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案撤诉,“中国行动”会取消吗？

美国司法部于当地时间1月20日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MIT）陈刚教授的指控。陈刚案是“中国行动”计划下备受瞩目的案件之一，这项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司法行动已实施三年有余，颇受争议且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

在MIT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担任主任的陈刚于2021年1月14日被捕，那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最后一个完整的星期。陈刚被指控犯有某种形式的拨款欺诈，即在2017年向美国能源部申请270万美元拨款时隐瞒了自己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关系。他对所有指控都作了无罪辩护。

在长达一年时间的拉锯后，能源部一名官员所提供的最新信息让案件在2022年初出现转机。该官员告诉检察官，能源部不认为陈刚当时有义务披露其在中国所担任的职位，也不认为在知悉这些职位情况下会扣留拨款。此案展开调查后，能源部才开始要求研究人员提供涉及海外合作关系的信息。

波士顿检方在1月20日上午提交一份动议，要求撤回这些指控。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帕蒂·萨里斯（Patti B. Saris）在快到中午时批准撤诉。新获任的联邦检察官瑞秋·罗林斯（Rachael Rollins）在向法庭递交的文件中指出，新出现的信息使他面临的电信欺诈和其他指控难以在法庭站住脚。检方已无法在审判中证明他们的指控，撤诉符合司法公正利益。

“我们的指控决定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罗林斯说， “作为联邦检察官，我将始终敦促检察官在诉讼每个阶段都进行这种严格和持续的审查。今天的撤诉是这一过程的结果，符合司法正义的利益。”

对于撤诉决定，陈刚的律师罗伯特·费舍尔（Robert Fisher）表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政府终于承认了我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陈刚教授是无辜的。我们的辩护从未基于任何法律技术细节。我们的辩护是这样的——陈刚没有犯下他被指控的任何罪行。”费舍尔还感谢了那些站出来告诉美国政府他们对科学和学术合作的细节存在严重误解的证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个案子很可能还在进行中。”

MIT校长拉斐尔·莱夫（L. Rafael Reif）第一时间发出公开信证实这一消息，并表达了对陈刚一年来所遭受的困扰感同身受，欢迎他早日回归校园。从案发至今，MIT的教师同行一直对陈刚表示声援，学校支付了他的律师费。MIT方面一直强调，陈刚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是在MIT支持下进行，这类合作对推动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陈刚的200多名同事在联名信中写道：“针对陈刚的指控抹黑了那些本应被视为正常的学术和研究活动，这其中包括推广MIT全球使命的活动。”MIT教授菲利普·夏普（Philip Sharp）就明确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行动”不公正，必须停止。

来自MIT的支持让陈刚案事实清晰明了，并最终致使司法部撤诉。对于个中原因，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游天龙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如果当时的规定并未明确要求披露，陈刚就没做错，不可能用新规要求此前所做的事情。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也对《财经》记者指出，陈刚与中方合作MIT都知悉，这是代表学校行为，未披露行为很少，要想定罪不容易。就像田纳西大学胡安明教授案件也撤诉了，连法官都表示这样的案子怎么能诉诸法庭。还有案件是FBI探员栽赃。

抓间谍雷声大雨点小

陈刚案撤诉折射出过去三年来“中国行动”计划在法律层面上所面临的困境与挫折，正如美国Morvillo Abramowitz Grand Iason & Anello， P.C.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Karen R. King（金凯乐）和 Telemachus P. Kasulis在《纽约法律报》发表的文章所指出，司法部发起“中国行动”计划三周年：举步维艰且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行动”是2018年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任司法部长时出台的专门针对美国高校与中国机构学术交流进行审查的政策，由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高级官员以及五名美国联邦检察官组成。

该计划官方声明强调要遏制中国不正当获取美国尖端技术的现象，调查对象为司法部所说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学生、老师和其他研究人员。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特朗普和拜登两位总统执政期间反复强调该计划对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威胁的重要性。他曾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上透露，联邦调查局正在开展对中国频率高达每12小时一次的反情报调查。

