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车刚：我要留下西藏变革的一切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为摄影家车刚。
访谈/杨浪编辑/黎立
杨浪：我知道你刚从西藏回来。我们上高原晕，你是下来晕？
车刚：对。我在西藏工作30多年没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轻微的反应有，但不像别人头疼欲裂。我这个身体，天生就是为高原生长的。
杨浪：你老家是哪儿？
车刚：老家在山东，出生在辽宁丹东。
杨浪：那算是低海拔地区。你说你回北京来不舒服是怎么回事？
车刚：这就是低原反应，你越适应高原，一旦回到平原地带，反应越厉害，也叫醉氧，但是醉氧很舒服，每天晕乎乎的，就想睡觉。
杨浪：空气氧含量高了，会醉氧。今儿你缓过来了吗？
车刚：差不多了，为了这次访谈，每天晚上早早就睡觉了。
进藏之缘
杨浪：谢谢。咱们就聊聊你的西藏，摄影界的朋友们都知道，你不是在北京就是在西藏，那么你本身的职业是在西藏还是在北京？
车刚：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西藏。我哥叫车夫，是《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我能走进西藏跟他有莫大的关系。
杨浪：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知道车夫，他拍了很多很棒的作品。
车刚：我从小受我哥的影响，那个年代考学是一种奢望，只想着有一技之长。我哥搞摄影，这也成了我从小的梦想，为了摄影，我还学过美术字，画过小画，就为将来搞摄影打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特殊的原因，西藏很多汉族干部内调了，很多行业都缺人。车夫1982年去西藏采访，实际上他也一直在为我寻找机会，让我走上摄影之路。
恰巧在他和西藏相关领导聊天的时候，有领导说，“车夫，将来可不可以在北京帮我们介绍一些人，什么人都行，喜欢西藏，热爱西藏，有专业有能力就行。”我哥说“我弟弟学摄影搞摄影的”，领导说“那可以到《西藏日报》来”。这样我就去了西藏。
杨浪：去西藏拍西藏等于是你哥哥把你引上道的。
车刚：引到高原。车夫从西藏发来电报，问我愿不愿意来西藏，可以借调到《西藏日报》当两年记者。实际上我人在东北，接触不到西藏，对西藏也没什么印象，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
杨浪：这时候你还没有去过西藏？
车刚：从来没有去过，这一说我就激动了。从1982年底开始办手续，1983年4月27日我飞到了拉萨。
杨浪：快40年了。
车刚：到今年进藏39年，实际上我在2017年退休了，在西藏工作了34年。最早在《西藏日报》做摄影记者，借调两年期满报社留我，进行双向选择。第一，人家看你的能力、水平、文凭各个方面;还有一点，个人喜不喜欢西藏，你的身体适不适应。正好两头都乐意，就这样留下了。
杨浪：相当于退休后才回到了北京。即便退休了，你每年还老在西藏待着？
车刚：对，因为我拍了一辈子西藏。
杨浪：这句话沉甸甸的。
车刚：26岁时离开丹东去西藏，在一个地方拍了30多年，60岁退休回京，所以哪里是真正的家乡？西藏已然是家乡，这一生一大半的时间是在西藏。
杨浪：印象里周围跟西藏有过从的记者、朋友、部队的哥们儿，包括僧俗两界，反正一说起来，没有不认识你的，你跟藏传佛教界也有很深的渊源。
车刚：对，在西藏你搞摄影，离不开这种特殊地域的佛教文化现象。
杨浪：太好了。你的特殊是一个东北人，却与西藏有长达40年的深切联系，一定有不少的故事。你全程记录了西藏这40年的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我们已经访谈过很多朋友，今天很想听你讲讲你眼中的西藏，你镜头里的西藏。
道班之谊
车刚：上世纪80年代，西藏刚开始跟随改革开放的脚步，发展还是比较慢，因为它的基础太差了。进入90年代以后，党中央更加关怀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中央拿出了大笔的资金，发动各省市、各大企业全面支援西藏。
杨浪：举全国之力。
车刚：是的。我们原来一个领导说西藏的发展迎来“跨越式发展”。因为西藏社会本身就是跨越式的，从一个封建农奴社会一下子步入到社会主义时代，它本身就是一种跨越。但那个时候经济还没有跟上，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变，但是幅度太小、太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才真正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这一次跨越体现在各行各业，最为突出的就是交通的改变。早前拉萨只有八角街附近修了几十公里的沥青路面。
杨浪：你刚去的时候，拉萨只有八角街周边有沥青铺的路面？
