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渐成往事

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下称“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中，北京世青学校校长助理李猛注意到，自己学校的名称已经没有了“国际”二字。“现在学校名称不能再和‘国际’沾边了。”他说。

李猛所在的学校从2001年建校至今，逐渐发展成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招收中外籍学生，生源稳定。

这种变化并不出人意料。一年前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称“两办”）就已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国际”“全球”等字样;不得包含公办学校名称及简称;严禁引进境外课程及教材开展教学。

这意味着，面向中国籍学生的民办“国际学校”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面临着一系列合规调整。2022年3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清华附中国际学校宣布，正式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清森学校。这是《意见》出台以来，北京市第一所宣布更名的“公参民”学校。

当日，该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清森学校是清华附属实验学校管理的清华附中一体化合作学校之一，本次更名是为了响应教育部及北京教委的号召。除了校名变更，学校延续原有的办学管理及内核，包括办学管理主体、教育教学管理团队、办学理念。

《财经》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近一年来，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过100所民办学校更名，其中，近半数学校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此外，《意见》还要求，原则上不得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受新政策影响，此前未获得办学许可的国际化学校只能宣布停招、停办或分流学生。

过去几十年，无论是逐步放宽的政策环境、中国家庭日渐宽裕的经济实力，还是人们对教育多样化的追求，都为各类国际化学校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根据教育行业服务平台 “新学说”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学校数量从1999年的86所增加到2019年的861所。

在民办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褪去“国际”标签，众多国际化学校又该如何续写新故事？

讨论声中，有人认为，新的改革有利于规范办学，促进民办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也有人担忧，随着政策趋严，国际化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乃至行业生存空间都将受限。

李猛看来，“这个市场还是够大的，你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得按规定办学”。相比过去追求规模效应，他认为，一些办学者未来可能会减缓开分校的计划，“小而精”“本土化”或许是国际化学校转型的方向。

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

褪去“国际”标签

“各地都在积极行动，力度和范围空前。” 谈及这一轮学校更名，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表示。

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显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国际双语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学校。另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4月12日做出的行政许可，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外国语腾飞学校。

从更名方式来看，以上两校均褪去了“国际”标签，区域特征则继续保留。

上述名单中，共有八所学校已更名，这当中，除了更名后的北京一零一中大兴分校（原北京市大兴区榆垡中学），其余七所均原为国际学校。

“这些学校应该都是最近一年内更的名，我们的更名还没有彻底完成，还在走程序中，很多学校也都是这种状态。”5月18日，李猛对《财经》记者表示，除了向教委提出申请，还要经过民政部门的审批。

中国对民办学校名称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从名称规范上来说，该通知与两办2021年5月印发的《意见》类似，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营利性民办学校，后者则指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地方的要求更加细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发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导则（2020年版）》提出，学校（含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和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不得冠以外国国家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字样;不得冠以“双语”“英美”等与实际不符或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字样。登记使用的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含义一致。

除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也受到约束。

2022年1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网站也发布通知，同意批复八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变更办学名称。

2021年9月，业内就曾传出消息，蛇口国际学校（Shekou International School，简称SIS）更换了校名和Logo（徽标）。目前，该校中文校名为深圳市蛇口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新徽标不再体现中文“国际”字样，但英文校名仍与原名保持一致。

公开资料显示，SIS是珠三角地区最早、最大的国际学校，于1997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办学许可，也是第一批获得国家认证的国际学校。

根据教育部定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是中国政府特许设立、为在中国境内合法居留外籍人员的适龄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专门学校。对于这一类学校的名称，教育部2014年底已出台《关于做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有关工作的意见》予以规范。

具体来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相符;应当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名称前应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必须作为学校名称后缀使用。

但在过去多年里，一些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往往将品牌名和“国际学校”四字绑在一起，比如广州誉德莱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更名前为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容易与之混淆的还有另两类常见的“国际学校”：一类是仅招收外国学生的公立中学国际部，在北京，大众熟知的人大附中国际部就属于这类;另一类则是同时招收中外籍学生的民办学校。

