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登记为何创新低？

33岁的郑立寒觉得，现在的北漂单身生活挺好。

她每天上午9点出门，如果工作不忙，通常能在晚上7点下班，回家简单吃点速食后，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做直播。到了周末，她喜欢参加心理沙龙，和朋友们畅聊痛饮。

从2009年离家上大学算起，郑立寒已经在北京独自生活了12年，从事过前端开发、网站编辑、新媒体运营等不同工作。

尽管也会有“催婚”压力，她却显得颇为淡定，“人生有那么多大事要做，我为什么非要先结婚生孩子？”——这或许是新一代年轻人婚育态度的缩影，与父辈们当初的选择不尽相同。

郑立寒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的成长环境充满了集体、宏大叙事，讲究奉献精神，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影响，那个年代，在20岁左右的年纪结婚生子，几乎是人生“必选题”。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在此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成本竞争加剧、自我意识觉醒等复杂因素交织，结婚，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种“备选项”，更多像郑立寒一样的适婚人群，在都市里独居，过着单身生活。

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763.6万对。这是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后，又跌破800万对，同时也成为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结婚登记数量下降背后是独居、晚婚、不婚，这并非新现象，而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类似情况。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初婚年龄推迟、适婚人口总量减少，是影响结婚人口数量的基础性因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结婚人数逐年减少，将直接压低出生人口数量，同时对家庭领域的消费产生一定影响。

202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提出建议，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其中关于“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引发社会热议。

《财经》记者采访了几位年轻人，除了寻找独居或晚婚的原因，也试图展现当代年轻人的婚恋困境、对生育的思考，以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为什么非要结婚生子？”

北京五环外，郑立寒以每月2000元的价格租了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房间面积不大，却容纳了小书桌、1.5米宽的床，还有衣柜、空调……总之，该有的家具一样不少。“够我住了，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听起来，她好像习惯了现在的独居生活。

下班回家路上，郑立寒习惯到商店买螺蛳粉、饺子等速食，替代晚餐，那款网购的1L电饭煲正适合她一个人用。

郑立寒是在2021年9月搬到这里的，主卧和次卧也都住着单身室友。除了能大概猜出对方的年龄，几个住在同一套居所的年轻人彼此并没有更多接触和了解。这种互不打扰的室友关系，反倒让郑立寒觉得轻松。

七年前，郑立寒的状态不是这样的。她当时在一家汽车服务公司做运营，那个时候，O2O大战正酣，公司融了不少钱，于是大规模招兵买马。可是风口来得快去得也快，才转正四个月，她就被裁员了。同年，她又进入一家能源创业公司，但老板的新项目投资失败，她再次被裁员。

“脑子一片混沌，觉得自己不够好。”郑立寒形容当时的状态。那一年，她26岁，正值女性在婚恋市场的黄金期，母亲不时地在电话里催她找对象，父亲也传来生意失败的消息，当这些情绪堆积到一起，她发现自己患上了中度抑郁。

郑立寒扭转抑郁的方式是自我学习。从2017年起，她看了许多与亲密关系相关的书籍和电影。一年之后，本是计算机专业的郑立寒决定转入心理情感咨询行业。春节回家，亲戚们聊起她的工作，有些不理解：“你都到结婚生子的年龄了，为什么还要折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郑立寒坦言，她确实被这些说辞影响过，也曾因年龄而焦虑，但参加几次心理沙龙后，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好几位优秀女性都是四五十岁，仍在追求事业和爱情。“为什么非要结婚生子呢？我们的价值不应该被他人定义。”她说。

博弈论经济学家、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董志强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从婚姻中获得效益最大化，这个效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婚姻的剩余（surplus），二是风险分担。当然，并不是每个人主观上都奔着经济利益才结婚，但并不妨碍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作用，正如一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纯粹的爱情也需要物质基础。

与收益对应的是成本。董志强解释：“单身收益构成婚姻的机会成本。单身的时候，只需要对自己负责，更自由、更独立，家庭责任和生活压力更小。结婚后，要养家糊口，要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失去了单身时的自由、独立等好处，这些都是婚姻的代价。”人们结婚与否，总是在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或者说在单身收益和婚姻收益之间权衡。如果一个人的婚姻收益不及单身收益，其婚姻的机会成本就很高，他们会宁愿选择单身，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据民政部统计，2019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数量高达2.6亿人，其中有80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

“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人生目标，不再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他们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长期研究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在她看来，独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兴起，背后反映出婚姻的传统功能逐步解体，以及婚恋观念的时代变迁。

独居的日子里，郑立寒在知乎、抖音、微博上发视频、写文章，戏称自己是“十八线村花”。她讲述自己原生家庭的故事，也分享对婚姻与家庭的理解。“我不担心别人怎么评价我，我比以前更勇敢和敞开了，也更接近真实的自己了。”郑立寒现在是一个有着3万粉丝的心理咨询博主。

但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准备好不婚时，郑立寒想了想：“结婚、不婚，都是走走看看，没有遇到合适的就（先）单着。”对于现阶段的她来说，比起简单地确定一段关系，寻找自我更加重要。

