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时代，怎样“投资养老”最划算？

设想一下，当有一天，身体的各项机能走向衰退、失去了收入来源、子女不在身边陪伴，我们拿什么养老？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事实摆在这里——中国已经步入深度老龄社会。截至202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据测算，2035年左右，这一年龄段人口将突破4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这意味着，届时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老年人。

从趋势来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到203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

按照当前人类预期寿命每十年增长2岁-3岁的速度，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陈东升预言：“大概再过30年-50年，100岁的寿命将是人人都有可能预期的。”

寿命的延长，当然是个体所乐见的，但对于全社会来说，它同时意味着更沉重的照料成本和有限的养老资源再分配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历次关于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延迟退休的讨论，总是能够触动公众的神经。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织就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在“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一支柱，截至2022年9月底，全国参保人数达10.47亿，基金累计结存超6万亿元。

第一支柱“独大”对于普通人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靠基本养老保险恐怕只能解决温饱。这一矛盾或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身上更加突出。

一个好的信号是，经多年酝酿，个人养老金制度于近期开闸。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等部门发出通知，在全国36个先行地区（城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可以投资个人养老金产品。

这是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历史性变革。目前，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机构包括23家银行、11家理财公司、14家券商、7家独立基金销售机构、6家保险公司和40家基金公司。

不同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属性，亦区别于由用人单位主导的第二支柱企业（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具有鲜明的私有财产属性，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运营的一种补充养老金制度。

储备多少养老金，不仅关系到人们的晚年生活质量，也直接关系财富配置选择。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的话说，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安排，将会带来一场家庭理财的观念革命。

《财经》记者采访了几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的家庭，借以观察普通人的“投资养老”策略，并试图探讨更深层的问题：在不久将至的长寿时代，学习、工作、退休的传统“三段式”人生周期是否会发生改变？既然老龄化趋势无法逆转，如何在财务上重新审视与规划生活、就业、健康乃至生命的全过程？

提前到来的养老焦虑

34岁时，李莱将“规划晚年”提上日程。

那是2019年，她刚从北京一家上市科技公司高级品牌经理的岗位上辞职。这是一份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每天在高档写字楼内办公。光鲜工作的另一面，是巨大的压力——有时要加班到凌晨4点才能回家，久而久之，她的身体开始有些吃不消。

当时，李莱已经属于小中层，手下带着一支五六个人的年轻团队，可是再过一年，互联网人的“35岁危机”说来就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性来说，这种危机感更加强烈。李莱发现，无论是收入还是职位，自己好像已经在老板那里定型，很难再有提升。她开始思考，“怎么才能越老越值钱？”

因为前些年买过一份重疾险，李莱对保险有些了解。她突然有一种感觉，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背景下，大养老产业一定会迎来发展机会，而保险正是其中一环，入行门槛并不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作为一辈子的事业，解决社会以及全家人的后顾之忧。

离开互联网行业后，李莱转身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她首先给自己定了一份计划：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每年从家庭总收入中掏出10万元，购买一份保障期限为终身的年金产品。

“我已经交满三年，丈夫也买过一份类似的年金险，一年也是投几万块钱，等这部分都交完，我们再考虑是否加保。”李莱说。

这是个典型的白领家庭。李莱夫妇来自山东一个县城，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然后用15年时间打拼出两套总价值近千万元的房产。李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市场化报社做记者，那还是2008年，一个没有微信、抖音短视频的年代，像她这样的传统媒体人，收入不错。

“当时，80初的大部分同事已经买房，他们比我早几年工作，听说一个月能挣北京的1平方米，首付还都是自己凑。”结婚之前，李莱丈夫的父母帮他们出了第一套房的首付，李莱参加工作五年后，手上慢慢有了些积蓄，于是又和丈夫以150万元的总价贷款购买了一套小户型房产。为了方便七岁的女儿上小学，他们2021年置换了其中的一套，另一套用于出租。算下来，他们现在每个月要负担近1万元的房贷。

回看当初的选择，李莱一家无疑是如今800多万“北漂”大军中的幸运者，他们享受了时代红利，赶在房价飞涨前“上车”——这可以为将来的养老提供保障。不过，在物价上涨、楼市趋稳、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的今天，李莱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虽然未来收入可能会增长，但是现在花钱的地方也在变多。”在她的认知里，房产价值要分两方面去看，如果单纯是自住，即使有增值，也不能完全归于净资产；如果已经出租，租金要大于房贷、真正落到口袋里才行，能否实现收支平衡，其实更取决于家庭消费水平。

对于大城市的很多80后新市民而言，房子是解决了，可是没轻松几年，上一辈的晚年问题便接踵而至。李莱察觉到，66岁的公公身体不太好了，不是高血压就是心脏堵塞，之前还患过一场罕见病，几年的寻医问诊，花了一大笔积蓄。这让家人们在财务上难以轻松。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为子女在城市购房，医疗费用才是晚年生活的最大开支，这也是几乎所有工薪阶层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