金凯乐在文中给出这样的统计，自2018年11月以来，司法部公开66起“中国行动”名下发起案件，2018年底和2019年有30起案件，2020年有29起案件，从2021年前10个月至今查出7起案件。全美各地有33个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参与公诉，案件量最多的检察官办公室有哥伦比亚特区法院（6起）、纽约南区法院（5起）、纽约东区法院（5起）和马萨诸塞地区法院（5起）。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过去三年公开的66起案件中，只有23起案件涉及代表中国政府的间谍或特工的指控，其余包括与中国政府无直接关联的商业机密的窃取、签证欺诈、金融犯罪，或未披露与中国国有机构（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联系等指控的案件。”

“虽然提出指控，司法部并没有达到定罪间谍这样的目的，被起诉对象几乎无人因为经济间谍进行技术输出被定罪，即便是哈佛大学利伯教授这样的高关注案件也是以其他罪名定罪（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和未申报中国银行账户），即没有披露与中方学术合作关系或者是没有报税，这与司法部抓间谍初衷不符。”赵穗生说。

MIT科技评论2021年12月发表的对“中国行动”计划展开的数据分析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该研究指出，美国司法部既没有正式定义“中国行动”计划，也没有解释为何将某一案件划归“中国行动”，许多被提起诉讼的案件所涉及科研内容都是基础研究，与国家安全没有明确联系。

更加有意思的是，“中国行动”计划调查重点从最初的抓经济间谍逐步过渡为抓学术不诚信，例如未能披露外国供职机构。被统计的77起案件中只有19起（25%）是违反《经济间谍法》的指控。在这19起案件中，有8起具体指控为经济间谍活动，其余11起指控仅为窃取商业秘密。涉经济间谍指控比例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2020年发起的31起指控中52%是关于学术诚信。

该项目启动三年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国行动”计划涉案被告被定罪。在148名被起诉对象中，只有4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而认罪指控往往比最初提起的要轻。64%案件仍在审理中，在仍面临指控的95人中有71人没被积极起诉，因为被告在未知地点或不能被引渡。许多与学术诚信有关案例已不了了之，尽管有8起案件仍在审理中，但7起针对学者的案件已被驳回，1起被判无罪，6起被判有罪或定罪。这与联邦刑事案件通常定罪率形成鲜明对比，在司法部针对白领提起的诉讼中，约92%被告最终被定罪。

“中国行动”阻挠中美学术合作

虽然司法层面效应一般，但“中国行动”却对华裔乃至整个亚裔群体造成伤害，美国人权团体大都认为，“中国行动”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带有种族色彩的攻击行为。FBI2021年8月公布数据显示，全美对少数族裔仇视犯罪率在过去一年大幅上升，其中对亚裔族群犯罪案例从2019年的171件升至2020年的274件，增长70%。

另一方面，很多分析也认为推动“中国行动”的不是司法议程而是政治议程。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Demers）曾在采访中透露，司法部希望美国94个司法管辖区每年都提出一到两起涉华诉讼。

这种政治因素驱动的司法议程不可避免要造成冤假错案，FBI探员库吉姆·萨迪库（Kujtim Sadiku）就承认诬告田纳西大学华裔教授胡安明是中国间谍，导致后者被列入联邦禁飞名单，并和其子被监控长达两年，此案最终以无罪判决结案。

在法庭上盘问萨迪库时，胡安明辩护律师菲利普·洛莫纳科（Philip LoMonaco）询问他：“你想在诺克斯维尔找到一个中国间谍？”萨迪库承认这种想法：“我的工作就是抓间谍。”但他既不知道胡安明最后一次何时身处中国，也不记得是谁告诉他胡安明可能是中国间谍，其调查都是基于对网上二手信息的搜集和翻译软件协助。

陈刚案也很草率。据几名要求匿名谈论在审案件的前官员透露，该案在最后阶段很仓促，是在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后和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前的时间差里进行的。在陈刚被捕之前，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只有大约48小时的时间审查起诉书。

