制订的任何计划，都无法确保未来几十年本国在原子武器领域的霸主地位……本国的安全不能完全甚至也不能主要依赖科学或技术实力，它只能建立在减小未来战争可能性的基础上。”

当周，他亲自将这封信带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会见了万尼瓦尔·布什和史汀生在战争部的助手乔治·哈里森。

在离开华盛顿前，他失望地发现，总统已经下令禁止进一步披露任何有关原子弹的信息。在读完奥本海默给杜鲁门的信后，国务卿伯恩斯传话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除了全力推进曼哈顿计划，别无选择”。

奥本海默回到新墨西哥州的时候，比他离开时还要沮丧。

陷入抑郁

几天后，奥本海默和妻子姬蒂单独去了他们那座离洛斯皮诺斯不远的小木屋，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周，想好好梳理一下这无比紧张的两年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年来，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独处。

奥本海默利用这个机会，回复了一些老朋友的来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才从报纸上了解到奥本海默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

“你知道，这项事业也会让人心存疑虑；现在我们的内心就非常沉重，纵然未来蕴含着诸多希望，但离绝望也只有一步之遥。”他给自己以前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写信说。

同样，在给哈佛大学室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的信中，他也写道：“我们现在待在牧场，努力想让头脑保持清醒，我们对此并不乐观……未来似乎会有一些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奥本海默早已决定辞去科学主管的工作。到8月底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心里想的是重返加州。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理查德·托尔曼和查尔斯·劳里森，鼓励他全职来帕萨迪纳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密立根出面反对，该学院迟迟没有发出正式聘函。

密立根给托尔曼写信说，奥本海默并不是一位好老师，他对理论物理学的原创贡献已成过去，而且加州理工学院的犹太教员或许已经够多了。托尔曼和其他人说服了密立根改变主意，并在8月31日向奥本海默发出了邀请。

那时，奥本海默也收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他觉得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尽管如此，他还是犹豫了。他告诉劳伦斯，他与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处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