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难关，越需要企业家精神

《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

（美）艾伦·格林斯潘等著

束宇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1月

《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结尾，在回顾了1776年-2017年美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史之后，作者留给读者一个忧虑的结语：“美国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铁笼中，失控的权力和考虑不周的法规迫使它的表现远远低于其潜力，美国拥有打开笼子所需的所有钥匙，最大的问题是它是否有政治意愿去转动这些钥匙。如果没有，美国的增长率将永远下降。”

本书的作者艾伦·格林斯潘1974年-1977年担任共和党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87被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一直任职到2006年，其间共事了三位共和党总统和一位民主党总统。

格林斯潘在书中回顾了美国如何用118年登顶世界最大经济体（1894年），又如何在其后123年保持了这一地位。书中的总结固然精辟，但也担不起“破译美国经济成长密码”的盛誉，因为诸如拥抱创造性破坏、商业立国、乐观主义、法治、产权保护等，在别的美国经济史著作中也有充分论述。

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作者亲历了两个完整的繁荣与衰退周期，且都身处决策中心。因此，作者的视角和思考，与其他经济史作者的旁观者视角大为不同。

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

格林斯潘为福特总统服务时，美国正处于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并面对一种新型经济现象——滞胀。他首次出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经济已在里根繁荣期的高潮。其后他经历了美国的“新经济时代”，卸任第二年，美国又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美国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铁笼中”， 格林斯潘在书尾说的是2017年的美国，其实放在他步入权力核心的上世纪70年代同样适用。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八位总统，打开铁笼的钥匙始终都在锁眼里，但拥有转动钥匙的政治意愿的总统只有一位，那就是1981年-1989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

里根上任前，美国内外交困，国民信心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政治上，苏联咄咄逼人，向东入侵阿富汗，向南进驻越南金兰湾，美国则前脚从越南狼狈撤退，后脚就遇到伊朗革命，驻伊使馆人员被扣作人质长达一年却束手无策，让全世界看了笑话;经济上，一方面陷入滞胀，一方面钢铁、家电、汽车等一个又一个支柱产业在日本企业的竞争下节节败退。1979年，《日本第一》一书横空出世，畅销全美，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里根当年的经济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来自供给学派，后来因为里根人气越来越旺，干脆直接叫里根经济学了。所谓供给学派，对立面是二战后统治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导致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出发，主张加大政府支出，通过政府调节社会总需求来调节经济。这套做法头20年行之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缩小，社会由金字塔形变成纺锤形。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凯恩斯那一套就不灵了，标志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的毛病是政府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抑制了生产，如果说大萧条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那么滞胀就是需求过剩生产不足的危机。

于是强调激发生产端活力的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怎么激发呢？第一是减税，当时整个西方盛行大政府+福利主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非常高。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70%、最低税率14%，联邦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46%、最低15%。辛辛苦苦创业打工挣到的钱，老大一部分要交给政府，同时政府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福利主义养懒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让很多人想：“我为啥要这么努力，不如躺平吃福利。”里根呼应了民意，就任后大幅减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到50%（第二任期降到28%）、最低税率降到10%，联邦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降到34%。

第二是放松管制。美国人是地球上最富创业精神的一群人，从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钢铁巨头卡内基、石油巨头洛克菲勒、金融巨头摩根，到电气巨子爱迪生、汽车巨子福特、IT巨子沃森和诺伊斯，美国历史就是一部洋溢着企业家精神的商业史。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商业史专家理查德·S.泰德罗更是说：“企业家是美国梦的主要缔造者。”

但是，到了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管制经济和工会福利主义无处不在，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日渐暗淡，无法抵挡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公司，美国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一败涂地，其中克莱斯勒濒临倒闭。里根的对策，是通过解除政府管制（市场准入、价格控制等）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来唤醒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意识。

