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
作者： 江玮
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道路、桥梁、堤坝在为人类提供市政基础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这些工程通常被称为灰色基础设施。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自然与基础设施的关系。在2023年底发布的年度研究报告中，亚投行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念：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
亚投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表示，理解和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重要一步。亚投行把目标聚焦在将“自然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转化为一种有影响力的资产类别，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监督。
“这份报告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自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形式。”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近日在接受《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虽然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方法目前只在亚投行的部分项目中执行，但伯格洛夫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渗透到亚投行的投资中，就像如今亚投行投资的每个项目都要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
与通过碳足迹来衡量应对气候变化进展不同的是，自然基础设施，特别是在涉及生物多样性时，并没有现成的衡量标准，因此仍需要更多时间建立指标和完善市场。
将自然纳入投资范畴是亚投行的业务优先方向之一。亚投行在2023年的年度报告里介绍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等地的实践。研究发现，中国北方地区的植树造林活动有利于缓解南方地区的沙尘状况，同时又不会损害农业生产力；印度尼西亚的红树林种植活动减少了潮汐洪水造成的灾害损失；孟加拉国的湿地为该国主要的初级产业和人民的生计提供了重要支撑。
对于2024年的全球经济，伯格洛夫预期将是通胀放缓与经济低增长的组合。他坦言全球经济在2023年的增长不及预期，2024年可能也会举步维艰，但在2024年之后，世界经济有望好转，经济增长将回到更高的水平。伯格洛夫同时指出，亚洲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亮点，还有很多增长潜力，但不确定性在于地缘政治压力和全球价值链受到的干扰。
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影响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伯格洛夫表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放缓，与此同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则在大幅增加。像亚投行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将为弥补资金缺口发挥重要作用。多边开发银行可以携手合作，亚投行已经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最大的联合融资伙伴。
多边开发银行的号召力也有助于调动更多来自私营部门的资本。“我们能够以不同于私营部门的方式管理风险，帮助他们放心做出投资。这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伯格洛夫说。
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至今已经批准了251个项目，其中能源和交通项目占比最高，接近40%。截至2023年10月，亚投行拥有来自六大洲的109个成员，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引入新工具评估自然资本价值
《财经》：亚投行在2023年12月发布了年度研究报告《2023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将自然定义为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形式。基础设施工程通常被认为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主题？
伯格洛夫：有几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想看看如何能采取一种更主动或者更具前瞻性的方式来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诸如可再生能源项目或者交通项目的确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但这份报告最重要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自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形式。将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基本形式为认识自然的价值和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提供了一种变革性的崭新视角。
几千年来，亚洲的河流孕育着文明。我们想更好地了解如何充分利用自然提供各种服务的潜力——比如河流提供的水路和水源，以及自然提供的很多其他服务，并把这些融入亚投行所投资项目的DNA，使之成为一个核心部分。这也与我们的气候目标密切相关。
2023年早些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份《气候行动计划》，承诺把气候、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视为一个整体，这是我们主要的考虑。将自然视为基础设施，意味着要减轻人类发展对自然的影响，这包括制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自然资产进行直接投资，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对自然的投资。“对自然无害”和“对自然有利”的投资都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如何充分发挥自然的潜力。例如，当我们考虑如何保护城市免受洪水侵害时，我们想要了解现有的或恢复以前的湿地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也想看看这些湿地可以提供的其他益处，如碳捕获、农业生产、水净化、授粉服务等。为了充分挖掘自然的潜力，我们经济学家需要与科学家密切合作。
《财经》：像亚投行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引导更多资金流向自然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伯格洛夫：很显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在推动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思考如何珍惜自然，如何利用金融工具来帮助我们获得所需的资金。我们已经有几个自然基础设施的项目在筹备中，将充分落实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理念，确保不仅是使用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
《财经》：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方法将如何运用到亚投行提供融资的项目中去？你们有哪些新的工具来实现这个目标？
