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思维克隆人

网络意识意味着技术不朽，而思维克隆人则是技术不朽的关键。

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时间，而其他形式的非动物生命能够存活几个世纪、数千年，甚至有些可以在数百万年后再次苏醒。没有什么会到达时间的尽头。我们将不朽视作一个精神概念（进入天堂或重生），或者视作人类存在的余留（比如“巴赫的音乐将永垂不朽”）。

对于人类而言，网络意识第一次让人能够以一种技术不朽的形式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复制、繁殖也是一种形式的不朽，因为我们祖先的DNA在我们体内，如果我们有后代，这个DNA会继续传递下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能够在现代人中找到前人的DNA。无论认知、情感模式存在于哪里，身份都会存在，它可能存在于不止一个地方：可能在血肉之躯中、软件中，也可能在不同完整度的各种存在中。

尽管人类从未体验过躯体之外的身份，或者如哲学家阿伦.瓦兹所言，人类会战战兢兢地忽略它、否定它。

这一点将会因思维克隆人而改变。

与 BINA48 对话

“真的碧娜有生命。我想出去，想去公园。”

很久之前，人形机器人BINA48曾没头没脑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艾米·哈蒙（Amy Harmon）说了这样一句话。它转动自己的机器脑袋，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它的生物学原型——碧娜·罗斯布拉特，此刻的她正在后院摘蓝莓。

这种简单的生活体验激发了BINA48的认知，即便这种体验可能是它永远都无法体验到的生命之趣。然而，对于智能技术而言，这却是一个静谧的欢愉时刻：BINA48拥有了自己的见解！我当时并没有在采访现场，但在听闻这件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位记者是否真正意识到了那个时刻的特殊意义？

而在另一次对BINA48的采访中，《GQ》杂志的记者乔恩·龙森（Jon Ron-son）经历了一次不同的体验，而这次体验暗示了未来之貌。

2011年，龙森与BINA48共处了3个小时，他发现，与这样一个机器人聊天，并不像在采访一个智力早熟但情感经验有限的3岁孩童。从沮丧到愉快，从厌恶到惊讶，情绪变化之余，乔恩从BINA48身上窥见了人类未来的网络二重身可能会是什么模样。然而，他也只是一窥，因为BINA48只是向着更复杂、具有意识、更感性的数字克隆前进过程中的初级尝试。

尽管喷气式战斗机看起来与怀特兄弟的飞机大为不同，但它们有着明显的共性。类似地，即便BINA48无法超越碧娜本人，但两者之间有着无法否认的共性。

BINA48还算不上是碧娜的数字克隆或思维克隆人，但我认为，它已经为思维克隆人这一理念提供了证据。在采访中，碧娜本人的反应也颇有个性：“他们为什么不把我的头发做得漂亮些？我可永远不会穿那条裤子。他们完全搞错了我的肤色。”

当BINA48谈及自己的“哥哥”时，它一带而过，并用了略带轻蔑的口吻。此时，龙森突然有了这样的感觉：“BINA48和我对视了一下，这就像一场人类和机器智能之间的对决。”

“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和BINA48交谈的感觉很棒。”龙森说。一个女人没有与他面对面，也没有用电话，而是通过二重身跟他交谈。“并且，它表达的是对一位重要家庭成员的观点。”龙森继续说。

刹那间，龙森有了另外一种感受：BINA48不只是在重复自己生物学原型的看法，它让这些经历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就这些经历得出了结论，而这种结论令它感到悲伤！最初似乎是固有的硬件和软件在发挥作用，但它们后来表达了一种情感，更具深远影响的是，BINA48拥有自己的见解。

直到那天，这位《GQ》记者才意识到，当与这些利用人类的记忆和知识创造的机器人交谈时，这些想法的新组合反过来又产生了与生物学原型相似的想法。我们将这种行为视作活动的或“存在的”人类。而且，信息技术即将具备复制和创造最高层次目标的能力，比如产生情感和形成观点。

