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亿”背后的中国故事

柳暗花明处，拨云见日时。2020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3%，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是危机中育新机的一年。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经济运行笼上难以驱散的尘霾，我国以减税降费、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有效抵御住疫情引发的经济“变局”，迎来GDP再攀高峰的“新局”。

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经济“成绩单”。GDP同比增速、粮食产量增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项项统计数据，勾画出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景图”，彰显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

“GDP突破100万亿元，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粮食产量创新高，粮食安全有保障

粮为国之本。2020年，我国粮食增产565万吨，粮食总产量达到6.69亿吨，连续6年成功实现粮食高位生产。

“粮食生产连年创新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可以说，我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创造了奇迹。”首都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示。

从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6.6亿吨以来，6年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始终维持在6.5亿吨以上的高位。“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疫情对农业生产领域的冲击相对较小，国家出台扶持粮食生产的优惠政策，疫情期间我国居民对粮食需求和价格预期上升等，都是推动我国粮食产量继续攀升的重要因素。”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蓝海涛说。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粮食价格呈现出1.2%的小幅增长。“粮食、蔬菜、猪肉等，都属于居民消费中的必需性消费。”蓝海涛表示，2020年部分国家出现的粮食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粮食的市场需求预期，疫情提升了粮食的物流成本，这些都助推了我国粮食价格的上涨。

我国粮食供应的相对充足，则使粮食价格在国际粮价普遍攀升的大背景下，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平稳。2020年，我国的主要粮食品种中，大豆产量以8.3%的增幅独占鳌头，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分别呈现出1.1%和0.5%的小幅增长，玉米的产量则表现出持平略减的态势。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这与2020年的国际贸易形势关系密切。“2020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使我国进口美国大豆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推动了我国大豆产量的提升。我国的玉米主要从南美洲进口，进口相对稳定，因此国内产量也相对稳定。”胡星斗说。

蓝海涛表示，除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外，国家补贴政策的改变也是导致大豆产量增幅较大、玉米产量持平略减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过去几年间，我国加大了玉米去库存的力度;另一方面，我国将对玉米种植的一部分补贴政策转移给了大豆种植。在财政补贴支持力度不够大的情况下，玉米的价格经过去库存后已经回弹调整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政策和价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玉米产量相对持平。但是玉米产量的持平并未影响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大幅提升，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总体可控。”

保障粮食安全，我国有底气。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国务院2016年10月印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提出：2020年我国粮食（谷物）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值为5.5亿吨。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是我国首个中长期粮食安全规划;《纲要》也提出，到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4亿吨以上。

“在《纲要》发布两年内，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就已经超过了5.4亿吨。”蓝海涛说。

如今，我国已经具备足够的粮食生产能力，只要保护好耕地、建设好粮食流通体系，总体来讲，国家粮食安全基本可以获得保障。蓝海涛说：“2020年，我国的谷物产量大约为6.5亿吨。我们预计，到2030年前后，我国达到人口高峰期时，全国总人口约为14.3亿—14.4亿;在这个人口规模下，只要谷物产量达到7亿吨左右、粮食总产量达到7.3亿—7.5亿吨，就可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谈及我国的粮食生产，宁吉喆表示：“目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是巩固的，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粮食总产量持续居世界第一位。”粮食安全，是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最扎实牢固的根基。在100万亿元的数字背后，有我国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迈出的稳健步伐，有万千农民洒下的辛勤汗水，更有国家为守护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而付出的诸多努力。

高技术投资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农业生产成绩亮眼，制造业、服务业等第二、第三产业也不甘居下。

2020年，我国制造业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表现突出，分别以7.1%和6.6%的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3个和3.8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分别以19.1%、17.3%、16.2%的增速，远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余个百分点。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我国明显感受到来自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制约，因此加大了对相关产业的投资。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产值增加正是投资增加带来的成果。”胡星斗表示。

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达10.6%，快于全部投资7.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以11.5%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8.6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以9.1%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6.2个百分点。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打压，反而倒逼了我国的自主创新。2020年，美国经济大幅下滑，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我国实现正增长，这就缩短了我国赶超美国的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可云指出。

在张可云看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是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必然选择。“技术进步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我国的5G技术是全球最先进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是全球领先的。这两项技术普及应用以后，会催生出很多新行业。着眼未来，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增加，体现了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视，以及政府突破高新技术领域‘瓶颈’的决心。目前，我国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科技发展。要想真正实现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我国还应当调动起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使民间资本愿意投资高技术产业，使民营企业成为科研的新战场。”胡星斗强调。

疫期线上经济的兴起，造就了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土壤。在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以20.2%和15.2%的增加值，超过全部投资10余个百分点。受投资带动，2020年，我国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16.9%的增幅超过第三产业增加值14.8个百分点，便于开展线上业务的金融业也以7.0%的增幅超过第三产业增加值4.9个百分点。

胡星斗表示，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则源于民间对信息技术的大量需求。“贵州、杭州等省市建立的云计算、云储存基地等都是政府重视的体现，民间的巨量需求主要体现在网上购物等领域，这些都带动了我国信息产业产值的增长。”

2020年，国外疫情汹涌，我国却并未因此而闭关自守，对内增量投资生产的产品中有不少货物经由国际贸易成为对他国的援助。医药制造业和卫生投资，是我国全年全部投资中增幅最高的两个领域。其中，医药制造业投资以28.4%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25.5个百分点，卫生投资以29.9%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27个百分点。在对外贸易方面，2020年，我国以3.7万亿元的贸易顺差创5年来新高。

“疫情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我国为抑制疫情，加大了对卫生和医药制造业的投入。由于我国疫情控制较好，许多国家对我国产品的信赖度提升，因此我国的货物出口额大幅增长。在出口货物中，医药和医疗卫生设备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张可云表示。

“2020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主要体现在防疫物资方面。此外，疫情导致很多国家生产停摆，它们需要进口大量产品来满足国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胡星斗认为，未来我国依然需要“苦练内功”，以保证即使疫情结束，我国的出口额仍然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平。

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是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背后的另一个“故事”。“我国科技创新日趋活跃，研发投入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专利申请国，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宁吉喆指出。

当技术进步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当“中国创造”逐渐代替“中国制造”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闪亮“名片”，GDP突破100万亿元，不仅意味着我国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而且意味着我国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城乡差距继续缩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GDP突破100万亿元，背后是我国国民收入与支出的持续增长。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幅、居民消费价格增幅都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

收入与支出，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看收入，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8%;看支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下降3.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2.9%。

“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战，使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缩小。2020年，粮食、蔬菜、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蓝海涛指出。

在蓝海涛看来，城乡间支出差距缩小，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相对更高，拉动了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返乡农民工将城镇消费方式带回农村的结果。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86亿人;相比2019年，约有500余万名农民工返回家乡，外出农民工降幅达2.7%。

胡星斗认为，地方政府采取诸多举措鼓励农民就近就业，是外出务工农民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许多地方政府引导加工业、服务业等企业在农村或农村周边设置工作岗位，方便了农民就近就业。”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有助于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为已经在城市积累了一定资金、具备了一定技能、建立了一定社会网络的返乡农民工提供机会，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家乡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说。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看来，将农业劳动力就近转移和跨区域异地转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符合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政策导向。“中央鼓励发展乡村产业便体现出对农民就地就近务工的支持。除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创新创业外，我们还应当处理好乡村产业发展的人才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自有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引导跨区域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回归农村。此外，还要继续优化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