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入世农业谈判

2020年下半年，几个当年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的老同事，提议应该纪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他们说，复关入世谈判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谈判，谈判历程艰辛，对中国影响深远，因此当年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成员应该写一写亲历复关入世谈判的回忆文章，供后人借鉴。

确实，作为入世谈判亲历者，当下对这段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写点个人亲历的谈判花絮、随笔。我是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唯一以专家学者身份参加谈判的成员，见证并直接参与了以入世为标志的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这段经历弥足珍贵，是我这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亲历中国当年的入世谈判

1996年9月，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师从刘志澄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即将出站留在该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我接到一个来自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下称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二处的电话，说易小准处长希望和我见面谈谈，并约了见面时间。

记得见面是一个上午，时任国际司二处处长易小准（注：易小准历任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和官员张向晨（注：张向晨历任商务部部长助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商务部副部长、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如约来到我办公室，和我们研究团队成员开一次小型座谈会。易小准问我是否知道关贸总协定和WTO，对农业国内支持是否了解，并说看到我发表的论文，知道我专门研究农业保护和农业补贴问题，还有农产品贸易问题。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贸易谈判影响，特别是模拟分析了中国复关对农业的影响。我们团队正在研究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刚刚从WTO秘书处索取了农业协定文本（当时只有纸质印刷版，WTO秘书处邮来WTO官方文件，同时还给我邮寄了一本乌拉圭回合协定文本导读），但我们还来不及翻译，也没有得出评估研究结论。对于农业保护和补贴问题，我介绍了在《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农业保护与经济发展”以及其他几篇文章。“农业保护与经济发展”采用OECD研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PSE方法，主要用于测度一个国家的农业补贴水平，并由此来判定该国对农业的保护程度。

听完我的介绍，易小准简要说明来意，并介绍了当时中国加入WTO的背景情况，其中农业问题是中国入世谈判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农业谈判中，除了农产品市场准入外，农业国内支持（domestic support）是一个技术性强、谈判难度大、敏感度高的问题。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主要谈判方也曾邀请政策专家为农业国内支持谈判提供技术支持。有鉴于此，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同志要求国际司商请专家提供农业谈判的技术支持。

易小准希望我们参与入世谈判相关工作，为农业国内支持谈判提供技术支持。我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态，马上组织团队力量开展WTO农业国内支持谈判技术研究，为农业谈判提供支持和服务。

就这样，我作为一个专家学者加入WTO代表团，参与到这个关乎中国对外开放全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谈判。当时的主要团队成员为孙东升（现为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彭廷军（现为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丁平（现为财政部国有金融资本运营评价中心处长），以及部分在读研究生。

按照入世谈判代表团的要求，我们团队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农业国内支持谈判的技术支持、方案评估与政策咨询;参与农业国内支持的技术问题谈判，回应各方对农业补贴问题的质询;入世谈判中其他涉农问题的决策咨询。

开展农业谈判技术支持工作

从农业国内支持谈判看，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根据入世农业谈判需求，尽快研究制定“农业国内支持通报表”，并根据此来确定中国入世的农业国内支持的减让基期和承诺方案。而提供“农业国内支持通报表”，是WTO对申请加入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大纲格式》第4条的要求，即“各申请加入WTO的国家必须以与《农业协定》通报义务要求相一致的方式，提供实际执行的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措施方面的真实资料”，是加入议定书的重要支持文件。为此，WTO秘书处专门发布文件WT/ACC/4“申请加入WTO国家应提供的农业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信息技术说明”。

为此，我们确定了谈判技术支持实施框架和推进路径。

第一，准确把握WTO《农业协定》条文的法律涵义与谈判适用性。WTO《农业协定》将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绿箱”政策，可免予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叫“黄箱”政策，要求各方用综合支持量（AMS）来计算其措施的货币价值，并以此为尺度，逐步予以削减。

对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的准确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以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为基础，系统掌握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背景、矛盾与改革共识，并根据中国农业政策术语、表达习惯进行释义解读，使我们团队全体成员尽快理解农业协定各条文的法律内涵、政治经济范畴与谈判关键风险点。

我们团队或许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WTO《农业协定》条文的研究人员。目前国内使用的《农业协定》的中文版，是入世谈判代表团的索必成根据我们团队的翻译稿修订译校而成，收录于原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翻译的《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

我们关于WTO《农业协定》的一系列研究成果，2000年以《WTO农业规则与中国农业发展》专著方式，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公开出版，2001年根据新情况修订出了第2版。

