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人维权之困

2023年2月9日上午，刘建伟在北京的家中等待一份判决书的送达。他坐不住，在客厅走来走去，两个多小时内，他三次打开房门查看，还两次俯向阳台窗前寻找快递车的影子。这份判决书，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51岁的刘建伟是一名职业性尘肺病患者。他曾从事玉石雕刻工作17年，这是他干过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早期，这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刘建伟提供了一份养家收入，但工作中吸入的大量粉尘给他留下了长久的疾患。

如今因身患尘肺病，肺部功能下降，刘建伟说话间隙时不时就咳嗽、气喘，他已经不再适合劳动。2012年，刘建伟经诊断为职业性矽肺一期——一种常见的尘肺病类型。病情持续发展，刘建伟在2016年被确诊为职业性矽肺二期。2022年8月，一份司法鉴定显示，按照《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刘建伟符合工伤四级（工伤从重到轻分为一级到十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无法劳动后，近十几年来刘建伟的精力主要耗在诉讼上，他好像有打不完的官司，每次为了请求原用人单位支付住院的医疗费，争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待遇，索赔精神损害赔偿等，他都需要走一遍劳动仲裁、法院一审和二审，甚至是再审程序。

最近六年来，刘建伟仍然在不断提起诉讼，他请求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即请求依据伤残等级获得残疾赔偿金差额（扣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但是案子先是“卡”在职业病患者维权中常见难题——职业病患者享受工伤待遇外还能否索求人身损害赔偿上，随后又“卡”在伤残等级鉴定上，为此他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诉讼。

2月9日，刘建伟所等待的正是“第三轮”二审法院的判决书。刘建伟经历了漫长的索赔之路，他的遭遇也是职业病患者，尤其是职业性尘肺病人争取权益的缩影。

一波三折的赔偿诉讼

在刘建伟家中，客厅置物架上摆满了各种造型的玉石摆件，这些都是刘建伟夫妇亲自打磨雕刻的，显示出夫妇俩曾经的职业。在客厅一角还摆放着一台制氧机，这是刘建伟夫妇两人的必需品，它可以帮助缓解气短、缺氧问题，刘建伟的妻子同样患有尘肺病。

尘肺病是一种难以治愈、不可逆的慢性病，治疗费用高昂，病人到了晚期可能会因呼吸衰竭死亡，刘建伟夫妇将与尘肺病终生相伴。1992年，为了偿还在老家盖房欠下的4000余元外债，刘建伟从四川来京务工，跟随老家亲戚从事玉石打磨、雕刻工作，在厂里认识北京市顺义籍的妻子后，两人结婚。

刘建伟夫妇此前都在北京市天竺金玉鼎工艺品有限公司（下称“金玉鼎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曾是一家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名北京市顺义天竺福利工艺品厂，于2008年转制成自然人独资公司。刘建伟在2012年被诊断出矽肺一期，他的妻子因工作时间更早，早在2006年就被诊断为矽肺一期，2014年发展为矽肺三期。

刘建伟告诉《财经》记者，2005年左右，刘建伟在公司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职业病防治法》，这部法律于2001年底通过，刘建伟翻阅后才知道，粉尘工作环境会得职业病，也是在这时，他才意识到从事的工作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而他的姐姐、弟弟和妻子，都在干同样的工作。刘建伟表示，早年厂里并没有排尘设施，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未给工人提供口罩等职业防护用品，等到《职业病防治法》开始实施，厂里重视职业病的预防后，“已经晚了”。果然，刘建伟夫妇和弟弟相继患上尘肺病。

刘建伟发起的残疾赔偿金的诉讼，一波三折。刘建伟介绍，官司从2018年到现在来来回回打了五年多，历经三次一审、三次二审、一次再审，夫妇俩光缴诉讼费和司法鉴定费就花了7万多元。刘建伟索赔残疾赔偿金差额156万余元，如果诉求获得支持，他有可能通过换肺保障下半生的生活，他的妻子也发起了同样的诉讼。

2018年，刘建伟在递交给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下称“顺义法院”）的起诉书中称，矽肺病是无法逆转和治愈的职业病，会陆续产生高昂的后续治疗费用，最终患者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他指称，金玉鼎公司怠于履行职业病防护的行为，致使他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根据《职业病防治法》《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规定，金玉鼎公司应赔偿他相应的残疾赔偿金。

刘建伟当时依据2017年职工工伤及职业病致残四级鉴定，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要求按照北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和70%的赔偿指数赔偿，扣除已获得的4.9万余元工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再行赔偿伤残赔偿金差额部分。

庭审时，金玉鼎公司不同意刘建伟的诉求。金玉鼎公司辩称，刘建伟身体所受伤害是在工作中导致的，已经享受工伤保险，主张伤残赔偿金没有依据。金玉鼎公司称，对于刘建伟所受伤害，公司不存在主观故意和客观侵权行为，刘建伟入职时，当时护理设备有限，发了防尘口罩，但刘建伟没有佩戴。

2018年，顺义法院驳回刘建伟的诉求。法院认为，刘建伟已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自2017年6月开始领取由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的伤残津贴，已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基本弥补其损失，再行要求残疾赔偿金，不予支持。

对此判决不服，刘建伟提起上诉。2019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三中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北京三中院认为，《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刘建伟因职业病致残，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但一次性伤残补偿金不足以弥补刘建伟因工伤致残受到的损失，刘建伟有权依据相关规定向金玉鼎公司主张赔偿不足部分的损失。

