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国企强中国

国企兴，则国家兴。国资强，则国家强。

五年前，中国联通引入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中国人寿等14家战略投资者总计780亿元资金参股，从而开启了“史上最大力度混改”。五年过去，中国联通的净利润由2016年的1.54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63.05亿元，大幅扭转了2015年营收利润恶化的局面。

外界普遍评价，混改给错失4G时代先机的联通带来一次奋发向上的黄金窗口期。而作为联通北京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陈超告诉《财经》记者，混改后确实感到福利待遇提升，晋升通道和机会增多，与此同时，联通公司的管理较从前也严了许多。

改变不仅发生在中国联通。作为国民经济的“定盘星”，国有企业长期承担着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党和国家重大战略落地等使命。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港珠澳大桥、深海一号油气田等重大项目，背后均离不开国企国资的力量。然而，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僵化，长期以来，国企也普遍存在大而不强、效率不高、活力不足等问题。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015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与其配套形成的“1+N”文件体系，初步勾画出国企改革路线图。2016年2月，国资委发布国有企业“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划，涵盖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等事项。

自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国企改革提速落地。2016年起，联通集团、东航集团、南方电网在内的总共四批试点200多家国企踏入混改试验田。中化和中国化工、宝钢和武钢、中核和中核建合二为一……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6月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26组47家中央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新组建、接收国家管网集团、中国星网等9家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数量从十年前117家调整至97家。

202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年。2012年-2021年，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111.4万亿元，年均增长9%，超过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2.3个百分点。但从国企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指标看，十年间国企增速大约增长1倍，相较民营企业增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漫漫改革长路已行至中途，接下来，如何续写“国资国企强中国”新篇章？

股权混改推动优化治理经营

2022年，中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12年的65家增长至99家，其中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有47家、地方国企39家，金融企业13家。十年间，伴随整体实力壮大，国企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央企建成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到2021年底，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梳理过去十年的国企改革路线图，粗略可分为三方面：首先是大刀阔斧进行国企产权改革，如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分类改革。其次是提速建立现代公司制，加快国企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此外，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激励科技创新。实施年度考核加分、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资本金注入、工资总额单列等支持政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开展“双百行动”、区域性综改试验、科改示范行动等改革专项工程等。

以备受关注的混改为例。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在今年6月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3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目前，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所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70%和54%。

中国联通2017年后变为联通集团持有A股上市公司股份36.7%，14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股35.2%，社会公众股东持股25.5%，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股2.6%，实现了多元股权制衡。时任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王晓初在2018年底介绍，新一届董事会改组为“独立董事5人+联通公司董事3人+新进入战略投资董事5人”，形成了市场化的董事会结构。集团还开展“瘦身健体”，集团总部部门、省分本部和地市公司管理机构分别减少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此外，累积授予管理骨干、技术骨干及中高级管理人员等7752人7.94亿股。

一位长期观察运营商竞争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联通在杭州、深圳成立了电商运营中心，分别对接阿里、腾讯。马化腾的姐姐马建南原先在深圳电信工作，后来到联通工作十多年，去年退居二线。作为中国联通深圳公司前副总经理，她协调深圳电商运营中心，促成联通与腾讯推出“大小王卡”，为联通带来大量新增用户，也为腾讯圈定了大量流量，实现了双赢。同时，这几年，联通也和阿里云、腾讯云共同探索大云业务，不过目前效果一般。

各家国企基础不一，改革进展与成果也不同。张晓（化名）是北京一家大型基建领域国企的中层员工，他告诉《财经》记者，改革后内部待遇没有太大变化，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不会丢饭碗。但改革后管理流程变得更繁琐，工作更要求依法合规，按标准程序和流程作业。国企员工拿北京户口需要遵循更加严格的规章流程，难度也在变大。尽管集团还没有清晰的混改动作，但总公司和民营企业合资成立了一些较小的子公司在探路。企业的组织架构也在变化，已经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建立了董事会、总经理、外部董事、监事等机构和部门。

图1：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各年国企改革数量

图2：不同年份进行改革的国企的超额收益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志刚向《财经》记者评价，这几年，许多国企进行公司制改造、引入民间资本作为战投，有效改善了公司内部治理，并通过并购重组进行产业布局优化，带来新变化、新气象。一些地区的国资监管链条初步建立，诸如天津国资委下成立国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的监管职责。但同时，部分国企改革后，企业治理构架换汤不换药;有的核心股权结构改革较为保守，大多是经营层面改良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一些国企改革后，效率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善，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假混改”等现象，国企改革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一方面是股权结构改革障碍仍待破解。郑志刚举例，两家“所有者缺位”的国企合并，并未引入真正关心企业经营状况的民企。个别国企为了完成任务，先让民企进入，再让民企退出，同样没有真正引入盈利动机明确的民企，既没有实现股权多元化、实质性推动经营机制转换，也没有实行员工持股和灵活多样的激励政策，这属于改革的误区。还有个别地方的国企改革没有赋予民企股东应有权益，其战投地位不被尊重。这些“假混改”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民营股东的力量仍待加强。惠誉评级公司亚太区中国企业研究高级董事黄筱婷对《财经》记者表示，民企融资能力较为薄弱，部分项目投资退出路径不明确。疫情下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限制了它们的参股意愿。另外，经营不善、财务羸弱的国企是最需要改革的对象，反而难以吸引社会资本。目前，国企改革在“混”，即实现股权多元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包括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率、引入各类社会资本、提升员工持股等等。但就部分案例看，大部分社会资本投资者尚不足以对国企决策发挥强大话语权，从而达到“改”的目的。

相较国企混民资，民企混国资则是另一种混改模式。惠誉研究显示，向国企投资者转让控股权的上市民企数量直线上升，从2017年仅6家到2018年18家，再到2019年至2021年期间的每年约50家。黄筱婷介绍，国企在支持新兴产业和提高国有资本回报的使命推动下，近年来积极在战略性新兴行业寻找投资机会。其中，处于医药、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半导体和智能城市行业价值链的企业，被地方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公司视作热门收购标的。这些民营企业则可借助新入主的国有企业股东帮助它们改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引荐更多商机，带动科技创新。同时，黄筱婷提醒，国企投资民企的历史较短，目前还看不出明显成效，若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可能增加国企母公司的财务负担，反而降低国有资本回报率。

近年来，许多国企混改的重点已经逐渐从“混股权”走到了“改机制”的新阶段，包括推动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长期激励机制等。但实际上，国企如何一步步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也是难点。黄筱婷指出，不同企业间迥然不同的文化、管理风格、薪酬框架和决策过程都是后期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关键人才的留任以及能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尽职调查亦是影响投资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的重要前提之一。

图3：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转变

表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政策细化

诸如对于“打破铁饭碗”，各方观点不一。作为国企员工，张晓认为，国企的定位决定了其重视社会责任，赔钱也得做，未必太注重经济效益。“当然，最后政府必须得补回来，不然国企员工不答应。现在国家每年还是给我们企业很多补贴，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今后，如何寻求国企与外部资本的更多共识，减少混改阵痛？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对《财经》记者指出，对混改企业而言，无论是国企引入非公经济的投资者，还是反向混改由国资入股民企，都需要选择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投资者;双向选择、深入沟通、建立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才能在混改后优势互补。对投资者而言，也应制定明确具体且可实操投资战略。国企与投资者应当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价值链，规模扩张，实现协同;或者补充研发、市场、渠道、人才等方面的资源。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向《财经》记者建议，下一步，国企混改应当继续坚持“三因三宜三不”的原则，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坚持“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方针，分类、分层推进。在混改过程中，要注意对推进混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研究。

图4：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及其变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