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科技举国体制

1940年6月，世界的未来陷于僵持之中。

德国一个月前攻陷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纳粹的胜利让人触目惊心。凭借军事的新技术和新战略，德国演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闪电战、重武器和空中优势。从理论上来说，根据传统思维，英、法联军应该能够阻挡德军的进攻。然而，仅仅六周时间，英军被打散，连滚带爬地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巴黎失陷。

在迅速蔓延的世界大战冲突的边缘，美国在迟疑地等待。海军能力虽强，规模却太小;空军装备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缺少步枪的陆军，在训练时甚至用扫帚来充数。1939年全年，美国仅仅造出6辆中型坦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美国军事技术处在严重落后状态。美国鱼雷在深度控制和探测系统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在大西洋中，没有稳定可靠的途径探测德国潜艇的踪迹，结果让成千上万的水手葬身海底，英国失去补给线，濒临饥饿的边缘。

然而，仅仅过了4年，在美国新技术的引领下，盟国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既打败了德国，也战胜了日本。美国通过研发和快速部署先进的雷达、精准的雷管、更加高效的战舰、自动火力控制系统、两栖装甲车和高性能战机，加之有效地抵抗细菌传染和防控疟疾，彻底扭转了战局。

美国是如何实现这种技术的转型，而且能迅速地转型呢？这要从1940年6月12日，范内瓦.布什访问白宫并开始调研说起，然而在此之前，还有位重要的科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

大科学时代

1929年春天，物理学教授欧内斯特·劳伦斯有一个想法。他推断，如果粒子能充满足够的能量，它们就可以用来分解原子，揭示出物质的本质。然而，在一次击发中产生高达1 000万伏特的能量是很困难的。劳伦斯推测，当粒子围绕圆形仪器（即回旋加速器）以受控方式加速时，能量会在一系列累积步骤中得到应用。

劳伦斯的这一简单而辉煌的想法，为许多突破提供了基础，包括为原子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0年内，劳伦斯成为美国科学界公认的领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最初，他的回旋加速器研发很难得到资金。

并非所有专家都相信劳伦斯的想法会奏效，而他的早期结果充其量是不确定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劳伦斯需要建造一台更大的机器，使用更强力的磁铁。这些必要的硬件要求超出了他的雇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预算。但劳伦斯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学校都在试图雇用他，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顾一些教师的反对，全校共同努力，向劳伦斯提供了700美元来支持他的实验室（今天价值约1万美元），但这远远不够。

劳伦斯成了一位科学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仪器的价值投向了任何可能成为潜在资金来源的人。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政府资助的情况很少，大学的资金相对较少，无法投资于这样的企业。当然，公司也根本没有兴趣支持一个似乎远离潜在商业应用的项目。

幸运的是，私人基金会愿意拿出一些资金。一个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友为促进科学发展而成立的当地基金会提供了早期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慷慨解囊。劳伦斯的成功实验，不仅改变了物理学家对原子组成的看法，而且证明了大科学时代已经到来。

以前，经验物理学的重大突破是在资源相对较少时得以实现的。玛丽·居里在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小工作室里获得了两项诺贝尔奖。欧内斯特·卢瑟福在一个只有两名助手的简陋实验室里彻底改变了物理学，并获得了诺贝尔奖。就连劳伦斯自己也只有一个帮手。

然而，当劳伦斯达到巅峰时，有数百人参与了他的科学事业。曼哈顿项目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劳伦斯的灵感，而且是劳伦斯工作的延续，以各种岗位雇用了10多万人。如今，推动科学前沿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昂贵，而对经济增长和良好就业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难题在此，究竟应该将公共资金投向何处，才能产生创造就业良机的新技术？美国是一个大国，常规经验是如果能够用庞大的、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支持尽可能多的科学，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赢家。尽管如此，可用的美元总是有限的，需要做出选择。

欧内斯特·劳伦斯对科学和随后的科技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有三：首先，要研究这个领域中正在变化的想法，20世纪20年代的物理学充满了关于原子结构的争论;其次，把钱放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比如支持那些对重要问题具有决定性并能打开通往未来研究工作大门的实验;最后，注意其他国家在支持什么项目，特别是当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自己在军事上或经济上与美国竞争时。担心其他国家的努力是推动曼哈顿项目的首要原因，然后在苏联卫星后开展全面超越式的努力。

他所有未竟的工作都被他的朋友范内瓦·布什在随后的战时推动下捡起来了。

开拓国防研究

可以肯定地说，范内瓦.布什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资助科研的传统，是美国创新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其构建起美国政府研究基金管理和分配机制。

范内瓦.布什是一位成功人士，麻省理工学院前副校长，工程系前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负责华盛顿特区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卡内基科学研究院。作为干练和富有经验的领导者，布什还有技术视野和企业家的履历，创立过两家成功的公司，包括与人合营的雷神（Raytheon）公司，其前身为科技公司，后来发展为国防军火合约商。

作为美国私营企业精神的代表，范内瓦.布什既热爱学术，又擅长赢利。正如那个年代的许多私营企业领导人，他从骨子里就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和科技。第一次到白宫等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接见时，布什有理由惴惴不安，因为他没有新武器或潜在的科技可揭晓，只有一些散漫的想法，写在一张单薄的纸上。简言之，范内瓦.布什想要创建一个新委员会。

华盛顿特区从来就不缺少委员会，1940年的夏天也不例外。

但是，布什脑子里的委员会不是一般官僚级别的增加，而是召集具有超强大脑的人，指令清晰，专注于武器研发，不要舰队司令和将军，不要现有的工业公司，也不要私营领域的顶尖研究实验室，只要布什和他的一些大学同事，他们都没有决战疆场的经历，此举是由政治经验很少的圈外人主导的。30年后布什作了如下的回顾：