案件发回重审，给刘建伟带来信心，但没想到案子又“卡”在伤残等级鉴定上。

2019年，顺义法院一审判决表示，法院摇号确定鉴定机构鉴定，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无相应条款进行伤残等级评价，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刘建伟的伤残等级。而刘建伟主张按最新鉴定的职工工伤及职业病致残等级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因此驳回其诉求。考虑到刘建伟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已经从七级变为三级，等级跨度较大，酌情确定金玉鼎公司补偿刘建伟2万元。对此，刘建伟上诉后，北京三中院维持原判。因对二审判决不满，2021年，刘建伟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并未成功。

刘建伟并未就此放弃。他称，自己逐一给北京市的司法鉴定机构打电话，终于联系到一家可以鉴定的机构。2021年出具的鉴定书显示，刘建伟的伤残等级为三级。拿到这个证据后，刘建伟再次起诉。同年，顺义法院作出判决，刘建伟主张按其自行委托的鉴定结论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无法支持其诉求。就这样，这起诉讼再次打到北京市三中院。

职业性尘肺病高居首位

2月9日上午，《财经》记者与刘建伟交谈时，他不时停顿下来查看手机，向门口张望。判决结果即将揭晓，这让刘建伟的心悬着，落不下来。“官司打了五年多，外人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刘建伟说。

一系列仲裁和法院诉讼，在这十余年成为刘建伟生活的一大重心，残疾赔偿金差额诉讼仅仅是最近五年的官司。在此之前，刘建伟及其工友们与金玉鼎公司的劳动争议，使刘建伟逐渐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厂里相继有人确诊尘肺病，2006年起刘建伟开始留心保存和收集证据，比如工资计算依据的工作量统计等。刘建伟还开始自学法律，业余时间早出晚归，从顺义乘车到王府井书店，盘腿坐在地上阅读法律书籍。

刘建伟表示，2008年厂里改制时，要求职工领取安置补偿费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随后，刘建伟又与金玉鼎公司签订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刘建伟认为，他已经连续为金玉鼎公司工作超过十年，双方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先后提起仲裁、诉讼，并帮助多名工友维权，最后与金玉鼎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在职工工资和工友的工伤医疗补助金等事宜未了的情况下，2010年，刘建伟发现金玉鼎公司已申请注销，并经当时的工商部门核准。为此，刘建伟举报后又经过行政复议，最终促使工商部门撤销了对金玉鼎公司作出的注销核准。

早期的这些经历给了刘建伟更多信心。这些年，不断有尘肺病人或其他的职业病人联系刘建伟，咨询或者寻求他的帮助。在刘建伟卧室，一袋袋整理好的材料立在床头书架上。

在书架上，刘建伟翻找一份裁判文书，手指掠过一个个文件袋。

“这个是杨某某（的材料），湖南人，现在不在人世了。”

“这个人得到了赔偿调解书，拿到了1.2万元。”

“这是江西36个煤矿工人的赔偿缩水案，后来被央视报道，那期节目叫‘打折的赔偿金’。”

“我帮这个人取得了工伤证明，为他获得后半生的医疗与生活保障……”

说起这些案例，刘建伟的声音逐渐低沉，“看着是文件袋，实际上这是一条条人命”。他感叹，有一些求助人死亡时，还没拿到任何补偿或赔偿。

刘建伟称，他接触的尘肺病人，大多是二三十年前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曾经在玉石企业、矿厂、水泥厂、大理石切割厂、山洞挖掘业等行业务工，因工作环境患上尘肺病。一些人是兄弟姐妹或者夫妻一起务工，双双患上尘肺病。而他们大多法律意识淡薄，缺少证据意识，有些人因呼吸衰竭去世时还没有拿到《职业病诊断书》。这些年，刘建伟在各地奔波，帮助一些尘肺病人争取权益。

职业性尘肺病病例数在职业病中占据首位。2022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国家卫健委”）举行发布会，会上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患者91.5万人，现存活的职业性尘肺病患者大概还有45万人。因尘肺病的潜伏期比较长，平均为10年到20年，从接触粉尘到发现健康受损需要很长的时间。2012年至2021年，中国报告新发职业性尘肺病病例数降幅达51.2%，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高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此前，国家卫健委还曾发布数据，2010年以来，年均报告职业病新病例2.8万例，截至2018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约占总数的90%。

多少人获得补偿或赔偿？

职业性尘肺病人争取权益需要层层“闯关”。

因接触众多尘肺病案例，刘建伟总结职业性尘肺病人遭遇的诸多障碍，包括劳动关系确认、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伤残能力鉴定、工伤待遇补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等。刘建伟称，在农民工开始大量外出务工的早期，很多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持有劳动合同的原件，等到发现患有尘肺病时，无证据依法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因此确认劳动关系是他们争取权益和救济的第一道槛。

职业病诊断则需要多项证明资料，比如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提供这些资料，则又多了一层障碍。刘建伟举例称，他帮助的一个尘肺病人，仅从申请到取得《职业病诊断书》就花费四年多时间，其间病情从二期发展到三期。

曾获首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称号的黄乐平，于2007年发起设立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致力于劳动公益法律服务和政策研究倡导。黄乐平表示，职业病劳动者维权要经历复杂的程序，最多可能经历12个程序。对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认可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言，若要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就必须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的一裁两审程序；确认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不认可劳动部门出具的工伤认定结论，还要经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待行政诉讼二审维持工伤认定结论后，劳动者要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还得再经历一遍一裁两审程序；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赔偿能力，经过法院中止（终止）执行程序后，劳动者欲向工伤保险基金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还需要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才能实现个人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