政治议程的推动虽然没有提升定罪率，但却造成法庭之外的负面效应。游天龙指出，“中国行动”未必就是要追求破案率、定罪率，其诉求是制造一种风声鹤唳氛围，让美国学界与中方交流时有更多顾忌，破坏中美之间学术合作，简单说追求的效果不在法庭内而在法庭外。这种后果不仅会让华裔科学家而且让其他种族在美科学家都会在与中国合作时进行严格自我审查，制造“白色恐怖”氛围自缚手脚。

“这些检察官只要通过个别案件胜诉就可以将所有与此案有关联人物都污名化，因为媒体会高调报道这种案件，即便没起诉成功，也不会有人知道，媒体不关注起诉不成功，民众更多记住的是这些案件给中国造成的负面叙事，所以这类案件能赢很好，不能赢也赢了关注度，可以操纵民意。”游天龙补充说。

这种矫枉过正让马萨诸塞州前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g）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司法部应重新考虑自身做法，避免给美中合作伙伴的科学和商业合作造成不必要的阻吓作用。莱林目前已经在律所工作，他在任时曾领导当地检察官办公室发起对陈刚的诉讼。他在办理涉及“中国行动”案件时强调要与特朗普政府其他政策保持一致，并且把有关科研案件都划归“中国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胡安明提起的诉讼促使90多名国会议员呼吁司法部彻查反复错误地针对亚裔群体的间谍罪指控，并审查“中国行动”计划是否对FBI或司法部检察官有不正当施压而导致其参与歧视和种族定性的行为。MIT科技评论分析就指出，在“中国行动”下被起诉的148人中有130人——也就是88%——是中国人。

拜登政府对“中国行动”的态度一直受到密切关注。自2021年1月拜登就任总统以来，只公布5起与“中国行动计划”有关的新案件（和一起取代起诉案件），这些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特朗普任职期间遗留下来的案件。

更引人关注的是在2021年6月和7月，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对6名中国研究人员提起的诉讼被撤销。其中包括撤销对5名被控隐瞒与中国军方关系的访问学者的诉讼。美国司法部表示，最近事态发展促使司法部重新评估这些起诉案件，并基于公正考虑撤销起诉。

虽然美国司法部因为“中国行动”受到批评，但这项计划是否能在拜登政府任内取消却仍是未知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如今的政治氛围。

据悉，拜登官员已经会见对“中国行动”最尖锐的批评者、亚裔美国人权团体和大学代表，讨论对该计划可能做出的改变。据现任和前任司法部官员称，未来几周，“中国行动”这个名字可能取消，这些案件可能不再被打包为一个单独的组，而是重新归入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案件中。

虽然曙光乍现，赵穗生认为仍需要观望，因为目前政治氛围很难说，拜登政府面临很多国内外难题，在中国问题上延续很多特朗普政府政策，即便是一些明显伤害美国的政策也迟迟不取消，例如关税制裁和“中国行动”，一旦取消，拜登就会被描述为向中国妥协，至少在选举年他不愿意这么做，特别是他现在政治资本很弱，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我仍然希望能取消这个不好的政策，即便知道希望不大。

难以取消的 “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在深刻影响中美学术合作，MIT管理人士就曾对美国媒体表示，随着要求美中经济脱钩的呼声越来越高，该校正着手在保持友好研究氛围的同时思考如何回应这些声音。

一项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83个研究机构的近2000名科学家进行的调查发现，51%华裔科学家，包括美国公民和非公民，对被美国政府监视感到相当恐惧和焦虑。相比之下，非中国科学家的这一比例仅为12%。一些受访者指出，这种气氛影响他们学术研究方式和内容。例如只使用公开数据，而不是自己收集原始数据;不再接待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专注于更安全话题，而不是前沿研究。

这种给相关个体带来巨大恐慌的司法行动引发更加深刻的思考，即执法部门如何合理使用民众赋予其的司法武器。“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武器。” MIT约尔·芬克（Yoel Fink）教授说，“任何一个人被这样的武器针对都会崩溃。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当无辜的人受到这些武器的伤害时，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清算，什么样的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