车刚：是的，拉萨市区到机场是沥青路面。从那儿以后，整个青藏线、川藏线开始改扩建。
杨浪：公路进藏有四条，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阿里那边的新藏线是最艰苦的。一般人进藏，就是青藏和川藏这两条陆路进去。
车刚：对，那时候进藏，很多人都要坐大轿车，飞机每天有一班就不错了，有的时候一周就两三班，飞机还特小，一百来个座位。
杨浪：对，虽开通航线，但航班很少。
车刚：主要交通还是靠公路。川藏线要翻几座大山，青藏线虽然路平，但是海拔高，平均都在4000米以上。
杨浪：交通状况的改善，你都有影像记录？
车刚：基本上都有，我喜欢拍老公路，不管走到哪儿，我觉得有意思，我就把它拍下来。比如说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道班。
杨浪：那是一个著名的道班。
车刚：有天下第一道班之称，我前后拍过唐古拉道班两三次，我没有高反，每次去都和他们住在一起。拍他们工作和生活，大家特感动，把带的肉和酥油茶等美食和我分享。最后我要走了，他们在道上帮我拦车搭车下山。
杨浪：你那时候采访是搭车过去，报社没配车吗？
车刚：各个单位的车是有限的。假如有重要任务给你派个车，一个组两三个人，一个领导带着一个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此外，你想到哪里采访，得靠你个人关系，哪个单位说我们要下乡去阿里，还有一个座位，你去不去？你要能搭得上车，那很了不起，经常是靠记者们自己解决交通的。
杨浪：这也锻炼了记者。
车刚：道班的师傅帮我拦下一辆齐头东风车，是个体户的车。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个记者，你不能在路上收他钱，让他买烟买酒，请你们吃饭，要不然你再走这儿的时候，你的轮胎要爆的。”这把我感动坏了，流着泪跟他们一一拥抱作别。
杨浪：按道理说，这种捎带路都要交钱的。
车刚：是的，有的人要，有的人不要。你坐人家车也不好意思，那时候路况差，路途远，时间长，到哪个小店吃饭，搭车人掏个钱请师傅吃饭抽烟也很正常。这些道班工人对我特别好，前两年我又把当年拍的照片洗了一部分，托朋友给他们捎过去了，他们看到照片特感动，说还记得我。
语言之憾
杨浪：你作为一个东北人，你的语言怎么解决？
车刚：一开始进藏，自己并没想长期在西藏工作。只想着好好搞点艺术创作，参加一些影展、比赛，获个什么奖，以西藏为跳板，也许就回北京了。
杨浪：这个有趣，有不少摄影家都讲过为获奖而拍摄的心路历程，最后都因为挚爱而摒弃了误解。你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吗？
车刚：年轻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西藏当做跳板，就没有好好学藏语。
后来对外开放搞旅游，自治区领导直接把我调到旅游局去，搞对外宣传。在机关里跟同事在一起，大家基本上都讲汉语，偶尔说几句藏语，所以我只懂一点点简单的藏语。
杨浪：常用的生活对话能明白？
车刚：会一点，比如吃饭、问路。还有一些对话我能猜出来。
我虽然在西藏待了将近40年，但就是不会好好地设计自己，我对一些东西的兴趣好像很淡很淡，有照片拍就行了。
杨浪：面对不会汉语的采访对象你怎么交流呢？
车刚：这也是我的一点遗憾。我拍了很多专题，涉及一些老艺术家、老艺人，你要谈更深更广领域的东西，只能带翻译。但是翻译有时候有时间，有时候没时间，偶尔他也不一定给你很认真地全翻完。
我认识一位老画家叫安多强巴，他是西藏最好最有名气的宫廷画师，上世纪80年代就是西藏美协主席。我有幸记录了他晚年生活的最后20年，给他拍一些资料，包括他创办学校，办一些事，都是我在给他跑前跑后。
他跟我讲，“车刚，你的藏语一丝丝，我的汉语一丝丝，我们两个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没法交流。”在他90高龄的时候画了一幅唐卡送给我。
杨浪：专门给你画了一幅唐卡。
车刚：他的画不像传统唐卡那种中规中矩，他把西方绘画的写实跟西藏的唐卡结合在一起，非常注重故事性。
在布达拉宫里的历辈宗教领袖的画像都是他画的，罗布林卡有一个经堂，经堂里的释迦牟尼的顿悟像，大金宝座旁边的僧俗官员的大壁画，都是他画的。
杨浪：壁画？
车刚：壁画，他也画唐卡，他最著名的一幅画是献给毛主席的，按照毛主席当年在开国大典穿的黄呢衣服，招手，周边画了一圈小画，是解放军进了西藏怎么样帮助藏族人民学习文化、看病、劳动，反映军民关系的画作。以此表达我们藏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
杨浪：这幅作品现在哪？我非常想看。
车刚：在北京民族宫，是国宝。
说到语言这个问题了，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算是一个插曲。当我转向拍摄专题以后，发现这是自己的一个缺憾，如果语言通畅，我可能会把握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