伯格洛夫：我们第一次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还有一家法国咨询公司开发了一种评估工具，对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了补充，纳入了自然资本。我们把它运用到内蒙古一个恢复湿地的项目中。如果采用我们所倡导的这种更具雄心的方法，人们将从项目中获得更多价值。
我们正在参与许多关于开发新工具的讨论和合作，其中有把对自然的保护情况与贷款条件联系起来的。例如，埃及从德国获得了一笔贷款，这笔贷款是以埃及提高《巴黎协定》中的气候雄心为条件的。这与气候有关，但实际上也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因为种植红树林是埃及承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他们把目标提高，贷款成本就会下降。如果不能做到，贷款成本将变高。这是各国致力于变得更加绿色、更快脱碳或者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一种方式。
还有其他的工具，比如债权换自然，我们还没有采用这种方式，但我们也在看。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存在的东西有很多应用，也有全新思考的机会。
《财经》：我们看到气候融资近年来受到很多关注，为什么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投资却常被忽视？
伯格洛夫：气候减缓评估的一个优势在于它有一个衡量标准——温室气体排放的碳足迹。当涉及生物多样性时，我们没有这样简单的衡量标准。我们正在寻找更好的指标，我们会找到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可以使用的方法。我认为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优势在于，与气候相比，生物多样性似乎更容易监测进展或看某些条件是否满足。测量温室气体排放并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更快推动生物多样性议程是有空间的，因为所有这些都改进了衡量影响的方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还想说的是，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项目通常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科学家、当地人口与政府当局，有时还有私营部门之间的复杂互动，所以会更难。我们带有很强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项目现在主要在中国，这反映了中国能够建构和实施这样项目的高水平。
《财经》：你们的报告提到为鼓励企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需要引入更多市场工具。有哪些这样的市场工具呢？
伯格洛夫：只有建立有效的估值方法才能起作用，就像在气候领域我们有碳排放许可或者碳排放抵消一样。对于自然，我们需要同样的事情。对自然进行估值将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才能确保抵消市场的建立。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一些气候抵消市场的试点，它们还不是很有成效，所以市场引入了自愿减排交易。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在生物多样性领域我们需要类似的方法与理念。
在建立这些市场的完整性时，我非常希望在未来一年左右，我们会看到更好的规则、更好的框架来组织这些市场。这些市场在中国和所有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潜力，这些国家通常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这对它们而言是提高信用价值、获得更好信用条件的机会。
可再生能源项目选址需格外谨慎
《财经》：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这个理念未来会贯彻到亚投行的每个项目中吗？还是你们打算先从一小部分的项目开始做起？
伯格洛夫：当我谈到这个新工具时，我们打算在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使用它，也就是在带有强烈的自然基础设施成分的项目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希望拥有这种哲学，它将渗透到我们的投资中，就像亚投行投资的每个项目都要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
从2023年7月1日开始，我们承诺每个项目都要接受是否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的评估。我预期在接下来一两年我们会建立类似的系统，即我们的每个项目都要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就像我们启动《气候行动计划》一样，我们在2024年将会启动自然行动计划，把这些想法和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气候方面，我们承诺到2025年气候融资至少要占批准融资总额的50%，2022年，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我预期我们会做出类似的承诺，为自然融资设立一个比例，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持一致。
《财经》：亚投行的报告里提到了一些自然基础设施的案例。在你看来，哪个项目最能代表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理念？
伯格洛夫：我认为是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个大型项目，但这个项目在开始时没有考虑得很周到，树种单一，而且选错了树种。但这是一个很好体现了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例子，通过当地居民和科学家共同在实践中的学习，科学观点得以改进。这个项目可以追溯到1978年，从一开始，它就体现了把自然视为基础设施的思维，因为它的目标是阻止沙漠的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更像我们所谈论的，因为对植树和种草等方面的投资带来了许多其他好处。当我听到科学家所谈论的和当地居民在计划的，我认为这会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自然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的分析也展现了这些投资所产生的价值。
《财经》：你在开头谈到新能源项目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这些项目虽然对减缓气候变化有好处，但通常需要大量使用土地，从而造成自然退化。这种两难局面该如何化解？
伯格洛夫：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为缓解气候变化做的很多事情都有助于生物多样性。很多气候适应投资通常也是生物多样性投资，因为这些项目大多需要与自然合作，确保自然在城市发展中的合作角色。从根本上说，它们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兼顾两者很重要。
但在涉及土地使用时，人们必须认真考虑这片土地的替代用途。我们在报告中讨论了使用退化地区的必要性，那些在短期内无望发展出强大生态系统的地方。农业用地通常被认为较少具有生物多样性，它通常是单一栽培，虽然也会有一些草和昆虫，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它可能是非多元的。
不是说不应该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而是要非常谨慎地选择把项目放在哪里。不仅是太阳能或者风能发电场的所在地，还要考虑输送路线，要让它通过什么类型的地形和自然环境。这些都要加以评估。这也适用于我们讨论的其他基础设施形式，比如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