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生态图谱

在《财经智库》为期一个月、对60余家企业的调研过程中，“纠结”一词，被频繁提及。这种“纠结”与传统企业是否扩产能、拓市场不同，它们纠结的是研发投入的强度、力度和范围。

一个外部指标印证了它们的焦虑何在。埃森哲用“全球颠覆指数”来衡量外部的变化：2019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平缓的曲线在这一年变得陡峭起来。在2019年-2023年的五年间全球颠覆指数增长了183%，去年一年就增加了33%，其中技术变革幅度最大，高达88%，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对于技术的变革功不可没。

数字经济浪潮下，技术快速迭代，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周期越来越短。身处这个行业，创新关系着生死。必须进行持续研发投入，快速地进行迭代，否则就是等死。与企业的忧虑并无二致，已经走在数字经济潮头浪尖的杭州亦必须依靠创新保持产业乃至城市竞争力。

“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间，杭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3.1%提升到3.6%。2021年杭州提出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两大目标，2023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9%左右。

从基础研究阶段追求0至1的突破，再到应用研究阶段追求1至10的扩展，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具有实用性的技术或方法，再经过产业化阶段，从10至100进行扩展，将技术发明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并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在这条完整的科技创新链上，各环节又对应着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其间则有科技中介机构、孵化器作为助推桥梁。

与一些城市在某一个环节有所侧重不同，杭州创新体系的特点是创新各个阶段的主体各点开花：高等院校有院士数量仅次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浙江大学；战略性高能级研发机构有之江实验室、积累大批高端人才的西湖大学；在这个版图中，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体系也有了具象的运作，且已经成为杭州创新的主力军。其中，市、区两级政府亦根据自身产业禀赋积极建立中介服务机构，将几个链环进行链接。

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地基

创新链的最开端是基础研究，看似天马行空的研究实际构成了科技创新的地基，基础研究的深度广度决定了科技创新的高度。基础研究让我们“知其所以然”，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往往来源于此。

对比其他省会城市，杭州只有一所985院校——浙江大学，但杭州近十年布局战略科学力量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目前，已建设有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良渚实验室、湖畔实验室、白马湖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湘湖实验室等七家省实验室。自2017年12月启动“名校名院名所”工程以来，累计引进项目35个，独立法人大学1所、国内一流大学分校5所、科研院所24个、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5个，包括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航空学院、西湖大学、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创新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杭州中心等高校和机构。

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3年，杭州市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15.5%，高于全社会R&D（研发）经费增速12.83%，2023年基础研究占R&D经费比例达到10.2%。

杭州对这些机构的引进和培育紧紧围绕杭州产业发展目标，有的放矢。杭州市目标面向集成电路、云计算、人工智能、关键生物技术等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攻关项目，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之江实验室成立于2017年9月，是浙江省探索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浙江路径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一年前实验室开启了“二次创业”，将原有的32个研究中心整合至11个研究中心，研究方向进一步聚焦在智能计算上。

这一聚焦得以让之江实验室将前沿技术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工程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重要的优先级就是算力能力——这也是智能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为夯实智能计算技术底座，之江实验室正在全力攻关智算集群建设。通过与算力产业上下游创新力量的联合攻关，之江实验室新型算力中心已经具备支撑万亿参数规模大模型训练的能力。这背后不是简单的算力硬件的堆砌，而是要通过软硬件结合和架构设计，提升算力集群的效能，进而形成规模效应。

“人工智能不是工具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工具。”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在多个报告场合上输出了这一观点。除了智算集群的建设，之江实验室的研究团队还在攻关如何用AI更好地帮助科学家，利用大模型技术赋能科学研究。例如，在天文领域，之江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合作研发了AstroOne天文语言大模型。该模型拥有700亿参数，是当前天文知识能力最强的大语言模型，能够将海量数据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速天文成果产出。

跑出科研加速度的背后，是科研强度和人才密度的双提升。实验室党委副书记袁继新将实验室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总结为有组织的科研，以重大科研任务为牵引，探索建立总体部机制，密集投入和高效配置创新资源，成建制地进行科研探索。实验室探索的大模型种子班，依托实战育才模式，也为重大任务的攻关快速培育了一批紧缺人才。

相比起“有组织、成建制”的之江实验室，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相对更注重个人的创造力和学术影响力。西湖大学于2018年成立，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为办学定位，以引进高端人才为学校建设的重中之重。人才决定一切，是其理念所在。西湖大学现建有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四个学院，目前在校教师260位，其中包含36位讲席教授。

西湖大学副校长仇旻认为学校在人才引进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目标。他对调研组表示，“这些人要取得成果，最终将学校的层次和学生水平带到世界一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的理念是只要有这些人在，就是有希望的。”