第二，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开展农业谈判战略研究。中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短缺，农户经营规模偏小，大宗农产品生产经营成本高，粮食、油料、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基本不具备参与国际商业竞争的优势。因此，农业谈判是我加入WTO谈判的关键领域之一，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内不少人对农业对外开放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将大举开放，对国内农业将产生严重影响。如何在农业谈判中，趋利避害、争取中国农业最大的发展空间，成为我们开展农业谈判战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有鉴于此，我们启动了新世纪中国农业国际化战略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外经贸部与农业部等部门支持下，我们团队重点开展三个领域的研究：中国农业支持与保护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提出新时期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战略与政策体系;中国农业国际化战略研究，为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发展提供战略方案;WTO农业规则及中国入世农业谈判研究，为农业谈判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这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在1995年-2000年连续给予两期项目支持后，2000年又给予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使我能够连续十几年开展农业国际化战略问题研究。

从农业国内支持技术视角看，按照中国长期以来的国内政策话语体系，将国内各种农业支持政策措施按照《农业协定》国内支持规则分类，并进行既符合政策涵义、又能让谈判方理解的语言，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挑战。

按照世贸组织WT/ACC/4号文件要求，我们全面系统查询、收集、分析、归类分散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农业部、粮食储备局等十几个部委的涉农政策信息与数据。1996年底，我们团队向入世代表团提交第一份“农业国内支持表”初稿。经代表团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核校、讨论和确认后，代表团向WTO秘书处提交了第1版“中国农业国内支持表”，列入1997年3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中国加入WTO中国工作组第3次会议文件（WT/ACC/CHN/5）。从第1版（WT/ACC/CHN/5），到2001年7月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的最终版（WT/ACC/CHN/38/Rev.3），历时四年半，经历了十几轮技术磋商和谈判。

第三，系统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凯恩斯集团等WTO主要成员的农业国内支持谈判及通报经验，为我加入谈判提供借鉴。1995年WTO成立以前，由于农业保护深深地植根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国内保护政策之中，使农产品作为一个特殊领域长期游离于GATT纪律有效约束之外。1986年启动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农业贸易问题被确定为中心议题。而农业谈判主要在三大利益集团之间激烈博弈，即美国，欧共体和凯恩斯集团。其中，农业补贴是当时造成国际农产品贸易不公平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各方谈判的焦点问题，曾对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产生决定性作用。

因此，研究借鉴WTO主要成员，特别是作为农业贸易自由化谈判进攻方的美国、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的农业谈判经验，预判其对中国加入谈判中关于农业国内支持的要价、谈判策略以及我方的应对战略，对中国制定多边和双边农业谈判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国内支持的计算与通报问题，虽然各方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已形成基期支持水平的计算，但在1995年WTO成立之初，这对所有成员仍然是新生事物，如何合理合规通报，依然具有一定技术挑战。

我们在研究美欧日等主要成员通报表的同时，还在外经贸部国际司协调下，与加拿大农业食品部农业国内支持问题专家Lars Brink先生等建立专家对话交流机制，我们通过专家交流而非政府正式层面，深入沟通交流国内支持信息通报的技术和方法问题，充分借鉴加拿大以及其他成员的通报经验和做法，增强我方通报的合规性、透明性和专业性。

第四，筹建研究团队，专班全力负责谈判技术支持。为组织力量开展谈判技术支持工作，入世代表团成立了“中国加入WTO代表团农业谈判专家咨询组”，并由我牵头负责。以此为基础，1997年底，我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筹建了具有正式人事编制、研究室建制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下称CIAT）。当时，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人员许国雄（已退休）、李锐（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梁艳（现在美国）加入到CIAT，我的研究生孙东升、彭廷军、丁平，毕业后也分配到CIAT，再加上我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彭秀亮、陈俊红、史君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刘合光、王大彬、徐赟，形成了小具规模的研究团队，开启了中国农业贸易谈判研究的先河，为农产品贸易学科建设打下基础。1999年7月，农业部计划司以“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为依托，成立农业部“农业对外经贸专家咨询组”，负责为农业部农业对外经贸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支持。

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自1997年成立，到2001年3年我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为止，团队成员在一线为加入WTO农业谈判提供咨询支撑的同时，还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中国农村经济》等重要期刊以及有关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农业国内支持谈判关键时点与重点问题

按照WTO《农业协定》的框架，中国加入WTO的农业谈判，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农产品关税削减、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等）、国内支持、农产品出口补贴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SPS）与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等议题。

WTO中国工作组共召开18次会议，农业问题始终是每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在2001年6月加入谈判的关键时刻，农业谈判成为决定加入谈判全局的焦点问题。2001年6月，在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上海会议期间，中美举行加入WTO非正式磋商，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对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立克强调，农业问题最为敏感和困难，只有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能进一步探讨解决农业问题的可能性。其中，农业国内支持问题，是贯穿于入世谈判全过程的重点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