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俊峰：全球气候问题的缘起、发展和未来
作者： 徐沛宇
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可溯源至1972年举行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该会议提出了“一个地球”的理念，开启地球气候变化的议题。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科学上对此仍未有定论，但越来越确定的是，全球升温速度正在加快，如不加以控制，人类将面临无法承受的灾难。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政治共识，迄今已经逾30年。如今，气候相关的经济发展政策和技术研发已成为全球性的竞赛，无论大国小国，都在积极行动。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谈判中，中国的角色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重要的贡献者和实际的领导者。未来，中国要继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并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为全球迈向碳中和贡献更多力量。
中国公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正与日俱增，但是对全球气候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多。为此，我们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他也是中国最早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专家之一。
气候问题的缘起和发展
《财经》：气候变暖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什么时候成为全球性话题的？
李俊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科学家廷德尔就发现，改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改变大气层温室效应的强弱，进而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变化。而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消耗化石能源，温室气体排放剧增。
1972年的第一次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了全球变暖问题。1979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科学大会上，气候变化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讨论。这两次会议都提出了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有直接关系。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因、影响和应对措施。
1990年，IPCC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结论是人类工业化以来大量排放各种温室气体，这是地球大气温度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扭转，将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后来IPCC又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提高。IPCC在2018年发布的1.5℃特别报告指出，2009年-2018年比工业化前增温约0.93℃，2014年-2018年增温1.04℃。
尽管科学界还不能完全确定温室气体的增加是气候变化的主因，但基本达成共识：温度上升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就可能危及人类生存。
《财经》：各国政府是怎样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的？
李俊峰：在提出气候变暖问题之前，全球各主要国家就已提出多个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或者绿色发展的议题，包括臭氧空洞修复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等等。不过，这些议题虽然是全球性话题，但涉及的国家、企业和人群都有限。气候变化问题则是一个从资源依赖到技术依赖的发展转型问题，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企业，乃至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
1972年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一个地球的理念，后来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当代人的发展必须采用可持续的、不影响后代发展的模式。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公约虽然没有碳中和这样的说法，但已经初步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确保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维持在450ppm（百万空气分子里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实现到2100年全球升温与工业化初期相比不超过2℃的控制目标。
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化和政治共识的不断提高，各国政府前后签署了三份具有全球约束力的文件：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的《巴黎协定》，这是一个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再到具体行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气候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即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世界各国应依据其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和各自能力担负起相应的责任。1994年该公约生效，目前有194个国家加入。公约缔约方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讨论应对气候变化。迄今为止，公约缔约方大会（COP系列）一共举办了27届。
在1997年第4届缔约方大会上，各国达成《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都要制定2010年和2020年的减排目标，以及安排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切实、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前提下，在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实行自愿减排。
由于美国国会事先宣布拒绝签署，美国两任总统，即1993年-2020年的克林顿和2001年-2008年的小布什，都没有将《京都议定书》提交国会，议定书“不少于55个公约缔约方、至少有占工业化国家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55%的发达国家批准”的生效条件一直没有满足，直到2004年俄罗斯批准后，《京都议定书》才于2005年正式生效。
由于美国的消极态度，导致2010年《京都议定书》生效5周年时，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增长，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90年的200亿吨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310亿吨，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超过了科学界认定的浓度阈值，即410ppm。
2014年IPCC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认为单纯的减排措施已经无法满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碳中和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
在此背景下，2015年底召开的COP21达成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与工业化初期相比较，将大气温升控制在2℃，并为控制在1.5℃而努力的政治目标。把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活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大自然吸收相平衡（即气候中性、碳中和）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具体措施。
《巴黎协定》生效后，联合国要求世界各国在2016年提交面向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并在2020年对其更新。并要求缔约方各国在2020年的COP26上，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即碳中和的政治愿景和行动方案。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COP26延迟到2021年举办。在这次峰会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交了面向2030年的自主贡献更新报告，和面向本世纪中叶的碳中和政治愿景。
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政治共识，碳中和成了道义制高点，也成了一种政治信仰。从1972年到现在，50余年里气候变化问题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财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责任和义务有哪些异同？
李俊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同时积累了大量财富，掌握了大量科学技术，有高超的教育水平和研究能力，所以它们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有能力减排。发展中国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几乎不可能自主实现减排。
于是，《气候公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三个责任：一是率先减排，先把自己的作业做完；二是有研发可持续的低排放技术，推动全球走低排放道路；三是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减排资金和技术援助。减排资金之所以被称为额外援助，是因为联合国在1972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发达国家必须拿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实现全球共同富裕。
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要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1000亿美元的提法，就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援助的资金额度。到2022年，发达国家已经募集到800多亿美元，但与承诺额度还有差距。
在发达国家承担上述三个责任之后，在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可自愿减排。
《财经》：当时全世界的光伏风电都还没有大规模发展，减排主要靠哪些措施呢？
李俊峰：当时提出了三条减排措施：一是提高能源效率，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三是增加森林碳汇。可再生能源当时起的作用不大，到2010年以后可再生能源才大规模发展起来。当时，发达国家在提高能源效率、研究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技术方面都走在前面。发展中国家能做的主要是增加森林碳汇。
发达国家提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初衷是好的，是对全人类都有益的。但其中也有发达国家的私心，因为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上不占优势，在技术上则占有优势。将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型转变到技术依赖型，发达国家就更有条件主导全球发展走向。
《财经》：目前科学界对气候问题的争议在变小吗？仍存较大争议的话，减碳意义何在？
李俊峰：争议一直都在，并没有显著变小。不过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人类应当尽量不对地球的生态环境施加负面影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一种减少人为影响地球生态的做法。
减碳的背后是能源系统、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随着技术进步，能效在提高、可再生能源普及率在提高，这些都在推动减碳。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也已成为一场技术创新的竞赛，它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前途，所有的国家都不甘落后。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行动演变
《财经》：中国刚开始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是怎样的态度？
李俊峰：我参加了IPCC1990年第一次评估报告的编写。当时中国研究气候变化的人非常少，很多人都觉得气候变化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至多是一个环境问题。但领导层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如此，本质上它是一个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必须与发展问题通盘解决。
当时中央对气候谈判定的调子是要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也就是说，对发达国家实施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控制，但不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当时中国经济还很落后，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排放的温室气体也比较少，人均碳排放1吨多一点，当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是15吨。
因此，中国1992年主张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根据各自能力减排的原则。这两条原则的意思就是要分清责任主次，谁排放的多，谁就要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排放少的人承担次要责任。发达国家当时占世界人口的20%，但它们的累计排放量超过70%。
《财经》：后来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俊峰：从1992年到2023年，中国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即将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这30年，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9年，按照联合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不承担、不承诺减排责任。
第二个阶段从2009年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发布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中国承诺到2020年GDP的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个时候我们的减排还属于自愿减排，只是我们承诺了减排。其他发展中国家参照中国的减排目标，也做出了一些自愿减排承诺。2020年，中国GDP的碳强度下降了48%，超额完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