人才的引进除了有校长施一公本人的学术地位使然，其管理机制尤其是评价考核机制也是吸引高端人才在其科研壮年时回国的重要原因。

作为中国第一所社会力量办学的高等院校，施一公的愿景就是为中国的科学人才培养蹚出一条新路，学校全面实施不唯量化指标的科技评价标准，发表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率，以及研究人员的头衔、奖项、专利等都不作为科技评价的主要标准。

以人才为核心的办学思路初结硕果。2023年西湖大学成立五周年之际，施一公表示西湖大学尖端科研全面展开，已取得30余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

“学科+平台+产业”的杭州模式

在向科研高峰攀登过程中，一方面要追求技术的极致，但同时也需要重视沿路那些足以解决产业所需的成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转化-产业”的沿途下蛋模式——这也是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等高能级科研平台能够真正对杭州经济有所助益的重要路径。

基于自身科研机构实力，2022年，杭州市提出打造创新创业新天堂，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具体政策方面，杭州提出构建环大学、环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加强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引导创新资源在本区域高密度汇聚、高频次交流，形成“学科+平台+产业”的杭州模式。

根据市科技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技术交易总额达到1588亿元，相较上年增速49.7%。在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许可、技术开放五项指标中，杭州技术许可相关交易爆发式增长最为显著，总金额达118.4亿元，年增速1456.2%。按照产业方向划分，电子信息技术相关技术交易量最多，占比超过五成。技术交易额是衡量技术市场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反映一个区域技术贸易、科技成果转化活跃度、科技成果吸纳能力、科技中介机构服务能力的重要数据。

图：2019年-2023年埃森哲全球颠覆指数

与普遍认识有所不同，仇旻指出，西湖大学虽然以基础研究为核心，但并非不做成果转化。“实际上，科研成果做出来必须转化，关键是要区分‘转化’与创业。”

仇旻本人是光电领域的领军人物，源自仇旻实验室的技术，西湖大学已孵化出西湖仪器和慕德微纳（杭州）两家企业。西湖仪器的半导体精密加工设备在国产替代的浪潮中获得了突破性的商业拓展机会。这一经验让他意识到成果转化关键是需要与市场紧密结合，理解市场需求并将其转化为产品。

机制上，西湖大学允许团队寻找合作方，或者由团队成员全职在公司进行创业，教师允许占股，但不允许担任董事长、CEO（首席执行官）、CTO（首席技术官）、总经理等任何需要全职的职务。

服务和赋能方面，小而精的规模让学校可以对成果转化项目提供精准长期的跟进和服务。

西湖大学成立了综合服务、产业赋能和金融投资三个平台。综合服务引入专业化技术经纪人团队，建立科技成果项目库，对成果产出及时跟进、深度挖掘、精准对接，架起科研与商业之间的桥梁纽带。对外联系各类创新资源，对内作为多元化服务窗口，提供全流程成果转化支持，弥补学术界与企业界之间的信息裂缝；产业赋能平台围绕学校优势学科和地方发展战略，深化校企、校地合作，建设西湖大学创新药物概念验证中心，聚焦产业共性问题提供科技支撑服务，推动创新要素向特色产业聚集，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与价值链有机融合。

金融投资方面，美国大学的风投基金对于推进突破性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功不可没，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科技实力雄厚的大学都设有风投基金。2021年3月西湖大学设立了西湖创新投资基金，通过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重点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早期科技项目，为加速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提供有效助力。通过这只基金的引导作用和衔接作用，区市级政府的成果转化基金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得以实现联动，共同为学校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扶持。

建校以来，西湖大学共培育了46家科技企业，总融资累计达到25亿元，总估值接近200亿元。其中生命学院占据了一半，工学院也开始厚积薄发，涌现出20多家公司，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新材料领域。

浙江大学：培育最多上市公司董事长的高校

在杭州，浙江大学是成果转化领域最为耀眼的一个。根据浙江大学校友会旗下的“求是创新力量”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共同发布的《2024浙江大学校友上市公司榜单》，截至5月17日，浙江大学校友企业家担任上市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等级别的共计351人，他们管理或控制的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3家。浙江大学因此被称为培养最多上市公司董事长和创始人的高校。

“浙大系”也是杭州智能物联产业企业家群体的重要一支，中控技术、恒生电子、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晶盛机电、矽力杰等创始人皆是浙大校友。从浙大系市值100强上市公司行业分布上看，前五分别为信息技术、工业、医疗保健、新材料以及可选消费。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包含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技术硬件与设备、软件与服务等高精尖领域）有37家，占比达37%。

有了这样一个乐于创新、勇于创业的浙大校友群体，如何将这一巨大的人才优势转化为真正的企业？浙江大学建立了一整套从科研成果到产品再到商品的孵化机制。浙大整合科学技术研讨院、产业技术转化研讨院、国家大学科技园等校内机构资本，搭建“原始创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产业化”全链条转化流程。技术孵化器依托于某一学科建设，围绕地方经济特色与地方共建，由该学科的学术领头人作为牵引，嫁接起学校、人才与当地经济的创新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