城市相亲角的日常

郑立寒在南方长大，母亲塑造着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从小给她灌输“女孩子要独立”的思想。她努力读书，20岁那年考上了中华女子学院，这所大学是全国妇联培养妇女干部和妇女人才的地方。入学后，她慢慢意识到，原来女性也可以参与社会竞争，不必整天围着家庭转。

那时，她喜欢看纳兰容若的诗歌，被里面描述的爱情吸引，曾向男生表白，也被一些男生追求过，但每段感情都只能维持几个月，远未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向往真正的爱情，也不排斥相亲，谈得越多，经历越丰富。”这是郑立寒的一贯态度，可是过了30岁，她发现，女性会因年龄被男人挑来挑去，从这一点来说，在大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郑立寒，可能并不比农村一些早婚女孩幸运多少。

有一年郑立寒回家考公务员，亲戚借机给她张罗了一个相亲对象，对方30多岁，武汉本地人，有房有车，无贷款，父母均有退休金，家里开着棋牌室，收益稳定。

见面那天，男孩穿着名牌，似乎在显示某种实力。“人家看我这条件马上冲过来……我还可以找20多岁的小姑娘”，“跟了我，你就不用为房子奋斗了”，对方在谈话中也颇有优越感。

郑立寒认为，物质对维持婚姻稳定性固然重要，但这不该是考虑的首要因素，不过她当时没有说出口，只问了一个问题：以后家务谁做？男孩脱口而出——“谁工资低谁做。”实际上，对方每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抛开他的高中学历，这个回答却让郑立寒瞬间感到一种不平等，在年龄面前，她的情绪、性格、爱好统统都不被“看见”。

郑立寒所遇到的失衡，在常人看来带有戏剧色彩，但走进今天蔚然成风的城市公园相亲角，你会发现这不过是日常，且那么真实而自然地上演着。《财经》记者循着一个周五的“出摊”时间，探访了北京天坛公园七星石——据说这里是北京规模最大的相亲角。

穿过一条小径，放眼望去，挤满了上年纪的男女，他们人手一份A4纸大小的“简历”，上面写着子女们的征婚信息，有的直接挂在脖子上，俨然一个明码标价的市场。偶有红娘混迹在人群中：“小伙子，来，加个微信，阿姨给你介绍女孩认识。”

从摆在路边的“简历”来看，女孩们的出生时间大多集中于1980年-1990年;清一色的拥有京户;均就职于央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科研院所或互联网大厂;大部分毕业于重点大学，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最低也是211本科学历。

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应该算得上婚恋市场中的优质人群，但为什么会成为“剩女”？

这一现象引起了计迎春的关注。2019年前后，她带着研究团队到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调研，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很多父母其实是瞒着女儿来的，有的一来就是十几年，但是他们的女儿好像并不着急进入婚姻，甚至觉得到相亲角征婚是一件丢脸的事。虽然已经30多岁，超过了晚婚年龄。

2019年出版的《单身时代》一书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特聘教授王丰估计，在中国的城市中，至少有700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的女性从未结过婚，她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里，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

对于“城市剩女”现象的出现，一种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在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

原新向《财经》记者坦言：“现在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无论是为了获得更高薪资的工作岗位，还是让自己在婚恋市场中更有优势，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普遍选择，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这将不可避免地延长毕业时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恋爱机会，并进一步减少结婚概率。

中国经历了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过程，如今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变，这势必对劳动者提出更高要求，受教育程度提高也是社会所乐见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城市相亲市场优质男青年稀缺。相亲机构陌上花开HIMMR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在该平台“挂牌”的嘉宾男女比例约为29∶71。计迎春也发现，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看似很热闹，其实混杂着不少婚介所的人和网络博主，除去这些，摆摊信息当中，男女比例大致为2∶8。

在相亲角，年龄是一个敏感话题。《财经》记者探访时听到这样一段对话：“85（年）的呀，不要不要，我们只考虑86（年）以后的。”面对大同小异的征婚信息，为什么对年龄格外苛刻？

计迎春提供了一种解释：双方的择偶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尽管都是为子女张罗婚事。

根据计迎春的观察，通常情况下，男方在考虑年龄是否般配时，更多是将女性与生育能力、基因水平、教育孩子的能力挂钩，他们虽然不一定要求女性有多高收入，但是期待有一定学历;而女方则看重男性是否有本地户口、独立住房、经济能力和身高，对年龄差距倒不太看重。

学者邹小华、李明桧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不能简单把大龄优质未婚女性较高的择偶标准归结为她们的观念问题或者是“拜金”行为，而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原因——在中国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下，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市劳动力以及农村劳动力很难流入城市中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也就很难享受到较高层次劳动市场所具有的包括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而处在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龄优质女性考虑到选择处于同等劳动力市场的男士作为配偶，这样他们未来一起生活经济差异问题就会较少，婚姻也就会更加稳定，所以她们根本不会考虑处在较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男士。

对于城市大龄优质女性的婚恋困境，在董志强看来，这实际上是婚姻市场讨价还价的均衡结果。他向《财经》记者分析：技术进步使家务劳动效率提升，社会进步促进男女平等，两者都是对女性的解放，这带来女性教育程度和收入显著提升，单身女性的收益因此增加了，她们结婚的机会成本则相应提高。因此，女性在婚姻剩余分配的讨价还价中自然也会有更高的要价，高学历高收入女性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