要想避免“因病返贫”的局面，购买商业保险不失为一种选择。按照一些保险行业人士的说法，最适合大部分家庭配置的四个险种是：意外险、定寿险、重疾险、医疗险，也称基础（健康）保障险，它可以覆盖国家基本医保之外的项目。

李莱坦言：“就拿健康类保障来说，身体越好，年龄越小，越早配置越合适。”她以重疾险为例，新生儿的保费大概是30岁左右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虽然成年人经济实力更强，但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越大，因此保费更高。

“一定要提前规划，我的很多客户领着父母来投保，结果已经失去资格。”李莱说。根据身体情况，国内保险公司一般将被保险人分为标准体和次标体。如果一个老人有严重的基础病或大型手术史，即使有经济实力，投保途径也不多了。

现在，李莱无论如何也要给身体相对硬朗的父母增加一道商业保险栓。富余的钱，她要首先考虑女儿的教育，其次是父母的晚年保障，最后才是自己和丈夫的补充养老。

关于“退休生活幸福感”，学术界通常使用“养老金替代率”的概念，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当这个指标大于70%，劳动者才能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本世纪以来，中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近几年的45%左右，已经低于55%的国际警戒线。

2021年度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为10628元/月，按照45%的替代率，到手的退休金不足5000元。“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在北京，45%只能保障基本生活。一旦生病就难以维持，更谈不上旅游、购物这样的品质养老了。”李莱说。

据测算，到2035年，北京老年人口接近700万，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全国也是在这一时间节点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那个时候，李莱的父母已到耄耋之年，她自己也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远了，而女儿刚成年，如何应对双重抚养压力，将是她和丈夫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两口子都算是半个自由职业者，收入不太稳定，所以一直不敢冒险投资，万一出现什么大的风险或变动，还有（商业）保险打底。如果要提前偿还贷款，可能会卖套房吧。”李莱略带着一种疑问的口吻说道。

“夹心层”的养老金期待

当85后的李莱开始规划晚年时，95后女孩露露还在为眼下的生活发愁。

露露身上有很多标签：沪漂、双985程序媛、小镇做题家——更准确地说，是山村做题家。为了给人生找到一方出口，她经常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成长与理财故事。在一个不太忙的加班日间隙，她接受了《财经》记者的采访。

2020年，露露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现在月薪涨到了3万多元。虽然工作压力大，但这份工资足以让她摆脱过去那种“出门舍不得搭的士”的生活。

不过，相比于体制内单位和BAT等头部大厂，露露所在的这家民企，福利不算上等，没有租房补贴，也没有所谓的“第二支柱”。谈及最近很热的“个人养老金”话题，她显得比较淡定，“还没有想那么远”。

露露身上带有很多“码农”的共同特征，比如：务实、上进、收入高。她发现，和自己的想法类似，身边很多同事、同行也都是想趁着年轻，赶紧攒钱买房，然后结婚成家。“一些同事工作能力比较强，家里再支持一下，毕业半年就能在上海买一套‘老破小’。当然，他们本身也很聪明，懂得理财，像我的领导，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基本都在50%，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露露感慨，她不仅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反而还要扶持老家50多岁的父母和“不怎么懂事”、职校毕业的弟弟——这种因原生家庭所导致的下一代财富悬殊，在这个沪漂女孩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也是她正在努力克服的“软肋”。

前些天，露露在个税App查了一下2022年的薪资，截至10月，她已收入44万元，按照这个节奏，年底总薪资有望冲到55万元。毕业两年，她还给家里陆续汇款16万元，用于帮助家人到县城购房和改善生活。至于手上的一些活钱，她投资在基金、债券上。“我属于比较节俭的，消费欲没有那么强，每月的基本开销在5000元左右，没买过什么大件，剩下的钱都攒起来。”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标准，露露已跻身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27岁的她正处在人生最好的时候，而且幸运地拿到了上海户口。这意味着，她今后能够享受到这座城市的社会保障。不过她担心的是，在老家务农的父母，养老金少得可怜。

中国农民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贴；个人账户养老金则是农民每年自己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构成，多缴多得。

“以前村里有那种在供销社工作的人，退休之后每个月可以领一两千块钱，整个村子都很羡慕。”露露得知，最近几年，她的父母也开始交个人养老金了，最低缴费档次为每年100多元，“村民们的参与意愿还是比较高的，反正大家都交得不多，谁家也不缺这笔钱”。

但是，在个人缴费标准偏低的情况，即使享受补贴，领取的养老金自然也不高。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的研究，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领取额仅有2089元/年，折合174元/月，与城镇职工相差约20倍。

在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同撑起的第一支柱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自2020年以来，第一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60后群体逐渐退休，同时在城镇化、老龄化、灵活就业加速发展的趋势下，第一支柱收支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部分地方已出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耗尽的“穿底”现象。最严重的当属黑吉辽三省，财政部公布的2021年中央调剂基金缴拨差额情况表显示，上述三省养老金缺口超1000亿元。如果不是中央拨款，当地退休老人将面临无法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