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稳健货币政策的坚守者

年届65岁的易纲，完成了四个半月过渡、衔接之责后，告别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

7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免去易纲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命潘功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97年，易纲入职央行，先后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央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央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2013年7月-2018年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8年3月，深耕央行20年，易纲出任央行行长、党委副书记。时光荏苒，易纲供职央行已达26年之久。

五年前，60岁的易纲在接任央行行长时曾用“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形容他彼时的心情。同年，在中国运行长达15年的“一行三会”金融分业监管模式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金融稳定委员会辖下的“一行两会”新架构，即央行、中国证监会（下称“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下称“银保监会”）。

在这个架构之下，强势央行职能则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更是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五年前易纲就任央行行长这一人事安排，亦凸显了他在彼时的金融监管改革以及新时期中央银行角色重构的重要作用。

2018年3月25日，刚刚当选央行行长的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曾用三句话概括彼时中国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易纲1958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是其编纂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

上述经历和作品为易纲日后在央行参与众多金融改革以及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第一个就任央行行长的海归经济学博士，易纲亦成为学以致用的典范。

易纲任职央行行长期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叠加承压的局面，中国央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总量够、结构准，保持了币值、汇率的基本稳定，实现了低通胀、稳增长的最优组合。“放在全球范围内看，跟大国央行行长比，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位接近央行的权威学者表示。

易纲在任的五年也是中国央行在新“一行两会”监管下的五年，易纲在新的监管模式下，其执掌的央行也发挥了颇多贡献，其中包括金融系统稳定、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等。

易纲行事低调内敛，公开曝光率相对较低。一位金融学者表示，“在维持币值稳定、货币政策‘以我为主’、汇率市场化等方面，易纲的风格与周小川可谓一脉相承。”

3月10日，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根据方案，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形成新的“一行一局一会”结构：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监局”）、证监会。

3月13日，新华社发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名单显示，易纲已任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新一轮调整已经拉开序幕。良好的国际口碑、出众的专业素养、深厚的理论造诣，带有这些特质和新身份的易纲又将在时代的潮流中如何助力改革？业界颇为关注。

货币政策自主性更强

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这在货币政策圈已经达成共识，某货币政策权威研究者曾说到，易纲在国际上口碑很好。

易纲任职央行行长的五年间，相比国际主要央行，中国央行一直保持了“独行”的货币政策。在一位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看来，近五年间，中国央行采用的货币政策以及产生的效果，放在全球范围内看，跟大国央行行长比，都是非常卓越的。

“中国央行坚持了正常的货币政策，总量够、结构准，保持了币值、汇率的基本稳定，实现了低通胀、稳增长的最优组合。”上述接近央行人士补充。

放眼全球，中国央行近五年的表现在数据中有非常清晰的体现。2022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历了40年以来高通胀，全球平均通胀水平超过8%。

对比全球，2022年中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2%，近五年同比涨幅平均为2%，物价水平持续保持稳定，居民通胀预期保持平稳。

“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2019年12月，在任职央行行长的第二个年末，也是全球疫情暴发前夕。易纲以《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为题发表文章。

在易纲看来，评判和衡量货币政策，根本上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使命。

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表示，上述文章为后续疫情下中国独行的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此，2020年初，全球暴发疫情，全球央行大放水，但中国央行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通胀大背景下保障了币值稳定，维护了央行威信，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那篇文章中，易纲回忆了中国过去在货币政策上的得失成败，同时放眼国际，梳理了一些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结合中国实际，我们要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收益率曲线斜率是向上的，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储蓄国家来讲，储蓄有息才能够给老百姓正向的激励。

现实中，中国经济则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挑战，要维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并非易事。

一位货币政策研究学者表示，过去五年，中国经济至少面临三大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内经济增速总体下行，面临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二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乌克兰危机、全球高通胀等；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在这样一个异常复杂的环境里，中国央行既要支持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又要应对短期内各项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还需针对疫情对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产生的非对称冲击纾困，这让央行货币政策必须在多目标中寻求平衡。”前述学者表示。

2018年-2022年，中国央行累计1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的长期流动性超过11万亿元，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在利率方面，中国央行以国内经济为主来考虑问题，保持实际利率的合适水平，适当降低融资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易纲任职期间。受疫情影响，央行启用并创设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这被货币政策研究者称之为，中国央行超越传统货币政策范畴的一个创新，其意义在于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支持。

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易纲在上述发布会上专门介绍：结构性工具分为长期性工具和阶段性工具。截至2022年末，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余额有6.4万亿元人民币，占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15%左右，总体上是适度的比例和水平。

“易纲行长在任期间，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非常谨慎，一方面要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另一方面要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多位受访者认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克制与易纲作为一名货币主义者的坚守密不可分。在坚信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经济规律只会迟到不会缺席，货币发多了必然引发通货膨胀。

在2023年6月发表的《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与经济金融稳定》一文中，易纲回顾，2018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呈现两大明显特征：一是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形势进行调节，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二是总体坚持了稳健的操作理念，利率是适度和比较平稳的，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都相对审慎、留有余地。

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

易纲出任央行行长第一年，原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辖下的“一行两会”的监管局面。

央行职能则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更是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等。

当时，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源于混业经营，当控股公司成为金融公司主要的存在形式，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以及监管套利相继出现时，分业监管便已不再适应当前金融业的发展。

那么，在“一行两会”的新监管局面下，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显得尤为重要。

易纲曾表示，中国面临的一些潜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三大方面：一是宏观上仍然存在高杠杆风险；二是部分领域和地区金融“三乱”问题仍然突出，如影子银行存量庞大等；三是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中提到，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2008年至2016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年均上升10多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48.9%，与美国（251.2%）、欧元区（258.3%）相当。其中，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3.6%，远高于欧元区的101.6%、日本的103.4%和美国的73.5%。

对于如何稳住宏观杠杆？易纲亦有独到看法。他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债务水平的稳定。第二个任务是让债务结构更加优化，平衡好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及个人债务。第三个任务是让总杠杆率更加合理。通过以上做法，来实现一个漂亮的去杠杆。

之后的几年里，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推进过程中，央行通过管好货币总闸门、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推动企业去杠杆等方式，扼制了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势头。

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0%左右，为后续应对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空间。

与此同时，易纲任职央行行长期间，央行联合银保监会等部门共同推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截至2022年，压缩“类信贷”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大约30万亿元。

此外，央行还大力整治金融乱象，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过去五年，累计立案查处非法集资案件大约2.5万件。

随着去杠杆和资管新规推进，部分金融机构风险暴露。2019年5月24日，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公告接管包商银行，该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例银行破产案例。

在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上，金融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实质上采取了“收购承接+破产清算”的方式，一方面新设蒙商银行、联合徽商银行，承接包商银行的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确保基本金融服务不中断，储户及大多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根据企业破产法，坚定推动包商银行破产清算。

除了包商银行，过去几年，央行牵头化解了恒丰银行、锦州银行、辽宁城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并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了5500亿元专项债券，专门用于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高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数量从600多家降到了300多家，不少省份目前已经没有高风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