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的扩建雄心

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各地扩建公立医院的热情高涨。

2022年5月21日，武汉发布新的区域卫生规划，到2025年，将新建公立综合医院（院区）11家，迁建2家。

同为省会城市，昆明2021年投建13家医院，分别于2022年-2024年间投入使用，总投资额超过120亿元。

在长江以北，年初刚经历了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西安更急，年内就要建成13个三级甲等医院;到2023年底，黑龙江省要建设4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4大疫情（中医疫病）防治基地。

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出现在东部沿海，一批二级医院即将扩建升级。如到2025年，苏州三级医院数量将力争增长50%。

这样的扩建计划自上而下。

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2025年）》（下称《指导原则》），与前一个五年相比，省级医院的床位数限制由1500张以内，放宽到1500张-3000张，地市、区县两级医院同步放宽。

床位数规模，可以被视作医院实力的分水岭。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对应的最低床位数，分别为20张、100张、500张。过去，国家对医院规模的指导原则是，“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单个执业点）床位规模的不合理扩张”，在2022年改为“合理确定”床位规模。

限制在2021年就有所松动。每个省份都想抓住政策放开的机会，让医疗机构实力再上一个台阶，新冠肺炎疫情给了它们足够的理由。一些项目可能酝酿已久，现在多少搭上了“公共卫生服务”投资大增的直通车。

医院大规模基建、买设备的钱，除了财政拨款，还有借贷，建成之后，这些医院能不能收回成本？

急购防疫设备百亿计，财政补贴了多少

大江南北，公立医院的新诊室、新实验室如雨后春笋，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催生，很多都是“硬指标”。

2022年3月，江苏淮北市第四人民医院公开招标，扩容改建PCR（基因扩增）实验室。原有一套核酸检测设备将增加至五套。伴随核酸检测常态化，各地多有此类项目上马。

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招标信息可知，一个规模最小的PCR实验室，配置离心机、振荡器、提取仪、分析仪等设备12台，所需费用约150万元。

这是全国公立医院第二轮PCR实验室建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全国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均要在2020年底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PCR实验室。

所需费用部分来自中央财政支出。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了456.6亿元，专用于“提升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特别是县级医院的服务能力。

这笔钱主要用于医院改造和建设：一是发热门诊、急诊部等用房条件;二是提高县级医院传染病检测和诊治能力，加强感染性疾病科和相对独立的传染病病区建设;三是建设可转换病区，主要是扩增重症监护病区（ICU）。

1700多个县，都要重点改善一所县级医院（含县中医院）的基础设施条件。东、中、西部医院可获最高补助额，分别为600万元、900万元、1100万元，同时不超过总投资的30%、60%和80%。

如果地方只按最低标准配套投资，不到1400万元的项目经费，干不了这么多事。一位二级医院院长告诉《财经·大健康》，仅PCR实验室、重症监护室的设备，就要500多万元，加上一台比较不错的CT，总价近千万元。

配备新设备的医院远不止1300家。

2020年中，北京39家二级综合性医院中，只有15家拥有自己的核酸检测能力。按此估算，全国二级医院逾万，6000余家要建PCR实验室，总费用约90亿元。

买CT的也不少。分析机构易佰智汇据公开招标信息统计后称，2020年全国采购4104台CT机，较2019年几乎翻番。按2019年的成交价推算，仅此一项，全国采购额超300亿元。

仅靠中央财政专项划拨的400多亿元，CT和PCR两项就要花个七七八八。但医院还有更多的设备要买，如ICU设备，江西吉安市万安县中医院一次招标预算就近500万元。

想要配齐设备，医院自己也得花钱。上述二级医院院长称，自家PCR实验室和CT的费用，自筹资金和财政补贴各半。

财政的钱不会仅用来买设备。

南通通州区卫健委财务审计科负责人曹健告诉《财经·大健康》，二级医院改建发热门诊和传染病区，“财政也一样给钱”。

扩建，一次难得的机遇

南通市通州区政府将花一笔钱，用于给区中医院兴建一栋专用的传染病大楼。2020年4月，江苏卫健委指出，医院应该根据辖区人口配备独立的感染科病房，有条件的，单独设置感染楼。

防疫需求成为医疗机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起点。

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公共卫生防控能力建设方案，全国每个省份应配1家-3家重大疫情救治基地，近300个地级市也要有自己的救治基地，近2000家县级医院实现“平战结合”立即转换。

南通通州区中医院异地新建，是一个酝酿近九年的项目，如今，感染科将全面提高建设标准，“这样一来，原定预算13个亿可能就有点不够了”。该院院长秦晓纲想申请增加预算。

有业内人士分析，南通通州区卫健委很可能会同意中医院的请求，毕竟，一栋符合省卫健委要求的传染病大楼是“硬指标”，区别只在于，建在哪所医院里？

“基建是最贵的，和它相比，设备都是小钱。”一家医院的院长对《财经·大健康》称，搭车防疫项目扩建医院，是争取财政资金的最好机会。

在某中部省份，一家“大三甲”的新院区项目，预算增加了近一倍。“疫情的时候要启动，必须要满足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建筑面积、床位间距，以及医患的通道要求。”该院一位副院长对《财经·大健康》承认，这让他们有了争取更多财政资金的基础。“在发改委的范围内，会给你一个亿、两个亿或者几千万元，具体的金额就是看你医院的本事了”。

