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到马歇尔”？

2024年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逝世100周年。从2023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陆续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其中尤以英国和剑桥大学为甚。当然，马歇尔是英国和剑桥大学的瑰宝，在那里向来备受尊重，相关的纪念活动在英国和剑桥大学最多、最隆重并不令人意外。

毫不夸张地说，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出版于1890年）塑造了20世纪的经济学面貌，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本书仍然被广泛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但是，主流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它的数理化、模型化，即按照物理学等科学的思路进行建模和分析，与马歇尔本人对经济学的设想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马歇尔自己就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他却提倡使用日常语言，而将形式化的数学推理部分放到脚注和附录中。他认为，在经济学中，数学只是检验经济假说的内在一致性和系统连贯性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生成假说的主要媒介。

事实上，马歇尔将经济学定义为“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研究”，而且他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同时他又认为，如果说要用一门科学学科与经济学进行类比，那么合适的学科是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因此，对于马歇尔来说，经济学的“圣地”是生物学。这是马歇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

马歇尔采取的一种更宽泛、更务实的经济学方法，这与后来狭隘的、只关注在约束性假设下稀缺资源的配置的标准经济学分析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另一个极具远见的观点是，知识、组织（制度），乃至生态（区域和环境），都是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歇尔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预言，从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还有其他更多的含义，无法一一列出）：1.在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中，尤其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知识、创新和学习已经成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2.马歇尔当年在研究各种“工业区”时指出的“工业氛围”的优点（其源于特定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在今天关于集聚经济、知识溢出和产业集群的大量研究中得到了回响。3.关于创业和商业的生态环境及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强调动态能力、互补性、合作型竞争、共同创造和创新的新管理战略思想，也都植根于马歇尔的传统。

因此，马歇尔逝世100周年，为我们重新审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讨论他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和政府含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特别是，考虑到主流经济学目前正持续受到来自经济学界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因为它在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结果方面受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挫折），“回到马歇尔”，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

当然，对于马歇尔的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意义，也有人不以为然。例如，经济学家戴维·科兰德在1995年说，“马歇尔过时了，对本科生来说，（他的理论）充其量是一块教学所用的垫脚石，此外，他与现代经济学就基本上不相关了。”这种观点当然有失偏颇。

完全出于巧合，2023年开始，在汪丁丁教授的推荐下，我翻译了两本声称要“回到马歇尔”的书。一本是何梦笔、克里斯蒂安·赫德勒的《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一本是小杰拉尔德·Ａ·科里的《生物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

《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马歇尔式的新综合

从形式上看，这本书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非常相似：几乎每一页都有边注，而且正文全部采用日常语言，没有一个公式。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他们的初衷，“本书的两位作者复兴了一种被冷落已久的教科书体裁：‘原理体’……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经济学这门学科从头到脚加以改造——

当然，这种改造必定是建立在以往的成就的基础上的。采用‘原理体’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在本书的许多章节的写作中，我们确实都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当成了模板。”

更重要的是，与《经济学原理》体现了“经济学大综合”相类似，《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也是一本创造性的新综合之作，因此从内容上看，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涉及的知识领域极其广泛，从认识论、进化论、生态学，到能源、历史和技术，再到多元主义、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全都纳入了综合的范围，并且非常强调动态和进化。

全书致力于以跨学科的方法构建基于真正普遍的基本原理的“新经济学原理”。它们是以进化原理为基础的，采用了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网络理论等现代方法，不仅适用于人类行为，而且可以应用于生态和地球系统。这些领域的综合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利用它们可以重新思考当前的经济制度和实践，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生态极限、不平等、移民，以及对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设计。

整本书的跨学科综合，是建立在如下三个基点之上的。第一个基点是，本书追随马歇尔的脚步，以市场为焦点来讲授经济学原理。作者们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直到今天依然如是——经济学一直是由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定义的。这个特征推动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领域的显著扩展，同时也淡化了它自身的特征，使经济学这个领域越来越趋向于仅仅将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应用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而不再专注于一个有明确定义的对象。相比之下，在马歇尔那里，关注的焦点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学就是市场的科学。

作者们强调，市场是一个拥有自身地位的科学对象领域，需要有一门专门的科学学科来进行研究。以这种方式确立经济学的自主地位，一方面意味着要将经济学与实体经济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绝不仅仅是任意的建构物，而是存在着的对象，因此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必须把“述行性”的视角与彻底的“物质主义者”的视角或博物学家的视角结合起来。

