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陆元敏：上海滩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为首届沙飞摄影奖获得者，“老上海”摄影家陆元敏。
访谈/杨浪 编辑/董博佳
杨浪：我在北京的摄影圈里问了若干个人，假如我要去上海采访，你们认为一定不能回避的是谁？好几个哥们儿都回答说：“陆元敏”。你的片子给人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聊你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路线，你是怎么开始自己的摄影的。
陆元敏：我可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
杨浪：你是老上海吗？
陆元敏：是，我家祖辈是在上海的浦东，到我爸爸这一辈才到了浦西。
杨浪：当时浦东还是农业区。
陆元敏：到处是农村，爷爷在生意上稍微赚了点钱后，觉得子女还是要受更好的教育，就送到浦西来读书。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杨浪：你家里兄妹几个人？
陆元敏：兄妹四个，我是老三，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杨浪：这么听下来，你的成长环境是少有艺术氛围的。你插队是在哪年？
陆元敏：1968年。
寻找那粒种子
杨浪：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拍照片了？
陆元敏：那时候不可能拍照片的，但是我觉得摄影的人总是有粒种子种在心中的，你要寻找这粒种子。比如贾樟柯的种子是他父亲埋下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部电影当时在他们村里取景，后来他父亲总是在家里讲起这件事，每次提到那次拍摄都特别激动。贾樟柯说他的种子就是在那时埋下的。
杨浪：你的种子呢？
陆元敏：真的很难讲。有些人记忆好，他会找到一个源头，我的记忆力很差。我当时被分到崇明岛农场务农，我是一个人去的，特别孤独。那个时候我带了一本相册，缓解我的紧张感。我特别不适应农场的集体生活。
杨浪：腼腆。
陆元敏：说腼腆还好，我是特别难融入到一个集体当中去的人。小时候我总是待在家里，在窗前眺望，很少出去玩。现在想起小学那段时间，很难想象当时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别人很容易解决的一些事情，比如交朋友，处理和老师的关系，对我来说特别困难。
杨浪：所以你担心自己在农场不自在的情况下，可以翻翻相册。
陆元敏：我每天都会翻，算是个安慰。
杨浪：它是一个影像式的精神寄托，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从这会儿就开始拍照片了。
陆元敏：对，可能种子埋在这里了。
拿起照相机非常偶然
杨浪：你是离开农场的时候拿起照相机吗？
陆元敏：到农场以后，我因为会画画被分到了宣传队里面，做电影放映员。后来就很自然地上调回了上海。他们想这个人的履历里写着画过画，放过电影，那就可能会拍照。就这样我被分到一个单位，做一个拍工程照片的摄影师。
杨浪：这是七几年？
陆元敏：1976年。
杨浪：市政工程拍什么？
陆元敏：马路、桥，这种建筑类的。
杨浪：你是从这儿开始拍起的。
陆元敏：那时候有了照相机。
杨浪：是海鸥？
陆元敏：有个海鸥，当时觉得很高级很高级。开始只是作为一份工作，后来觉得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肯定要拍拍自己，尤其要拍拍自己家里的人、同学、朋友。我到1988年、1989年才正式开始摄影。那时候我去上海育人摄影学校学习，它算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摄影学校，是一个老先生办的，他其实是和时代略有点脱节的一个人。那时候我拍了一片芦苇和一条小船，他觉得我这张照片拍得非常好，要推荐给《中国摄影》杂志发表。现在来看这种照片不可能被刊登。但老先生人很好，也很天真。他觉得很符合他的审美观，这是那个时代他们的一种审美观。
杨浪：他赋予了你一些影像的理念和技巧。
陆元敏：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我是某一天突然觉悟了。当时我总觉得摄影、绘画、音乐，有些东西是要靠技术的。钢琴肯定是要考过了十级以后才能演奏自己的作品。我当时很天真，觉得摄影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一定也要在技术上达到某个高点的时候，你才可以进所谓的摄影圈子。
杨浪：你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技术门槛的，摄影一定要在技术上达到某种程度。
陆元敏：对，那之后我才有创作这种概念。
杨浪：你作品中光影的复杂性，其实是你很自觉地用摄影技术的语言来做你的表达。
陆元敏：可能是有意识的。我觉得很多人学音乐、美术，都会找一个老师教一下，而我全是靠自学。有些东西是不能自学的，比如音乐是完全不能自学的，钢琴、小提琴这种还是有教学规律的，素描也是。后来我学习了两年专业的素描。
