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万亿银行
作者： 陈洪杰
村镇银行加速退场。2023年12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批复，同意藁城恒升村镇银行和晋州恒升村镇银行因被吸收合并而解散。
至此，一年内至少11家村镇银行撤并解散。
与此同时，中国地方金融更大规模主体的2000多家农信、城商行，也在进行着新一轮的整合重组。合纵连横、化零为整，万亿级资产的地方金融主体纷纷设立。
浙江、山西、河南等地的万亿元农商联合银行已开业，注册资本居农商行之首的辽宁农商行也于近日完成挂牌……
目前大约有20个省的改革方案正在等待获批。
河南、山西、四川等地的省级城商行已完成设立。辽宁省级城商行尚未组建完成，按照此前测算，其资产规模总计将超过1.2万亿元。
中国金融业的格局正在改写。“顶层设计在过去注重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例如农信社改农商行，村镇银行都是在此背景下产生；而当下更侧重的是防范金融风险，优化、盘活存量机构。”多位监管人士及银行从业者对《财经》记者表示。
金融是经济的镜像。以城商行重组为例，与上一轮重组逻辑不同。当时宏观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城商行重组主基调是“放”，淡化区域，完善治理，提升能力，做大做强。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换挡，新一轮城商行重组主基调为“收”，重心是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处置风险，提升质量。
近年来，虽然银行业大力处置金融不良，谨慎经营，但经济换挡期的“阵痛”，伴随着三年疫情冲击，加之中小银行风控及治理能力不足，高风险银行依然超过300家。
在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风险”一词在通稿中出现了19次。会议指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要求“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在某资深人士看来，不同类型银行的定位进一步得到明确：国有大行是金融业基石，省级城商行服务城市，省联合银行或农商行立足县域、深耕基层，有特色的中小银行也会被保留。问题银行及平庸银行将进一步出清。
问题小银行退场
对村镇银行的改革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其一，解散，实现市场化退出，并将存贷款业务全部清零，或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吸收行承继；其二，将村镇银行改制其他类型银行的分支行；其三，增加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持有的股份等
“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这句歌词同样可以套用在金融业。2018年9月，金融监管部门还在开展首批“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但到2020年底，却开始提示村镇银行的风险。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2月14日，共计16家村镇银行解散，14家的解散日期在2022年之后，即“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等取款难事件”之后，仅有2家发生在2020年底。其中，近一年来，解散的村镇银行有11家。
当下，对村镇银行的改革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其一，解散，实现市场化退出，并已将存贷款业务全部清零，或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对方承继；其二，将村镇银行改制其他类型银行的分支行；其三，增加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持有的股份等。
“最初意图是好的，目的是为村、乡、县服务。但当时有些银行没有动力去做，监管和地方政府做了推动，某些区域开始出现大跃进。成立银行需要股本，在放松资质审核下，一些以‘套取银行资金’为目的的社会资本也进入了，这就埋下了祸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村镇银行都表现差，那些坚持初心的村镇银行依然活得很好。”一位中小银行高管对《财经》记者称。
表：解散的村镇银行及监管公示日期
另外一位资深人士称，当初制度寄予主发起行能确保机构安全运营、健康发展，但这一设计存在问题。试想主发起行多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它们大多数自身的能力都不强，很难谈及对村镇银行的支持力度多大。除长三角、珠三角经营能力优秀的城商行、农商行外。
“监管部门早意识到了村镇银行的风险，不过它们的规模很小，当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城商行和农信上。”上述银行业资深人士表示。
在村镇银行风险初露端倪的同时，有着90万亿元规模的城商行、农商行已拉开风险处置与重组的大幕（相关报道见《财经》2022年第3期“解困中小银行”）。
2019年4月，锦州银行年报难以发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辞任该行核数师，引发了流动性风险。201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保监会对包商银行实施接管，一年多之后，包商银行以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申请破产清算。
中国人民银行将这两起风险成因分别概括为：锦州银行股权高度分散，内部人控制严重，且资产规模大、同业关联度高；大量资金被大股东“明天系”违法违规占用，长期难以归还，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危机。
此后，城商行的风险处置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合并为主。2020年11月，新成立的四川银行在攀枝花市银行和凉山州银行的基础上，引进了28家投资者。2021年4月，由五家合并的山西银行在太原揭牌。
