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神经结构与人的经济行为

《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

[美]小杰拉尔德·A.科里 著

贾拥民 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现代经济学遵循机械论的牛顿力学，以数学为工具，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过度简化建模。这种方法论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认识社会、解释经济现象和进行经济预测的需要。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除了研究工具的局限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人的行为做出了不合理且缺乏科学依据的假设。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人是自私自利的”，哪怕是在100多年前，在人类学、生物学研究较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个说法也违背了亚当·斯密的初衷。斯密在其代表性著作《道德情操论》里明确提出，人并不是完全自利的，会受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他在《国富论》里也没有特别夸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作用。然而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违背这个思想的“经济人”概念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并在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效用最大化模型的推动下，构建起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

萨缪尔森曾承认，效用最大化模型缺乏客观依据，由于这个假设很适合用数学进行推导而成为数理经济学的基础模型。现在看来，古典经济学家确实认识到了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斯密是从心理学层面提出了“同感共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8版）》中预言“经济学家的圣地是经济生物学”，但当时的心理学、生物学发展的水平，都无法承担为经济学提供科学方法的重任。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纠偏的机会。弗农·史密斯和巴特·威尔逊的《人的经济学》一书系统总结了亚当·斯密的理论，重新定义了“自利”和“利他”的关系。小杰拉尔德·A.科里的《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构建了一个神经反馈模型，从动机到行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对人的“利己”和“利他”的缘起进行了分析。

《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的是研究社会交换关系的生物学基础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作者展示了非常多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成果，并结合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马歇尔预言是正确的结论。作者尝试从人类进化和大脑功能出发，摸索出重建经济学理论大厦的路径，指出结合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融合”才是经济学前进的正确方向。

自我-同理心双重动机的神经结构和机制

作者由进化神经科学取得定论的大脑神经结构分三个进化阶段出发，构造了冲突系统神经行为（CSN）模型。“自利”和“利他”动机分别对应大脑神经“自动保护回路”和“他人保护回路”，在心理学上它们分别对应“自我”和“同理心”。基于这个模型，亚当·斯密的“人的经济学”找到了生物学依据，并且实现了与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的统一。

作者认为，两个本质上相互冲突的大脑神经回路之间的冲突，使我们产生了内部的以及人际间的行为紧张。这种行为紧张必须由人类后来进化出的更高级的神经回路（大脑新皮层）来管理。

作者指出，人与人的对等互惠行为就是这两个回路互动的结果。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必须保持平衡，才能消除行为紧张带来的不适感。尽管这是一种暂时的平衡，而且并不总能达到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的大脑神经总是努力达成这个目标。作者借助生理学的“内稳态”（体内平衡）概念，提出大脑必须为维持这种体内均衡状态而指挥人的行为，因此，我们的社会行为是生理过程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外在表达。

作者认为，大脑更高层次的神经回路具有可塑性或学习能力，大脑新皮层具有这样的功能。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神经回路的基因表达。作者基于进化神经科学构建的对等互惠结构模型，也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同构的。正如作者所说，这个经济学家不甚了解的观点，其实早已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得到了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它们都可以作为重建经济学的基本模型。

社会进化与大脑神经结构

哺乳动物祖先的神经结构，具有自我（自身利益）和同理心（他人利益）的双重动机，构成了所有社会交换的基础。作者以此演绎了这种神经结构在人际关系、礼物赠送和市场交换中寻找平衡、公平或均衡做起的作用。

作者提出动态平衡的基本平等的社会行为是小群体的特征。我们的自我和同理心是在小家庭群体中进化的。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生存策略是分享与互惠，而不是统治和屈服。所有这一切以及大脑神经回路，在进入更大的社会群体之前，就已经被铸造并固定在DNA中。这发生在我们人类发展出农业，过上定居生活之前。

这意味着这种大脑神经结构与当前社会的大规模非个人化环境有些不匹配。对于更大规模的社会来说，通过社会化或教育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是约束着这种给予和接受关系的张力，产生了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比如，慷慨的给予可以带来荣誉和声望，而未能回赠一份大致相等的礼物，就会导致地位的丧失；没有人喜欢被欺骗或被不公平对待。如果人们未能通过预期的对等互惠关系得到满足，可能就会由此产生行为紧张，希望在未来能够扯平，这当然完全符合人性，也是在我们的神经结构下产生的反应。

自我和同理心在面对面的小群体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资源和权力的普遍平等。灵长类动物学家克里斯多佛·博姆在对平等行为起源的研究中指出，所有已知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是平等的。社会进化了最大谜团之一是从平等主义社会到等级社会的转变。

然而，随着社会单位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越来越明确，这种自然趋势可能会受到许多方面的障碍。作者分析了大脑神经结构在小型亲缘群体环境中进化的过程，通过“包容性尺度”这个概念，提出需要通过社会化和教育，将这种动力机制扩展到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

从礼物经济到市场交易

作者以礼物经济和市场交易为例，对大脑神经结构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反驳了“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核心观点。

在礼物经济中，声望和领导地位建立在具有相比其他竞争者能给予他人更多的能力基础上。礼物经济是商业经济或交易经济的先导。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礼物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时并存的。礼物经济从未完全消失，即便是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中，礼物经济仍然在某些较孤立的社会情景中，如家庭和小群体中，以不太显眼的规模发挥着作用。

市场经济在人类政治经济史上的前所未有的演化，是由我们人类的双重动机神经结构的激励动力所塑造的。在交易型市场经济或商业社会中，自利和同理心的动态拉锯表现为需求和供给。在亚当·斯密看来，交换过程其实是以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为目标的。

任何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都会告诉你，基于同理心的行动是有效的，人们会对这种行为作出回应。当你大谈特谈功能时，你是在吹牛，当你向顾客介绍对它的好处时，你才是在销售，这就是同理心法则。销售人员做出的为顾客服务的行为，会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紧张感，因为以同情共感的方式行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否定了他们的自我，从而产生了对获得回报即对等互惠行为的预期。销售人员这种基于同理心的行为也会让顾客产生紧张感，即一种多买点什么的义务感。

对等互惠性支撑着我们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斯密认为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是两种伟大的自然动机：一是追求自身利益、积累财富和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二是同理心或同情共感，后者是仁慈和道德的源泉。没有同理心，我们就不知道该提供什么或如何提供来回应他人的要求或需求。

自利和同理心在社会规范下表现为自爱，在商业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交易。市场本身的结构就是我们进化而来的大脑结构的自我-同理心动力学的制度化产物。提供或供给行为从根本上说源于哺乳动物的养育行为。市场永远不可能仅仅凭借自我或自身利益就发展起来维持下去，没有同理心，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做什么去回应他人的需求。

即便是在最偏向自我或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中，市场的总体趋势也仍然是趋向于自我和同理心的动态平衡，是为了在市场中生存而做出在结构上等价于同理心的行为。商人必须提供适当的服务或产品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否则就会被那些愿意且有能力这样做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非意图后果的根本来源。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把自由市场中个人的自愿合作等同于“看不见的手”的来源。

作者在分析时，把价格从给定变量变成了内生变量，行为紧张就是推动价格变化，使需求和供给达到价格均衡的动力。市场参与者都经历了行为紧张，这种紧张是促使买卖双方改变行为而使价格趋于均衡的原因。当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时，需求者和供给者经历的行为紧张是最小的。换句话说，他们这时候愿意进行交易，而且是以共同接受的价格完成交易。这证实了神经结构与供需动态变化是统一的，这种尝试以人的真实行为角度出发，重新构建更贴近人类社会现实的经济学理论，值得理论经济学家借鉴参考。

（作者为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