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时代，谁来分担生养成本？

很难说清楚，一天24小时有多少时间是属于佳西（化名）自己的。

早上7点起床后，她给1岁多的双胞胎儿子穿衣，目送5岁的大宝上幼儿园，9点前赶到公司。下班到家后，当丈夫陪双胞胎儿子做游戏时，她会花一两个小时给大宝讲故事，把孩子哄睡后，已是晚上10点，她再处理白天剩下的工作。

“没办法，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33岁的佳西是一位职场妈妈，她感慨，生育三个孩子后，家庭要付出的不光是时间，还有教育成本、职场中的隐形机会成本，这远比养育一个孩子要艰难得多。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延续了近40年，如今故事迎来不同的走向。继“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后，2021年5月，中国再度放松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这一政策变动基于现实：中国的出生率低迷和人口增速放缓。

为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各地纷纷加码与生育相关的福利。据统计，已有20余个省份进行了新一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下称“条例”）修订，各地普遍增设了育儿假、陪产假，并延长生育假，还有地方直接奖励“真金白银”。种种鼓励措施是否见效，还有待验证。事实上，如何提振生育水平，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

当下，像佳西一样的80后，被认为是受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属于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辈正在老去，而自身正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在“老有所养”与“幼有所依”、“生”与“升”的多重压力下，他们与家庭该如何抉择？三孩时代，谁来分担养育成本？

甜蜜的负担

“选择喜欢的事，那你就得付出所有的热情，一定要想清楚再做决定，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养孩子也是一样。”这是佳西成为三孩妈妈以来最深的感受。

佳西是辽宁大连人，她和丈夫都是各自家中的“独苗”，2015年结婚，两年后，大宝出生。此后，一家人都围着这一个孩子转，当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生不生二胎，佳西和丈夫反复掂量。

等大宝到了3岁，佳西开始意识到：“要是哪天家里有个事要商量，而作为父母的我们又不在身边，孩子其实很需要有一个同根同源的人一起拿主意，这样才不至于让他独自承受压力。”这是佳西对生二胎的最初想法。

2020年2月，佳西被检查出怀上了双胞胎，她形容当时的心情：“非常崩溃。” 拿到检查结果后，双方父母曾产生过激烈争论，长辈们的考量是：头胎已经是个儿子了，再添一双，养不养得起？

养育三孩是一项成本高昂而回报甚微的“投资”。一度流行的段子“儿子是建设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们对养育成本的担忧。

“有兄弟姐妹陪伴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心理、性格更阳光和健康。” 佳西一直这么认为。她从小羡慕多子女家庭的热闹场面，也享受把孩子搂在怀里的甜蜜感。在丈夫的支持下，2020年11月，佳西诞下二胎。从那时起，这位年轻妈妈真正体会到甜蜜的沉重。

这是佳西第二次坐月子，当地的到家月嫂均价已经涨到了每月1.2万-1.8万元，如果选择月子会所，则要2万元起步，有人觉得坐月子不值得掏这么多钱，但佳西坚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毕竟，家里老人对同时到来的两个新生命如何护理也没有经验，她和丈夫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权衡之后，她托熟人介绍了一位月嫂，出价1.5万元，这样能省下1000元中介费。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三孩的到来，不只是人口数量的简单相加，还有算不清的经济账。佳西估算过，一个娃一周就要喝掉一罐奶粉，尿不湿从早到晚换6片，两个娃用量翻倍，这两项固定消耗品每个月至少开支3000元。双胞胎出生后，他们还换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房子，如今每个月还贷款1万多元，对像佳西这样的普通白领来说，压力不小。

无法“开源”，那只能在“节流”上下功夫。佳西把大宝婴儿期穿过的衣物拿出来重新利用，亲戚家很多都是男孩，也能提供一部分。她还打算把大宝现在的玩具、书本都留好，等双胞胎兄弟长大了“接力”。

“有了三个孩子后，我和老公对自己更苛刻了，现在要把钱更多花在孩子身上。” 佳西说。

两代人的捆绑

除了经济账，是否愿意生，还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家里的老人能不能帮忙带孩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众多双职工家庭。

柳天（化名）是湖北人，2011年在武汉结婚成家，现在一所高校任职，朝八晚五，她喜欢在朋友圈记录家庭的幸福时刻。在儿子6岁那年，柳天意外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当时，婆婆60岁出头，身体还算硬朗，综合考虑后，她便要了二胎。“老人也带得动小孩，我想，那再要一个也没什么不好，俩娃今后还能有个伴。”

在柳天的讲述中，她之所以仍有勇气生育，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是：她和老公都来自多子女家庭，今后四个老人的养老压力不必全部压在一个家庭身上，这让她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和教育上。

在1990年的央视元旦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及流动人口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但在研究婚姻与家庭、人口问题多年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现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相比在体制外工作的女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体制内的年轻女职工才是目前生育二孩、三孩的主力人群。

“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对女性生育更友好，单位会严格执行国家产假制度，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可以较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在许琪的观察中，这些女性一般都是城市中产，生活稳定，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职业抱负，对她们而言，孩子不仅要养大，更要养好，她们的物质条件和资源也能满足自己对孩子的期待。

但毕竟多生一个孩子，无形的压力会贯穿于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具体到个体身上，柳天明显感觉家里人手更紧张了。她回忆，离临产只剩半个月时，婆婆生病住院，公公在过马路时遭遇交通事故，两位老人前前后后住院一个月，虽然最终并无大碍，但还是让全家人紧张不已，而在外地工作的老公抽不开身，又需要照看上幼儿园的儿子，最后是请姐姐过来帮忙，柳天的压力才小了些。

