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夜宵场

“唐山打人事件”发生没几天，济南孟氏龙虾海鲜店的老板刘栋林召集员工开了个会。

“要是咱们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尽量先冲到起冲突的两个人中间去。”刘栋林嘱咐大家，“要是有人下狠手了，就赶快躲开。”过了几天，他还被当地派出所叫去开会，会议的内容也是让各位经营者注意治安问题。

6月22日，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在调研时提到整顿措施，要科学精准部署警力，加强巡逻防控和视频监控全覆盖，做到无盲区、无死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广州著名的宝业路美食一条街，这些天也多了不少巡逻的警察。“现在搞得处处都很紧张，本来是没什么事的，现在也紧张了。”蒲天光餐厅的老板泰哥说道。

长沙的四方坪，“老板不在”的老板大晴收到一位女孩的消息，说在网上看了唐山的视频一阵后怕，特意发消息感谢老板。这位女孩曾经在店里被两位醉酒的男客人骚扰，还好大晴机智地把她保护下来。

唐山事件发生后，曾有不少网友质疑：“半夜两三点钟吃烧烤的，能是正经女孩吗？”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夜宵是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深夜的一碗热馄饨，能够填饱忙碌一天后的肚子;几瓶啤酒就着烤串，能够带来一天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现代人生活在两重世界里，白天像是披着一层伪装。”辽宁锦州的夜市常客阿唐表示，只有夜深之时，在烟熏火燎的小脏摊，才能把自己真实的一面袒露出来。

中国烹饪协会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消费者每周至少吃一次到两次夜宵，只有20%的人从无吃夜宵的习惯。这样庞大的市场，除了满足“夜猫子”们的需求，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乃至成为城市活力与烟火气的象征。

从北京的簋街，到深圳的盐田，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凌晨时分的夜宵店里、路边摊旁，食客依然络绎不绝，只是会比以往多加一份小心。店家和执法机构也更为注意，努力维护着这份被无数国人引以为豪的安全感。

酒过三巡后，还是会有人聊起唐山那件事。“东北很少有这种七个男的打一个女的情况，这在‘道上’是很丢颜面的事。”一位东北当地人说，“这不是社会人，社会人干不出来这事。”

来之不易的安全

在唐山事件发生之前，“安全”是许多人对深夜夜宵场的印象。这样的安全来之不易。

宝业路是广州有名的夜宵街，白天平平无奇，到了晚上就成了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的夜宵圣地。即便是夜里两三点，也可以看到穿着短裤、背心，脚踩人字拖的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手上端着酒杯，嘴里聊着，脸上笑着，场面喧闹，却也透露出这个城市的平静。

泰哥说，他整个通宵差不多要招待两波客人。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第一波，基本都是白天要正常上班的;凌晨2点到早上6点，又是一拨客人，这部分人基本都是上夜班的，或者夜场的从业人员。

很多人对于深夜两三点还在外面喝酒吃饭的人会有“社会”“不正经”的印象，但在干了这么多年夜宵的刘栋林看来，大家都是普通人。

“三百六十行干啥的都有，不能因为人家作息特殊，就觉得人品不行，这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刘栋林说。

不过，打架斗殴的事情还是少不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一线城市派出所民警说，夜宵摊、酒吧夜场等场所是打架斗殴的高发区，因此被高度重视，民警日常都会去巡查。“比如夜宵档厨房里的刀具，我们都会要求用铁链连起来固定。”

尽管如此，打架事件还是无法完全被遏制。这位民警处理过的夜宵摊打架案件“数不清”，打架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冲突的缘由则千奇百怪。“处理打架的事头疼得很，特别是这些喝了酒的。”有时冲突发生在监控盲区，或者监控设备坏了，需要通过审问得知现场情况。“十几二十几个人带回来，我每个人去问一遍，二十几个人就有二十几个版本”。

夜宵店的老板们也是“久经沙场”，各自都有预防和处理纠纷的方法。

在刘栋林的店里，曾经连着一周七天都有人在店里打架，没有一天是清净的。当时店里的员工也很是无奈，问刘栋林：“刘总，你是不是忘了给哪路神仙磕头？”不过，这种小打小闹大多到不了要报警的程度。“打的那几次其实不严重，就是气势上唬人。”