有些人抗议，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是走进死胡同，脱离了常规渠道，由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主导，掌控了新武器研发的权威和经费。事实上，那正是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使命所在。

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点子被接受了。罗斯福十分清楚，战争迫在眉睫，他在15分钟之内就批准了建议，国防研究委员会应声成立。

布什深知做工作难免遇到摩擦，所以，他总是聚精会神地搞合作，甚至深入讨厌他的人堆里拉关系。同时，他在委员会中的朋友们精于招聘和管理天才的科学家。国防研究委员会的其他创始成员包括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国家科学院主席兼贝尔实验室主任弗兰克·B.朱维特，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理查德·C.托罗曼。

布什与所有这些科学界的精英交往颇深，他们涉猎的研究领域从原子理论到新兴概念，诸如电流通过各种不同导体材料时的差异表现。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构想，实际上就是以富有成果的方式驾驭这些个体和下属，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防。

这个团队和他们的下属，当时建立了庞大的业务。在项目的巅峰期，布什领导了3万人，其中含6000名科学家。美国2/3的物理学家可能都受聘于这个项目。在那个时期，科学的努力高度集聚，实属史无前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8年，联邦和各州政府用于科研的经费合计为美国国民收入的0.076%，实属微不足道。到1944年，美国政府几乎把国民收入的0.5%用于科研，投入巨大。其中大部分经费以布什于1940年创立的组织为支出渠道。注入前所未有的经费得到了神奇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对于美国的敌人而言，则势如摧枯拉朽。

1945年验证了范内瓦·布什的深谋远虑。战争胜利了，部分原因是科学家们在布什的全盘领导下把现有的知识储备用于军事目的，也是因为美国工业经得起考验，把这些研发的想法很快地变成了大宗产品——军火。

布什指出，下一步需要聚焦于赢得和平。他用简明而有力的方式问道，科学家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回答是，要做更多的科研，需要更多的联邦研究经费。1945年的胜利催生了一个报告，标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在这份给罗斯福总统准备的报告中，布什反对过于狭隘地界定国防为危险的博弈。他据理力争，指出发明创造可以挽救生命、提高生活标准和创造就业。

政府不该直接搞科研。在痛批一切官僚主义后，布什以伤痛的疤痕作比，证明军事的官僚主义只会阻碍科学的探索。

同时，根据布什深刻的个人经验，私营部门——公司、富翁、一流大学，都不能独自承担和开展国家所需要的创新科研。私营企业善于利用现有的技术知识做增量。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发明家单打独斗提供突破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了。私营领域科研是在大规模的公司实验室中进行的。为了避免破坏或毁灭公司现有的商业模式，这些实验室的经理一般不会资助新技术的发明。

延续战时模式

布什的战时模式既具争议性，又有深谋远虑。

从传统的角度看，它把公司的经营和为军方的需要寻找答案的古怪的大学教工这两个相当分裂的世界综合起来了。有时，军方甚至还未能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好的设计却面世了。在布什的报告中，他提议美国政府应连续地提供大量的经费，来维系大学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制造战后的创新机器。

最终，这正是美国的做法。政府大力出资，以资助大学科研，这个想法需要渐进的过程加以贯彻。虽然确切的实施架构并非布什原来设想的那样，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布什的大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贯彻落实。

其基本的方法是转变高校办学策略，包括执行始于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促使大学扩招，拓宽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口径。新生行业发展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风生水起，其中还包括前所未有的新岗位，等待着刚刚获得高级技能的人才上岗。例如，在技术领域的投资得到政府的支持，研发喷气式飞机，创建大型基地，它们随即需要成千上万的技工和工程师。

新技术和大量的技术人员的结合，发展了生产力，还几乎为一切现代经济创造了科学和实用的基础。之后的20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得以提高，更关键的是，中学毕业生的工资也提高了。

这种努力的催化剂是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资助幅度，它催生了全世界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最高投资回报。

1940—1964年，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增长了20倍。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期，这项开支已经接近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美国的每50美元当中就有1美元用于政府资助的科研（对应GDP，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0亿美元），这对经济发展、美国人民的生活，甚至是世界格局，都有着划时代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项政策，美国人民才有好的生存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一次幸运的过失，英国发明了盘尼西林。然后，在布什的领导下，美国人实现了盘尼西林的量产，把数以千百万计的高质量药剂推向全球。这项努力激发了对其他潜在的重要土壤微生物的研究兴趣，间接地促进了其他抗生素的研发，例如链霉素可以有效地治疗肺炎，可的松和类固醇也生产出来了。全球发动了雄心勃勃的抗疟疾活动。儿童疫苗普及、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传染病控制都直接受益于这个项目。

电子计算机是联邦政府发挥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领域。

1945年，美国军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从炮舰的火力自动控制到雷达系统预警机制的复杂管理，计算速度要求比人脑更快。它们得到的资助促进了基础研究和更多的应用开发，最终使得新机器，包括以晶体管为基本的集成硅片（硬件），以及驱动机器的指令 （软件） 成为可能。

这种以国防为导向的投资拉动了方方面面，改变了我们处理、分析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包括今天苹果手机的应用，还包括喷气式飞机、卫星、远程通信的改进和互联网的应用。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未受创新深刻影响的角落。这些创新都可以追溯到布什时代的立项，或者依赖于其后几年那些得到政府项目支持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