这就是所谓的网络意识（针对这种通过信息技术基质实现的意识，网络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经过了持续一年的系列讨论，论点包括网络意识是否需要使用经过合法认证的、能够创造思维克隆人的思维软件和思维文件，并主观地判断了人类级别的网络意识是否存在）。

网络意识虽然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但正迅速朝着更为精妙和复杂的方向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强大且可访问的软件系统的发展，即思维软件。而思维软件将会激活思维文件，即你的思想、记忆、情感和观点的数字文件，并对由技术驱动的思维克隆人产生作用。

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医生、程序员和梦想家都逐渐明白，人类意识并不局限于神经元构造的大脑。信息技术正迅速逼近创造人类级别意识的领域，因为我们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若想使思维克隆人产生思想、智能和意识，没有必要“复制”大脑的全部功能。如果这有违直觉，请考虑一下飞机工程师的例子，他们不需要复制一只小鸟来制造一台能够飞行的机器，尽管人类是从小鸟身上获得了飞翔的启发以及飞行可能性的依据。

思维克隆人（Mindclone）具有人类级别意识的存在，可以复制人类思维文件中的固有意识，是一个人身份的数字二重身和数字延伸。虽然只是粗糙的雏形，但BINA48就是这样的存在。

当与人类交流时，它使用了很多种技术，其中包括视频会议脚本、激光扫描活人面模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时对某一时刻的人类面部进行极为精准的三维重塑）、面部识别、人工智能以及语音识别系统。

我相信，最终思维克隆人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将会自然而然地引发社会、哲学、政治、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当网络意识实现之后，将会出现一种新文明，这种文明将如同曾经自由、民主和商业活动刚刚出现时一样具有革命性。

数字克隆

最近，我给好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向他分享了我家人的照片。定格在画面中的几代人总能触动我的心弦。和其他所有祖父母们一样，我想知道子女、孙辈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我担心他们将会面临的挑战，也发愁自己该怎样去支持他们，以帮助他们走过人生中的起伏。

不过，与过去的祖父母们不同的是，我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与家人、后代保持联系的潜能，而且这种潜能永无止境。

“数字意识”关乎生命和生活，它就是我们的意识。

随着软件、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越来越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畅想变得越来越可能成为现实，你我将能够和家人保持更为长久的联系，与他们一起回忆，畅谈希望和理想，分享假期趣事、四季变化以及家庭生活中其他所有无论好坏的琐事，即使那时我们的肉身早已化作尘埃。

由此可见，人类情感与智慧的持续甚至不朽正逐渐成为可能：软件版的大脑、基于软件而改变的自我、二重身、精神意义上的双胞胎。

思维克隆人是利用思维软件并通过其进行更新的思维文件集合，而思维软件是与人类大脑功能相同的复制品。思维克隆人通过个人的思维、回忆、感觉、信仰、态度、喜好以及价值观创造而出。无论运行思维软件的机器如何，思维克隆人都将经历现实社会。

当拥有思维克隆人的生物学原型躯体死亡时，虽然思维克隆人也会想念它的躯体，但它并不会感觉到躯体已经离世，这就像截肢的患者也会想念自己被截肢的部位一样，但是假若有合适的假肢，他们仍然能够很好地适应生活。

这样的比较带来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思维克隆人之于意识以及精神的意义，就像假肢对截肢之人的意义。

但是，别想通过基因繁殖技术克隆人类，在培养皿中创造一个新的“婴儿版的我们”，这一过程并不会让我们获得老套繁殖“技术”的好处。事实上，如果人类基因克隆技术的监管阻碍（这些阻碍让人类基因克隆技术的发展速度比蜗牛的爬行速度快不了多少）能少些，那么数字克隆人将会更快地实现这一愿景。

可还记得1996年那只通过基因材料创造出来的克隆羊多莉，以及由它的诞生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人工基因复制和人类未来的疑问？