“没什么大的矛盾，无非是喝酒吃饭时的一个眼神对上了，或者谁说话声音大点了。”刘栋林说，老板稍微调解一下，双方握个手，再一起喝一杯，基本就没什么事了。万一真的打起来，他就会赶紧把客人疏散开，把刀叉之类的藏起来，以免伤及无辜。

现在，刘栋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午夜过后看到“刺龙画虎”的人来，刘栋林就会把他们安置在角落里。“我就说这边安静，方便喝酒聊天。”

对独身的女孩子们，刘栋林也会格外关照一些。尤其是晚上12点之后，难免会有喝多的男性企图去搭讪。“人家姑娘愿意，那咱管不了。要是不愿意，我就会过去（跟男性顾客）聊两句。”

三年前的某天凌晨2点钟，四个年轻小姑娘在店里吃饭喝酒，旁边桌有小伙子端着酒杯过来搭讪，其中有个姑娘比较反感，就抓紧把老板喊了过来。

“我跟那几个小伙子说，醉酒状态下做一些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第二天醒了之后万一想起来做得不合适，你会后悔的。”刘栋林当时就撂下话，“你们几个要是听哥哥的劝，就回自己桌喝，要是不愿喝了就赶紧回家睡觉。”几个男孩子看起来也不像是“混社会”的，听到老板这么说也觉得不好意思，很快就买单走了。

在青岛经营火锅店的钱钱为了安全问题，专门请了资深同行来分享经验：“打架没有突然爆发的，哪一桌声音大了，就要密切关注，一旦动手马上前去制止。”这位“老师”说，“但是，真要抄起酒瓶子，就别上前了，让店员跟其他顾客都躲远点，立马报警。”

大晴在店面的里里外外装了16个摄像头，包括室外大排档区域都能覆盖。这些摄像头除了能记录事件始末，还能对企图寻衅滋事者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此外，大晴也会给服务员做培训，让他们注意观察。如果发现一桌客人喝醉了，引新客时就要尽量避免与其邻桌。“闹事的基本都是喝酒上头，打架前一般有个过程。”在大堂干久了，服务员们都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技能，但凡有个苗头便全体戒备，时刻观察。

不过，这几位不同城市的店长纷纷告诉我们，虽然偶有恶性事件发生，但夜宵市场总体的治安状况是越来越好的。

泰哥说，七八年前治安不太好，他有时一天会报警好几次。为此，派出所还要求店里配置了一名保安。所里派人，店里开工资。现在，闹事的人少了很多。“我感觉人的素质都在提高，文明了很多。”以前广州也有“小混混”，但随着城市治理的发展，各方面都在完善。

在合肥经营“阿海龙虾烧烤”的陈祥海也表示，店刚开业的前几年，经常会出现打架事件，近几年治安管控更严格了，打架闹事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合肥这个城市还是特别安全的。”

一起守护着这份安全感的，甚至还有等在餐馆外面的代驾司机。

吴文勇经常在北京夜宵一条街“簋街”接单，积累了不少熟客。他时常会帮助遭遇骚扰的女孩子，最惊险的一次，有位女熟客当天下午6点多就喊了吴文勇11点去代驾，并叮嘱：“要是11点半没出来就进去看看。”

到了约定的11点半，吴文勇进去时，桌子上飘着浓重的烟味，数不清的签子胡乱放着，红油糊在桌子和人胳膊肘的交接处。几个男人还在劝酒，女熟客脸色已经有些难看。吴文勇上去就摆出副不三不四的样子，把酒挡了回去，并佯称是她老公，才把人接了出来。

那几个男人不依不饶，竟追出店来，骂骂咧咧地跟在后面。直到吴文勇把人带上车，开出几米远，后视镜里仍能看到那几个男人的身影。“就得玩点花的，讲道理在这地儿不大能奏效。”

温暖的烟火气

除了极少数“社会人”，夜宵场上的食客们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着寻常的喜怒哀乐。