“平疫结合”，是医院平日照常看病，疫情来了能立即有抗疫战斗力。国家卫健委在组织应对武汉疫情之后总结出的经验：单体医院、多院区运行。

2022年四五月间，上海48家公立医院转为新冠定点医院，多为瑞金医院、华山医院等“大三甲”医院的某个院区。

“快速转换医院功能非常重要。像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等，都是一个主体多个院区。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可以快速征用一个单独院区，把它转换成重症患者收治的定点医院。这可能是下一步综合医院发展的方向。”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国家着眼防“疫”，院长们更看重的是“平”，他们要抓住这次机会，把医院推上发展的快车道。

长三角某乡镇卫生院院长承认，等待这个机会已有五六年。她曾为扩建争取过多次，但“不到火候”。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县、镇两级政府都开始主动推动这家卫生院的异地新建项目。“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地，这是镇上解决的。现在建设方案县领导也已经批准。”

就在接受《财经·大健康》采访前后，她得知最新购置的64排CT即将到位。她的想法是，在疫情相对平稳的时期，将原有的16排CT放置到发热门诊，新CT则放在门诊楼，“物尽其用”。

诸侯很多，天子能不能管得住？

“医院在北郊的，要到南郊建一个院区;南边的医院，又想到西边建一个院区。每一家医院都在扩建。”谈及近来的医院基建项目，一位陕西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对《财经·大健康》感慨，“感觉如果这一轮其他医院扩张了，而我没有，好像就要吃亏了。”

在陕西省2022年的重点建设项目中，28家医疗机构，四分之一是公共卫生中心，其他也多设传染病区。

武汉同济医院此前已有三个院区，总床数近6000张，又在2021年7月建成一个全新院区。湖北日报网报道，这是按照三级医院标准建设的“平疫结合”医院，1000张床位，总投资24.3亿元。

争取公共卫生项目，可获大笔资金。在武汉洪山区，公共卫生“补短板”项目将花去90多亿元，折合每增加一张床位耗资近250万元。所增床位中，“平疫结合”可转化床位约占一半，精神卫生、妇儿、老年病的需求也被顺势满足了。

不去抢公共卫生项目，确实会吃亏，因为与防疫无关的项目放缓了。

一位西部三甲医院院长透露，他们原来已立项的一个2000张养老床位的康养项目，曾一度陷入停滞。推不下去的部分原因是难以争取政府投资。他考虑调整战略，这是现阶段公立医院共同的选择。

这位西部三甲医院院长以被戏称为“宇宙第一大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郑大一附院”）为例，“它扩张我们都说不对，但事实上它获利了，守规矩的人得不到。所以不管再怎么限制，我还是要发展”。

郑大一附院有1万多张床位，远超此前卫计委对省级医院床位数“不超过1500张”的要求，但扩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家医院的扩张始于2008年，当年总营收为6.8亿元，仅六年时间，就升至75亿元，位居河南省医疗系统第一。2016年，该院营收近百亿元。

全球疫情让政府的医疗服务体系规划不得不改道，由此公立医院迎来了独属于自己的扩张机遇。

2020年疫情暴发后，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对县、地、省各级医院的适宜床位数放宽限制，特别是省级医院，由1000张为宜，放宽至1500张-3000张。

一位地方卫健委规划人员称，“实际上很多项目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但疫情显示出公立医院特别重要，所以就可以更快推进。”

对实力强的综合医院来说，最容易成功的路是建新院区，这获得了2022年1月最新文件的明确支持。具体要求有：三甲、病床使用率持续超过90%、平均住院日全国同类别医院前10%（以平均住院日短为优）、住院病人疑难程度全省同类别医院的前10%，等等。

这类医院扩张，让陕西山阳县卫生局原副局长徐毓才担心，未来未必会更好。“大的三甲医院越建越大，降低了人员进入的标准，优质的医疗资源会被稀释。”

郑大一附院就是例子。它是全国手术量最大的医院，收治疑难危重症的难度（CMI指数）却进不了本省前十。最大的医院，没接最难的病人，它在全国医院中的排名，也在20前后徘徊。

院长们意识到了未来可能的问题。上海华山医院院长毛颖最担心的是，多院区运行可能会导致的医疗水平差异。

武汉同济医院院长刘继红也曾自问：“以前不同院区是由不同的人来管理，现在我们要改变，不管有几个院区，都是同一个班子来管理。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诸侯很多，天子能不能管得住？”

营收下滑，医院要钱“渡劫”

“现在很多医院亏损，包括大医院，入不敷出。”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梁万年接受《财经·大健康》专访时直言。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成果披露，2020年1月-9月，全国近9000家公立医院中，近4000家陷入亏损，亏损规模逾6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