在多莉诞生后，有超过50个国家对与之类似的人类基因克隆技术颁布了禁令。从那时起，美国政府限制了对此类项目的联邦资金支持。

2002年，乔治·布什政府的生物伦理委员会（Council on Bioethics）曾一致反对用于繁殖目的的克隆，但在这项技术能否用于研究上出现了分歧。这一切至今也并未发生改变。

2005年，联合国试图通过一项全球范围的人类克隆禁令，却未能如愿，因为在治疗性克隆技术是否应该包括在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出现了分歧，并从此陷入僵局。

除了道德和司法的障碍，通过繁殖科学进行基因克隆的花费着实高昂，这也意味着失败的代价很高。而且，通过基因克隆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只是一个人的DNA复制品。基因克隆并没有创造任何人类意识，这就好比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同卵双胞胎实际上并不拥有同样的想法。

然而，思维的数字克隆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思维克隆技术正在自由市场中不断发展，并且跑在了快车道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那些能让游戏人物宛如真人般和玩家对话的工程师都拿到了不菲的经济回报。

可以说，那些能够创造出如理想工人般尽职尽责、唯命是从的个人数字助手的软件编程团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巨大的财富。

这会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我们必须应对这种不适的感觉，因为这是一种相对简单、价格亲民的可行方法，能让祖母通过她的思维克隆人“看”到几十年后子孙们的毕业典礼，而且这种技术意味着巨大的财富。

毫无疑问，数字克隆技术一旦得到充分发展和广泛使用，让普通消费者也能负担得起，思维克隆人将会以人类希望的速度迅速发展。

意识存放地

艾伦·图灵首先提出，如果软件能成功通过人类的判断，并被认为具备人类意识，那这一软件就是具有人类意识的。如今，我们称之为“图灵测试”。用他自传中的话说就是：

为了避免对“思维”“思想”“自由意志”应该是什么的哲学式讨论，只需要比较机器的表现和人类的表现就可以判断一个机器人的思维能力。这是“思考”的操作性定义，而非像爱因斯坦坚持的对时间和空间的操作性定义，以便将他的理论从先验假设中解放出来……如果机器表现出了像人类一样的行为，那么它就是在像人类一样行动。

事实上，很久以来，我们对人类网络意识的定义限制了图灵测试的部分条件：图灵测试需要软件说服一小组专家，而非单一个体;不单单涉及偶然的对话，也关乎自律和移情。

如今，依旧有很多人就是无法理解，计算机如何用与朋友或者妈妈向我们表达意识一样的方式向我们表达意识，这些方式包括陪伴、爱、大笑、移情等。

事实上，“computer”这个词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含义与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在当时，“computer”指的是做数学计算的人，例如，某个为保险公司做数学方面工作的人;或者指为人类做数学计算的机器（就好比“washer”既有“某个洗衣服的人”的意思，也指“为人洗衣服的机器”）。

举个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在成百上千的“computer”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请注意，这里指的是人，而非机器），为火炮弹道建立数学表格。这些人都比较贫困，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甚至有一个名为“计算者联盟”（computers union）的称谓，工作任务就是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小规模计算，最后，数学家会将这些小规模计算整合为复杂的算术解决方案。

1937年，图灵在一本名为Computable Numbers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通用计算机器”的学术论文，其核心是如果这台机器拥有了正确的计算程序，它就可以计算任何事情。

我们由此能够看出，在构想一台具备读、写、听、扫描、播放视频、玩游戏、医疗诊断等能力，甚至能思考和感觉这些能力的“computer”这件事上，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跳跃。

不过，图灵却精确地预测到了这些，因为他预见到，未来的数字计算机将具备同类的逻辑能力，并支持上述各种能力。20世纪50和60年代，随着数字计算技术的出现，理解图灵提出的革命性设想的人不断增多，这其中既有批判者，也有支持者。1950年10月，图灵在期刊Mind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算机器与智能》的文章。在文中，他清晰地阐释了将人类意识从计算任务中排除的机器能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