小吉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在夜宵摊的经历。她常去的那家夜宵摊有个食客群，“一群”500人已经满了，她的邻居加了“二群”，也有200多人。

小吉观察到，此前来吃的很多都是外卖小哥、倒夜班的出租司机，或者一些中年男人。她所在的一群里也有很多链家、麦田等房产公司的中介人员。最近，来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人牵着狗、拎着啤酒来吃的”。

6月6日，北京恢复堂食。当天凌晨，天堂超市酒吧人头攒动。那天的客人里，有河湾高尔夫俱乐部的草地养护员，也有火锅店店员和北京环球影城的工作人员。

在一些顾客眼中，天堂超市酒吧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口袋里没多少钱，穷得叮当响，可这里的酒便宜，许多没有收入的学生流连此处。

一位病例的流调报告显示，一位男士19点30分从红螺寺公交站出发，花了三个小时，转了三趟公交，就为抵达天堂超市。去酒吧前，他只吃了碗刀削面垫肚子。

在凌晨的夜宵场上，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安全感，还有轻松和惬意。

“随意。”当谈及夜晚的客人与白天的有何不同时，泰哥答道。

食客们在吃夜宵时，穿得随意、点菜随意、讲话也随意。他们会有着比白天更丰富的表情。大笑或者大哭，在大排档一点都不突兀。除了这些，泰哥发现晚上的客人在这坐的时间要比吃饭的时间长，“吃饭基本上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他们可能继续坐五六个小时，喝酒、聊天。”

“大家都知道酒喝多了不好，可还是喜欢喝。”泰哥说，“他们可以借着喝酒，把一天的郁闷心情发泄出来，第二天又可以心情平和地去上班。”

在广州工作的夏露经常去宝业路。她觉得，吃夜宵是一件能跟朋友、同事联络感情的事。几个人喝点酒、聊聊天，白天的烦闷会被一扫而光。宝业路的夜宵氛围也很好，有一次夏露她们吃着吃着，突然停电了，半条宝业路都黑了。但店里的客人也是酒照喝、天照聊。“没有人趁乱走单。”夏露说。

除了喝酒社交，夜宵还是“打工人”一天的慰藉。

五年前在青岛上大学时，胡小蕊曾在一家广告摄影工作室兼职，拍摄任务结束时常常已到深夜。为了犒劳下属，老板总会带着同事去工作室楼下的“野馄炖”吃夜宵。

青岛的“野馄炖”和南方繁华的夜市毫不搭边，也没有北方烧烤重镇的喧闹。这些无名小摊没有店面和招牌，甚至没有固定摊位，一辆手推车、一顶帐篷、几张折叠桌和小马扎就是全部。夜幕降临，它们就神秘地出没在城市的角落，路灯下、马路边、立交桥底、建筑工地旁，等待那些工作到深夜的打工人。

胡小蕊记得那些辛苦的拍摄日，有时收工已是凌晨1点，饥肠辘辘，脑袋空空，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不言不语地埋头吃。在寒冷的冬夜里，一碗热乎乎的馄炖下肚，一天的疲惫就消解了大半。

在北京经营夜宵摊的王师傅告诉我们：“之前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刚参加工作，不顺利，在我这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哭，说什么也听不明白，后来我收摊了把他送了回去。”王师傅说，“再之后这个小伙子也偶尔会来，看着状态好多了，再也没喝醉酒哭过。”

王师傅的小摊每晚10点左右出摊，次日凌晨2点收摊。天气转暖，王师傅生意不错，“一个月能净赚个万把块的”。他正筹划开店，但疫情拖累了进度，同时他又觉得放不下顾客。“哪天不出摊，一定会有人在群里问‘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王师傅说道。

但是，夜宵摊往往也是监管的重地。早些年，摊主推着车和城管“赛跑”的场面不时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虽然少了，但不少摊主还是随时做着“打游击”的准备。

青岛的“野馄炖”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胡小蕊说，工作室楼下的那家“野馄炖”出摊时间很随机。有时小伙伴们嘴馋得很，却只能望着空空的摊位苦等。有时天气很坏，大雾霾，甚至“妖风”阵阵，小摊却突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