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重塑教育市场

2022年10月28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压减率达到96%，绝大多数学生校外培训时长较“双减”前减少了50%以上。

在过往的叙事里，教培行业总是夹杂着一丝资本味道。2015年-2020年，市场投向K12（小学至高中阶段）教育的融资额共1294亿元，接近一半融资发生在2020年。

这样一个披着“商业性”和“公共性”外衣的行业，经过多年的飞速狂奔后，突然被踩下“刹车”。2021年夏天，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意见）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成为首要监管对象。

从顶层设计思路来看，这场以“减负”为目标的基础教育改革，称得上“史上最严”，其核心是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改变校外培训行业无序竞争局面，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让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稍微留心便会注意到，曾经无处不在的教培广告如今已几乎消失。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配套，课后服务全面落地中小学，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每天下午3点半孩子放学之后，不必再奔波于学校、校外托管机构和工作单位之间。

后“双减”时代，基础教育市场正在经历重塑，供方、需方，以至相关的教育生态也在发生改变。

去留学科培训

大约在“双减”意见正式出台的半年前，豆神教育创始人窦昕嗅到了风声，他一开始觉得，“应该有个缓慢推进的过程”。直到2021年7月24日晚，他才意识到这项政策不同寻常。

“双减”意见提出，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下称K9）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至于线上培训，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

在往年，暑假是教培行业的旺季。“9.9元体验名师课”，类似的招生广告，从手机App到电视综艺，从公交站台到楼宇电梯，无孔不入。很多家长四五月就给孩子报完了班，只等放假后正式开课。但是“双减”意见落地后的第二周，北京教委发出通知，自2021年8月7日起，学科类培训机构暑期不再开课。

“双减”意见还要求，所有K9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下称“营转非”），重新申请办学资质，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先的备案制改为审批制。按照教育部等三部门的具体部署，这一身份转换和重新审批的最后期限是2021年底，拿不到资质就无法继续招生。

“我不认为我们还有能力继续再干学科培训。”窦昕坦言。他们与当地教育部门、民办教育协会人士进行过沟通，对方给出的建议与公司内部得出的结论出奇一致。

对于“营转非”，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马学雷向《财经》记者解释，各地操作存在一些差异，但大致都分三步走：首先将培训机构所属公司从工商局注销，然后去教育部门重新申请办学许可；最后到民政部门注册非营利组织。

和“营转非”之前相比，K9学科培训非营利机构的最大特点是持有“双证”：一个是办学许可，另一个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对于一些关键项目，比如收费、场地等，每年都要接受年检。这些机构因非营利性质，收入结余只能继续用于办学。“也就是说，学科培训不再具有资本价值。”马学雷指出。

“现在有（‘双减’）专班处理‘营转非’的申请，但审核挺严，获批的少。”窦昕透露。截至发稿，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显示，北京已审批通过十家中小学线上学科培训非营利机构。与之对应的是压减率，据《北京日报》报道，2022年7月20日，在北京市政协举行的“双减”相关会议上，北京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双减”以来，全市有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为357家，压减率超过80%。

视野放大到全国，2022年10月28日，怀进鹏在报告中称，K9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原来的12.4万个压减至4932个，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来的263个压减至34个。

理论上，高中仍有发挥空间。但“双减”意见也提出：“对于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马学雷认为，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政策对于高中学科培训也不鼓励，从实践看，各地对其监管程度有所不同。

“学科培训是校内教育的缩影，它的高矮胖瘦都是由校内教育所决定的。”马学雷表示，过去一二十年，学科培训市场之所以如此“繁荣”，与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升学考试的评价方式不够科学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推进，校外培训土壤已经发生改变，将来还会发生更大变化。

政策之外，资本对K12教育的关注度也明显下降。窦昕向《财经》记者提到，在公司体量还不算大的时候，他平均每个月都有机会参加资本层面的活动。过去一年来，窦昕再未出现在投资者见面会、路演现场。不仅是窦昕，数以万计从业者都只能选择“闭门修炼内功”。对于他们来说，“弯腰捡钱”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摆在面前的，唯有转型一条路。

“双减”意见落地前，窦昕就组织公司管理层开会讨论，初步做出的应对策略是：“去做素养课”。此后，豆神教育又上线了直播电商、公立校课后延时服务等多个新的交叉项目。

这让身为教研部负责人的张国庆产生了身份困惑：“我们肯定不再是一个（学科）培训机构了，但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2022年9月，《财经》记者在豆神教育总部看到，员工们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各忙各的，一切平静如水。但静水深流，波澜已经融入日常。

“双减”之前，张国庆的另一个身份是豆神大语文的名师——在教培行业，一线名师每年的课时量一般在1600小时-2000小时，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作业”，让他们对课件内容烂熟于心，“以前基本不需要怎么备课，上课前翻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公司朝素质教育转向后，张国庆注意到，一个老师要花2个-3个小时准备一堂课。