将市场视为一种物质现象，将人和事物一并纳入创造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的行为模式。这种物质主义视角意味着要采用与我们所用的面向对象的方法相匹配的综合性跨学科视角，还意味着，需要将某些分支子学科的发展，如行为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提升到一个范例的位置。同时，市场是社会实体，由鲜活的人、人工制品和自然条件构成，而且这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同时，市场也是一个过程，即潜在交易机会在不同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情境下实现的过程。因此，本书也把经济学设想为一门演化科学，从而也再次引用了马歇尔的说法，生物学是“经济学家的圣地”。

第二个基点是“述行性”，它也是重塑经济学的一个支点。这里的“述行性”，英文为“performativity”。这个术语最初源于语言哲学，指语言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个领域都相当流行，中文通常译为“表演性”或“操演性”。本书中文版将它译为“述行性”，目的有两个：一是突出有反身性互动关系的“述”（理论的阐述）和“行”（行动的展开），即理论塑造了行动，同时行动也塑造了理论；二是有意淡化“表演”这一层含义，并强调经济学可以改造社会，使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相符合，因而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会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一种共同演化的关系。采取“述行性”的立场，本身也就意味着不能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纯粹的定量科学，而必须采用日常语言。

由于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述行性”科学，而且将“述行性”机制置于对市场分析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正在共同创造着它的研究对象，因此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就必须批判性地反思经济学在塑造市场方面的作用。

第三个基点是对三个不同视角的区分：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本书强调，对于经济，不能简单地从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因为需要的是这三种视角之间的持续认知互动，将所有这三类视角下的观点都作为经济学中信息和数据的可能来源，当然这也就直接意味着方法上的多元化。

在这三个基点的基础上，《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阐述了“新的经济学”的各个理论构件，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技术”“生产”“消费”等概念，然后应用到了“制度”“治理”等方面以及环境和生态经济学，最后还在“作为顾问的经济学家”的结论一章，讨论了经济学家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

《生物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有双重动机的生物体

《生物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作者小杰拉尔德·科里从引述马歇尔的一个预言（“经济学家的圣地是经济生物学”）展开本书的。全书在阐述了必要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后，论证了基础生物科学和进化神经科学对于经济学之必要性，然后应用基础生物科学和进化神经科学的洞见检验了当前的经济学理论，从而完成了对马歇尔这一预言的证明。

在完成对马歇尔预言的证明的过程中，科里把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批判上面。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其总体框架在大学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中一直被作为“科学”讲授。而作者认为，这些课程所讲授的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果，因此他先考察了经济学的这种理想化的基础和历史，从生物学的角度指出了其谬误的来源，最后还试图为经济学这门学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本书展示了马歇尔当年预见的生物学视角的强大力量。

科里把全书的目标确定为探索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作为对理想化的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出现的，所以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证明了经济生物学确实如马歇尔所说是“经济学的圣地”，同时也解释了经济生物学何以拥有强大的力量。

为此，科里在本书中着重挑战了经济学的两颗“皇冠上的明珠”：一是“自身利益是人们的唯一主要动机”的传统观念，二是建立在对牛顿力学和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的“挪用”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作者通过进行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生物学分析”证明，这两颗“皇冠上的明珠”其实都是“缺陷的石头”。

这个证明实际上是以如下假设为基础的：对大脑如何工作的理解可能会为经济学打开全新的、更有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方向。科里提出一个哺乳动物神经结构的冲突系统神经行为模型。这个模型将自我和同理心（或自身利益加他人利益）的内稳态调节的双重动机，确定为人类社会交换的基础。

换句话说，在我们人类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神经结构中，我们拥有一个有机的或生物的基础来实现社会交换中的双重动机的平衡，而非半神秘、牛顿式或其他基于物理学的机械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类社会交换神经结构的内稳态特质本身，很可能也为经济学家之前寻找牛顿式的多种力量间均衡的努力，提供了潜意识层面的动机或验证。

这也就是说，科里试图证明，我们在社会交换中，实际上总是会去寻求或直觉地感知到平衡或公正倾向。他认为，最近涌现出来的神经经济学（主要基于新的脑成像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完整地描述潜在的神经回路。

科里批评道，标准经济学在试图以物理学那样的方式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过程中，抛弃了亚当·斯密直觉上的自利和同理心双重动机，转而采纳了曼德维尔和霍布斯的单一自利动机。但我们今天发现并定义了驱动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自我和同理心的哺乳动物大脑结构，这同时也表明，亚当·斯密在不拥有进化神经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得到的直觉是正确的。社会交换或市场交换不是由某种神秘的或物理-数学的自然力量所驱动的，它是由一个拥有双重动机的生物-行为动力学结构所驱动的。在哺乳动物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这个有着双重动机的结构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