2022年5月，中原银行吸收合并了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资产规模超过1.2万亿元，一举跻身到城商行规模前10位。
2021年1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称，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辽宁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合并仍在进行中。
上述银行的合并，部分源于不良资产风险积聚导致资不抵债，也有银行的问题仅体现在管理能力、内控能力、服务能力、发展能力不足等方面。
与一些省份城商行的合并相比，农信的整合要更为繁复。农信遍布在20多个省，但直到2022年才有新的突破。“农信改革不仅仅关乎2000多家中小银行，还涉及地方政府，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位监管人士称。
2022年4月18日，有82家行社的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成立——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第一单”正式落地。2023年11月，有108个基层行的山西农商联合银行、由138家组成的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相继开业，31家农商行和农信社组建的辽宁省农商行也已挂牌等。
其他多省的农信改革也在等待获批，更多的大农商行或农商联合银行将在随后的时间中出现。
组建万亿银行
无论是城商，还是农信，万亿大银行组建的相似性在于：化解风险、政府补充资本等。“金融工作具有政治性、人民性。中小银行本身比较脆弱，风险又易传染。地方政府出人、出钱，推动城商行改革重组，化解存量风险，是出于对未来的考虑，也有利于省级城商行金融规模效应的发挥。”一位银行合并的政策制定者对《财经》记者表示
农信与城商行定位不同，运作方式不同，但都具备银行的属性，在新一轮改革中，它们的组建方式存在差异性和相似性。
农信机构改革的思路是理顺管理体制。进一步看，农信机构改革的模式较多，之前市场关注的主要是以下四种：联合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金融服务公司模式和统一法人模式。
“农商行不带合作制成分，不属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省联社也需要换个名字了。”一些农商行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
但目前来看，获得监管批复、各省申报的模式集中在联合银行模式、统一法人模式。
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浙江省联社基础上组建，由浙江省内全部法人农信机构入股组成，注册资本50.25亿元，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成员行的行业管理银行和联合服务银行。
河南采取的也是联合银行的模式，但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又不同，在省级层面，将省联社改制为省农商联合银行。在市级层面，拟对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全部法人机构以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对其余的省辖市城区法人机构整合组建市级农商银行。
在县级层面，在未实行统一法人的省辖市中，保留县域机构法人地位不变，对未改制的县域农信社稳步推进县级农商行组建。
山西则采取了新的创新模式，股权采取“上参下”模式，由省联社向市县农信机构逐级参股。新组建的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对基层法人机构按照“机构自愿、分步参股”进行投资。
省级农商行的模式在之前不被看好，备受质疑。但2022年以来多省提出或已经组建省级农商行。“当务之急是化解风险。”有监管人士称，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
同在2023年下半年成立的辽宁农商行是首家统一法人省级农商行，尚未披露资产规模，但注册资本位居农商行之首。从股权结构来看，辽宁金融控股集团以206亿元的认缴出资额度位列辽宁农商行第一大股东，占该行总股本比例约为99.09%。
除了辽宁，2023年9月25日，海南高速发布公告表示，将通过受让海南农信系统现有20家机构中部分原股东所持股份的方式，参与发起设立海南农商行。
另外，2023年1月，四川印发的《四川省贯彻〈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实施方案》显示，深化农信社改革，以转变省农信联社职能为重点，积极申请组建省级农商银行，稳妥推进符合条件的地区组建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
公开资料显示，至2022年12月底，四川农信有5022个营业网点，近4万名从业人员，资产规模近2万亿元，各项存款近1.7万亿元，各项贷款9892亿元。
“即便在一些省份的联合银行模式中，也会借鉴省级农商行的方式，穿透到基层，其目的是为了加强自上而下的控制，深入业务，避免信贷风险。”某省联社高管称。
而新一轮城商行改革更早地出现在2019年，当时锦州银行出现风险，后以财务重组、增资扩股方式，初步恢复自我“造血”功能。但2020年、2021年之后，化解城商行风险的方式以整合重组为主。
“在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金融去杠杆与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城商行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路径之一。”一位行业人士对《财经》记者称。
“高风险中小银行多集中在城商行和农信机构等。与农信机构相比，城商行市场化程度更高，独立性更强，经营过程中各自为战，这类银行的脆弱性更高。”上述人士称。
无论是城商，还是农信，万亿元大银行组建的相似性在于：化解风险、政府补充资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