马学雷指出：“民办国际学校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如果是按办学性质划分，国内只有公办和民办两种学校，且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还是民办教育促进法（下称“民促法”），都没有赋予“国际学校”法律地位。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虽然通常被视为“国际学校”——学校官网也多如此宣传，但是按照规定，这一类学校不在中国学制系统内，其实施的教育活动也不属于中国国民教育序列的学历教育。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公民同招”，并要求加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招生管理，不得假借民办学校等名义招收中国籍学生。

“种种政策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学生必须接受国内教育且参加中考，市场上有一些机构打着‘国际学校’旗号，吸引那些打算留学的孩子上国外课程，这并不符合规定，也不属于正规的义务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

北京的国际教育咨询机构“爱选未来”负责人张海向《财经》记者分析，在北京地区，现在名称前带有“国际”“双语”等字眼，且有一定体量的民办学校，基本上都有20年以上历史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无论是生源还是师资都已稳定，本次改名对它们的影响并不大，而对一些创立时间不久的学校品牌而言影响较大。

随着“国际”标签的逐渐褪去，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多所学校开始突出“多元高中”“国际化学校”“以汉语为中心”等宣传用语，这也体现出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一行业领域的管理趋于严格化、规范化。

“国际学校”往事

李猛在国际化教育行业从业多年，本能地关注政策，当得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能再叫“国际学校”时，其第一反应是，“以后要越来越规范化了”。但毕竟是用了多年的校名，一些办学者内心多少也夹杂着一丝复杂的情感，这既隐含着对早期民办教育政策红利的感激，也对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些不确定。

要理解这种复杂的情感，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实：国际学校已经在中国存在了40多年。1980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五国大使馆共同建立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在“新学说”的研究中，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和管理体系的学校，代表官方认可的、正式的国际学校开始出现。

此后20年间，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在各地举办，比如北京京西学校、上海耀中国际学校、广州碧桂园学校，还有前文提及的SI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期间，一个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施行，允许企业进入教育领域，政府包办的办学体制被突破。

虽然政策开了口子，但据“新学说”的统计，截至1999年，全国86所国际学校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仍然占了38所。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在北京市新英才学校（下称“北京新英才”）执行校长刘炜的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与本世纪初之交，北京以顺义区的温榆河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片别墅区，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很多使馆工作人员和外企员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这一群体本身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子女教育有更多个性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民办国际学校应运而生，并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二分天下。

“顺义区是北京最早一批民办国际学校聚集的地方，也是目前北京民办国际学校办学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现在光是我们学校附近就有八九所成规模的学校，这当中，很多都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在校生数量基本都在500人-1000人，要是算上几家双语幼儿园，那就更多了。”刘炜告诉《财经》记者。

刘炜所在的北京新英才创办于2008年，靠近顺义区潮白河，前身是北京市力迈学校（下称“力迈”）。按照办学性质来区分，力迈算是一所民办高中，建校于1995年，但后来办学遇到困难，就在这个时候，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团将业务拓展到北京，就接手了力迈。重组后的15年间，北京新英才逐渐发展成一所十五年一贯制的国际化学校，囊括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

“我们赶上了民办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刘炜感慨，随着中国富裕家庭不断增多，出国留学的需求激增。

数据支撑了刘炜的观点。新东方发布的《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援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该报告还称，对比2015年-2019年数据，低龄留学浪潮渐兴，就读于私立学校国际班、国际学校的群体持续上升。此外，2019年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占比达到43%，成为留学群体的主力。

北京市顺义区诺德安达学校校长辛国岚提供了更为细微的观察。

辛国岚在国际化教育领域耕耘20年，历经变迁，感触颇深。她说：“以前的家长觉得，国际教育就是学外语，上国际学校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现在不一样了，家长们更关注对于孩子软性技能的培养，关注个性化需求。其实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拥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按照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帮助他们全面发展，这和中国两千年的教育传统并无不同，国际化学校在人均资源和师资配备上的优势，可以让有教无类的想法真正得以实施。”

2003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该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之后，辛国岚曾以北京市骨干教师的身份，参与了高中教材的编写，她的感觉是，“公立教育也在寻求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