和学科培训不同，素质类课程不与考试分数挂钩，如何评价教学效果，并说服家长们为孩子续报，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除此之外，师资队伍的建设、课程体系的打磨，以及营销团队是否到位，这些都需要时间。

课后“三点半”中的机会

鸿合科技教育BG首席战略官张洪伟观察到，中国很多“双职工”家庭都面临课后“三点半”难题。在以前，众多家庭只能寻求校外托管机构，或者干脆送进培训班补课。相比于K12教育等热门赛道，校外托管一直被认为“小众”“野蛮生长”，但这是一个明显的刚需市场，而且现在的家长不再单纯希望“看着孩子就行”，对于艺术、体育等素质教育的需求已经产生。

本身具有需求，也有相关的政策引导。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协调好学校、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四年之后，“双减”意见挤出学科培训的供给的同时，专门提及——“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张洪伟分析，过去多年，很多家庭习惯了由校外培训机构承接孩子课后“三点半”的生活，已达成某种平衡和默契，如今学科类培训机构受到大幅削减，可是补习和托管需求依然存在。课后服务的及时补位，也有助解决“双减”带来的“堰塞湖”问题。

因此，各种不同类型的校外机构涌入公立校提供课后服务。第一类是像鸿合科技、科大讯飞这样的大厂，提供平台运营、课程研发、师训服务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第二类是豆神教育等教育上市公司或区域性素质培训机构，以政府采购的方式供应课程。

专注教育行业研究及投融资服务的“多鲸资本”撰文称，据开源证券估算，课后信息化服务潜在市场达 1100 亿元，课后服务市场规模不低于千亿元。

不过，“机构进校”的遴选条件也颇为严格。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学校校长张广利告诉《财经》记者，上级主管部门定期下发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校将在此基础上根据课程、服务质量和价格等“二次遴选”。在他看来，之所以建立如此严格的遴选机制，就是要淡化行业的资本色彩，重塑教育生态。

整个2021年，张广利接触了几十家校外培训机构。他有一种感觉，这些机构确实提供了丰富的素质课程选择，但对方并没有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普遍缺少系统化的课程意识。“比如你问他们，课程内容包括哪些，实施方案是怎样的，教学进度如何安排，还有最后的评价方式，他们就答不上来。”而以上四要素，正是公立学校所看重的。最后，张广利只选中了六家。

然而，课后服务推行之初，北京某区部分家长一度不太满意，原因就在于，学校提供的素质教育内容与家长的期待有距离。“义务教育是面向每一个学生的公平教育，不是面向少数孩子的精英教育。”张广利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课后服务其实是在解决基本需求，目前无法解决高端需求。

为了推动课后服务落地，张洪伟团队一直在与各地教育局、中小学洽谈。在他看来，钱只是其中一个左右因素，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直接关系，更关键的是地方对新事物的开放程度和家校之间的配合情况。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张洪伟刚从南方一个城市回来，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区教育局长看了方案之后，当场就问我们师训细节和展示方式”。张洪伟说，如此专业的思考，放在一年前无法想象。

在张洪伟的设想里，如果将“家长付费制”引入课后服务，学校就有动力去购买第三方服务，相关机构通过竞标才能进驻，其提供的课程除了经过学校审核，还要让学生及家长满意。“家长参与了这个环节，他们就有权选择、监督和评价。”张洪伟表示，这就会形成一种互相制衡的“三角关系”，更有助于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以一二三线城市的市场行情来看，素质类课程的课时费区间在150元-300元，看上去要比校外同类型课程报价低不少，但“机构进校”属于轻资产模式，只需要输出师资和课程。《财经》记者了解到，有培训机构招募在校大学生，以兼职形式参与课后服务，每节课60元劳务费， 这就省去了一大笔营销和场地投入——要知道，“双减”之前的2020年，头部K12在线教育公司仅一个暑期就烧掉了60亿元的广告投放费用。

玩家教育合伙人朱培元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学校的课后服务挖掘孩子们的特长，如果真正有兴趣，再到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学习。对于参与其中的校外培训机构来说，目前这种“普惠式”的教育产品不在于追求多高的利润，而是获得更多学校和政府的认可。

根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达到1.58亿人，潜在市场价值不言而喻。

“这是‘双减’之后才激发出来的市场，大家都还在摸索商业模式。”在张洪伟看来，课后服务的链条很长，服务于多种不同角色，这一点和采用To C 模式的K12教育有很大不同。此外，不同地区政策也有差异，对校外机构的渠道运营和素质课程的本土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判断，这个市场还会进一步壮大，但由于带有民生、普惠属性，短期内并不会产生行业巨头，各机构扮演好自己擅长的角色，都有机会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