杨浪：你还学过两年素描？
陆元敏：就是美术专业。
杨浪：你还拿了一个美术专业的文凭？
陆元敏：对，我还算有个大专文凭的人。
杨浪：也就是说你接受过美术教育的专业训练。
陆元敏：对。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总觉得美术跟音乐一样，两三年还是达不到专业水平。就像钢琴，你考二级、三级是没用的，一定要十级以上才能说明水平。但是我觉得摄影是个特例，它不需要训练，靠你的本能就可以。技术其实是一个星期就能掌握的事情。一些老师讲的课蛮无聊的，可能他们觉得这样讲课比较容易。今天是阴天，阳光透出来多少，光圈应该怎么调整。把这个门槛搞得很高，以为难度很高，其实是比较幼稚的。
都市森林里的捕猎者
杨浪：当你开始带着意识来创作的时候，都拍了些什么呢？
陆元敏：我在上海的一个郊区偶然间看到了一面很古老的墙，墙上的花纹我觉得很好看，拍的时候刚好墙下面有一个老人在撒尿，也挺有趣。只要成为一个画面就可以了。
杨浪：这显然和你接受的美术训练有关系，你会对墙上的花纹有感觉。
陆元敏：当时我总以为摄影还是要表达一个思想，不能太简单了。后来突然觉得，简单点又有什么不好呢？明白这回事以后，一下子就很好拍了，我觉得这个转变很有趣。
杨浪：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规律。一个艺术家的行事，可能别人看着非常琐碎、无意义，但是你认为它打动了你，它有趣，它出现在你的取景框里的时候，对你来讲有所触动，于是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陆元敏：尤其是和自己的生活联系特别密切的东西。我很难走出去，即使在上海，走出家门对我来说都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把照相机对着陌生的人更是可怕的事情。
后来是陈海汶对我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冒了出来，某一天在楼下大叫我的名字 “陆元敏”。他说我最近拍了一些东西，我一看他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了。
杨浪：他的生存环境变了，他跑到黄山去了，你还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兴趣里。
陆元敏：他跟我说：“我们一起去拍照片，到外面去拍照片。”其实我确实需要有个人带着我出门。
杨浪：很可爱，这跟你影像里传达出的那种复杂的情感是相关的。
陆元敏：和他一起去拍照放心了很多，他特别擅长和人沟通、打交道。我们在街上拍的时候，他甚至会去设计一些摆布，他是有这种天赋的，去掌控一个局面，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性格使然，这让我觉得很放心。后来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他拍的那些照片，几乎每张我都知道我们是在哪一刻按下的快门。但我觉得很惭愧，我拍得都不灵。
杨浪：你们两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陆元敏：但也不能总让一个人带着我，我又不是一个小孩，总要自己拍的。后来就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用超广角来拍照片。当时用18毫米的超广角，我突然发现超广角可以盲拍，而且在很近的距离，人家还不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总觉得拍照是有距离的，1米、2米的距离，不会在半米，当时我设定在0.8米，固定在这个焦段上，用比较小的光圈来盲拍。
杨浪：看似是一个器材的使用，实际上是陆元敏的特别的摄影语言。
陆元敏：我觉得它帮助我解放了性格。
杨浪：你的《苏州河》和《上海人》是超广角拍摄的吗？
陆元敏：完全不是，用超广角拍的照片，看着有一种张力，比较新鲜，特别会受到欢迎，很多杂志都刊登了我的某一张照片，也获了奖。奖品是一个海鸥牌的照相机。这个海鸥照相机装不上超广角，等于这个镜头不能用了。后来突然看到一个35毫米的镜头，现在知道35毫米是最好的一个焦段。当时在市政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个35毫米的镜头，在当时非常昂贵，根本轮不上我这个摄影助理使用，就这样我有这个情结在里面。所以有一天当我看到35毫米镜头很便宜地卖出来，我觉得突然有能力可以买到这个昂贵的镜头了，用这个照相机，用这个镜头，突然一拍以后，我觉得特别适合，完全是另外一个视觉。因为35毫米，你要夸张、要冲击力也不可能，总是处在很平的一种角度，这对我帮助太大了，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焦段。
杨浪：也就是说你将这个35毫米镜头的使用技巧和你的气质相结合，如虎添翼，得心应手。
陆元敏：对，最为契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