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人口红利”能否持续释放

人口的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但它对经济的影响却并非宿命。如何正确认识人口因素？经济如何借势再跃升？

2022年末，中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比此前联合国预测的人口拐点至少提前了五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此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逐年衰减，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势必形成一定制约。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根据“十四五”规划，展望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人口负增长之下，这些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蔡昉在其新作《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给出答案，“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也是改革红利应运而生的机遇。”

人口负增长时代下，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哪些变化？人口红利还能持续释放吗？中国经济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为了抓住机遇应当如何改革？《财经》记者就以上话题专访了蔡昉。

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曾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著有《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双循环论纲》《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作品，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等。在他会客室的书桌和沙发上，堆满了一摞摞学术刊物和各种资料，他自称是个“年轻老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人口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探路者。

《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

蔡昉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3月

直面人口负增长

《财经》：人口负增长时代下，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是会缓解就业矛盾，还是会加剧就业难题？

蔡昉：我认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就业结构性困难会进一步加剧。具体表现在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自然失业率上升。

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峰，随后不断下降，劳动力逐渐出现短缺。这也意味着工资上涨，为了缩减成本，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型，社会的就业吸纳能力也明显减弱。我们发现，2004年至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1.5%，而制造业带来的城镇单位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且自2013年以来均为负增长。

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峻，机器、新技术等资本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也会更猛烈。尽管同时诞生的新兴产业会创造出大量新岗位，但新岗位往往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技能有较高要求，现有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一时间难以匹配。比如，一家传统工厂裁员，失业的车间工人未必能马上去招聘的人工智能公司就职。

因此，我预计，这类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未来会更加普遍。

《财经》：也就是说，即使疫情后经济恢复，这种结构性矛盾也无法缓解，甚至自然失业率会相应变高。

蔡昉：是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趋于强化，自然失业率有所提高。

这是因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拥有新技术、生产率更高的新创企业往往发挥更大作用，新创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显著提高，必然导致部分劳动者难以适应，结构性矛盾相应增加。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创新驱动，劳动者转岗的频率也将显著增大，这一问题会常态化存在。换句话说，即便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那些因生产率不高、受经济冲击而损失的就业也很难再失而复得。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维持在5%的水平。新冠疫情发生前，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基本围绕5%发生小幅波动，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但过去三年，我们的实际失业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按照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再上升。

《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中国25岁-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而16岁-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则高达20.4%，二者之间相差4.8倍。青年失业率为何相对较高？

蔡昉：一般大家讨论的青年失业率偏高现象，主要是指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

首先，青年失业率相对较高并不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也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可以说，青年失业率较高的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比如：2011年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时，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40%。

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受教育年限相同的年长劳动者相比，大学生缺乏就业经验，在技能上面临较大的匹配困难，就业选择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二是与同样缺乏就业经验的新生劳动力相比，大学生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专业性更强，这也意味着大学生掌握的技能通用性更差，在面对岗位选择时更易受专业限制，找工作时的阻力更大。

但我始终认为，仅通过短期内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象，便主张“读书无用论”“大学生过剩论”，甚至对知识和教育加以否定，这种认识既不正确，也无济于事。大学生进入劳动市场后，较高的人力资本会逐渐显现，更优异的工作表现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跳槽”机会。从长期趋势看，其教育回报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最终会体现出来。

《财经》：2022年末，中国人口首次进入负增长，经济也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怎样？

蔡昉：人口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消费拉动力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从供给侧看，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随着劳动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占据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势必减弱。

二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随着人口负增长，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相应地放缓。

三是未来劳动力短缺更加严峻，企业倾向于使用机器等资本代替人力从事生产，而当资本使用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

四是随着人口负增长，农村16岁-19岁年龄段的人口同步加速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将会变缓。过去，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未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必然相应下降。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侧冲击，随着人口负增长，这方面的影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因素对需求侧的冲击，将成为未来的常态制约因素。首先，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消费者总量减少，对社会总需求形成了一定抑制。此外，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居民收入的增速降低，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增速也同步降低，从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变缓。

除了以上两点，还需注意，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比逐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3岁-85岁的这个生命区间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这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够高，有时还要替下一代着想，这导致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不高。

更不用说在外需侧，受当前地缘政治影响，逆全球化形势兴起，即便中国积极保持对外开放，外需也难以回到曾经的高增长时期。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由于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更低。

但是从世界水平来看，这个速度大体还是中高速，即使受人口负增长影响而降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然不妨碍达到2035年远景目标，何况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因此，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也不必过于悲观。

图：教育发展和深化的机会窗口

通过改革释放“人口红利”

《财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就人口负增长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您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蔡昉：可以将这个观点拆分为两部分理解，一个是“人口红利”，另一个是“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就是指劳动力数量，这里面包括存量，也包括增量。以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仍是较为可观的，也就是总理说的“它并没有消失”。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中国当前的人口存量仍可为经济提供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大约有7.8亿左右的劳动力。这部分存量劳动力既是生产供给的源泉，也是消费市场的基础，通过改善这部分人的劳动参与率、就业质量、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仍旧可以支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运转。

第二，通过就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仍然有大量富裕劳动力作为增量待释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务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农业就业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万人；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0万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完全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