在教育领域工作的柳天清楚，孩子父亲平时不在身边，她需要在孩子教育上倾注更多精力。在柳天二胎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儿子有一天晚上11点多仍不肯睡觉，哭着闹着要玩积木，她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关了灯，这时儿子朝她闹情绪：“妈妈，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喜欢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想你们喜欢我，我也只喜欢我自己。”等到第二天，柳天再次问儿子的真实想法，他却改了口，“我没说这话啊。”出生后的二胎是个女孩，儿子还买了一份礼物送给妹妹，这让柳天很宽慰，从那以后，她也更加懂得照顾孩子的心理需求，做到一碗水端平。

《财经》记者与柳天的电话采访约在一天下午5点10分，但只聊了20多分钟，听筒那边就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柳天正领着3岁的女儿去接放学的儿子，婆婆会在这个间隙做晚饭。接下来的晚上，等待柳天的是，给儿子辅导功课、教女儿识字……

“除了上班和睡觉，我的时间都是碎片的，尤其是生了二孩，基本没有自己的空间，孩子的社交就是我的社交。” 柳天打趣。

虽然大部分精力和孩子捆绑在一起，但在二孩妈妈中，柳天的压力算轻的——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几乎与两个孩子的假期同步，她会用好这个时间，陪伴孩子课外阅读，或者带孩子到丈夫工作的城市团聚。在婆婆的帮衬下，总体上，柳天可以做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

这是很多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所面临的一大烦恼。柳天的朋友李斌（化名）是一位二孩爸爸，他和妻子都在企业工作，如果忙起来，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甚至更晚。妻子的下班时间稍早，但公司路程远，不一定能在大孩小学6点托管结束前赶到。唯一在家的是李斌的母亲，老人从幼儿园接完二孩后，就要开始准备晚饭，无暇再去接大孩。在没有富余人手的情况下，大孩只能在浩浩荡荡的接娃大军中，跟着顺路的家长走回家。到了寒暑假，李斌夫妇更加没时间照顾孩子，只好送回农村老家“散养”。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社会是通过单位组织起来的，在婴儿照料方面，很多工厂、国企、事业单位盛行自办托儿所和幼儿园，有专人负责看管0-3岁学龄前儿童，服务也许并不完备，但哺乳和基本照料不是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单位制解体后，国企纷纷改制，当初自办的托儿所、幼儿园被大规模砍掉，而我们并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化的婴幼儿照料体系，导致现在学龄前儿童的照料责任和成本只能重新回归家庭。”许琪表示。

老人进城带娃，成了很多像柳天、李斌这样的家庭内部分担抚养成本的选择。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与此同时，当大家庭向新家庭进行人力、资本倾斜时，育儿观念的代际隔阂正在一个个小家庭上演。李斌常叮嘱自己的母亲少给孩子吃糖和零食，但他发现，母亲当时听进去了，但日常依然照旧，“老人们总觉得怎么能哄孩子开心就怎么弄，图个省心。”回老家后，孩子更是沉迷在电视里，老家条件有限，大孩的兴趣班也只能中断。

李斌明白，母亲正一天天老去，迟早还要兼顾生活在老家县城弟弟的孩子。李斌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自己得再找得力的保姆——这是“双职工”家庭生育二孩、三孩后的现实处境，仅靠家庭内部有限空间内的自我调节。

育儿焦虑

李斌比38岁的妻子大一岁，最初对于“生不生二孩”“什么时候生”，他是有过犹豫的，因为担心自己年龄太大，挣钱能力赶不上孩子未来的教育消费。但妻子打心底喜欢孩子，他也反复权衡了家庭的经济实力，现阶段养育两个孩子似乎并非不能实现。可短短几年过去，李斌当初的教育焦虑照进现实。

李斌的二孩不到4岁，他就近找了一家幼儿园，每年学费1.5万元，另加5000多元伙食费。“老大当时上幼儿园，一年学费才1万多一点，这中间只间隔了五六年，价格又提高了，这还只是很普通的幼儿园啊。”李斌感叹。

事实上，李斌所在的武汉，幼儿园收费差距巨大，他去隔壁小区的幼儿园打听过，一年学费高达2万元，柳天也听说，“有的娃上幼儿园一个月学费5000元。”公办难进，不少家庭只能投入加倍的金钱上私立，买一份安心。这个时候，便利性才是第一考虑要素。

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家庭生活开销、房贷等，每个月的支出至少2.5万元——在不追求学区房的前提下，李斌和妻子的收入刚好维持收支平衡。“现在家里不能出任何意外和差错，否则真不知怎么办。”李斌说。

纵使压力大，李斌还是坚持给大孩报了两个兴趣班，一个是羽毛球，每周五上课，另一个是舞蹈，每周六上课3小时，一年大概花费七八千元。“都是孩子喜欢的，舞蹈从幼儿园学到了现在。”李斌说。

腾讯理财通、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新中产人群在支出结构上，子女教育是支出最多的三个领域之一，55%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10%-30%之间，9.9%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50%。家庭年收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越大。

“有些家庭让孩子礼拜天上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年要花十几万，从文化课到音乐、跳舞各种都有，这些孩子很早起床出去，一整天都在外面，这在双减之前很常见，现在才好了些。”这是上海一位二胎妈妈观察到的情况。

对于养育压力，许琪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普遍对下一代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东亚国家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总是希望一代超过一代，大家什么事都强调竞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育儿观念不仅给小孩造成心理压力，也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过去几十年，家长在孩子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太多的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