里根第一任期的后半段和第二任期，美国经济维持了长达六年的繁荣，高增长低通胀，一举扫除了多年的滞胀阴影。但是，他最大的贡献是重新唤醒了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美国并未在钢铁、家电、汽车这些传统行业夺回领先地位，但里根引领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30多年来，IT、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基因工程，美国企业家在这些新经济领域英雄辈出、群星璀璨，丝毫不输给他们那些打造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前辈们。正是这些企业家们，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日本第一论和美国没落论落了空。

中国需要企业家精神

他山之石，鉴古知今。虽然中美两国在政经制度、文化传统上千差万别，但在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上，却是世界上仅有的可资对比的两个国家。相较美国，中国更需要企业家精神，更需要创业创新意识，因为美国的自然资源远比中国丰富，宜居国土面积远比中国巨大，海岸线远比中国漫长。中国只有尽最大努力培育人力资源优势，方能弥补自然资源的劣势。

改革开放让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最辉煌的奇迹，40年间从一个人均GDP不足200美元的赤贫国家，发展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中上收入国家（按世界银行分类），中国也是最有希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那么，中国继续往上走，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表1中国GDP结构图里。

表1：中国GDP构成

一国的GDP是该国一年里创造的总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表1是用支出法统计的中国GDP，统计的是财富的去向，是被本国居民消费、被政府消费、被企业消费，还是被外国消费了。企业的消费其实就是投资，刨除投资中发给员工的工资奖金、付给供应商的货款之后，就是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外国的消费就是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之后的差额，这个差额有的国家长期为正，比如中日德，有的国家长期为负，比如美英法。

从中国近五年GDP结构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居民消费过低，企业消费过高。换句话说，当年新增财富中，企业拿走的最多，居民占有的偏低。在GDP过万亿美元的大型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企业占比超过40%，居民占比低于40%的国家。其他大型经济体，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0%以上。这种结构之下，中国经济的特点就是老百姓挣得少花得也少，企业挣得多花得也多，体现在增长动力上，就是投资大于消费。当然，中国企业消费有特殊性，这点我们后面再讲。

如果和美国、日本做一个对比，中国经济重企业轻居民的特点就会更加直观。由于疫情这两年的数据有特殊性，我们选用2019年的数据做对比，如图1、图2、图3。

图1：中国2019年GDP构成

图2：美国2019年GDP构成

图3：日本2019年GDP构成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经济由投资驱动为啥不好呢？

对于后发国家，工业化加速阶段由投资驱动是好事，这意味着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因为后发国家不可能像先发国家那样，用一两百年时间慢慢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是要用几十年走完人家一两百年的路。这就需要集中资源投资交通电力工业装备等基础产业，导致GDP中的高资本形成率，日韩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1955年-2019年间，日本GDP中居民消费率从来没有低于过50%，最近20年则稳定在55%-60%之间。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数十年来投资占比一直过高，消费占比一直过低。经济长期由投资驱动，意味着经济增长并未实质性地改善民生。

读者的另一个问题可能是：你在文章开头不是大力鼓吹企业家精神吗？中国GDP中的企业消费率高，不正好说明中国企业家敢于投资、有企业家精神吗？

的确，中国GDP中的企业消费率是美国的2.4倍、日本的2.7倍，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更旺盛，请看图4。

图4：民间投资同比增速

从2005年开始，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一路下滑，2020年低至0.6%，近乎零增长。2021年出现可喜变化，反弹至7%，但从国家统计局的整体统计数据（包含各经济主体）来看，此前最有活力的部门，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2.1%）、批发零售业（-5.9%）、文体娱乐业（1.6%）、房地产业（5%）等仍然负增长或低增长，而这些都是民营企业集中的领域。

在民间投资低迷的情况下，中国GDP中的高企业消费率就靠国有企业支撑。国企投资中的相当部分应算政府投资，但被统计为企业投资，这一点在比较中外数据时要特别注意。一般而言，政府投资的特点，一是效率低，投资于传统产业时是低资本回报率，投资于新兴产业时是高失败率;二是创造就业的能力不足，因为政府的投资方向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少。

因此，中国GDP中的高企业消费率，说明的恰好是中国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不足，而我开篇所论述的，则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企业家精神，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来自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