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是现代化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是新时代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文献。

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肩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艰巨任务，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看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宏伟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外，中国还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和实现共同富裕。对此，周天勇表示，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必然还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只要改革开放就能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

“中国作为二元体制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释放生产力，未来必然是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周天勇表示，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产出损失，也形成体制扭曲性的资源、资产和能力等剩余和闲置，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继续进行和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经济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大、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总需求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短期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主体预期转弱、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在周天勇看来，这些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永葆“闯”的精神。随后又刊发了任仲平的《掌握历史主动 凝聚奋进伟力》一文，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在周天勇看来，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号。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应以深化改革开放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通过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通过深化改革推进高标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优化发展环境，调动企业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让创新激发发展动力。”周天勇针对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改革将激发中国哪些经济增长潜能，如何通过创新提高发展质量等问题，近日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二元体制需继续改革才能避免自然低速增长

《财经》：近两年，您在诸多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呼吁中国要继续发力改革，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何深化改革如此重要？

周天勇：当前，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居民尤其是农村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富裕国家居民生活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还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然而，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我们实验室仿真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年及其以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3%以下，进入中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我们需要警惕，如果GDP增长速度不能稳住而继续下行，可能会引发系列严峻风险。例如，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养老金缺口会越大。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太快，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用新增的GDP加以补充和平衡。

所以，考虑就业需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提供、养老需要国情、政权运转保障、国防实力和共同富裕来源，中国经济未来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我们计算，2035年的年平均GDP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5%-6%区间内，至少不应当低于5%。

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繁荣和萧条决定的，对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来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则由体制不变动而形成，其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体制不变就是较低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财经》：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增长与“一元体制”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周天勇：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并没有完成，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二元体制下，过去实行了计划生育，现在还存在着土地计划配置、资金借贷对民企歧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工资和社保存在较大差距等系列问题。计划和行政管理观念和操作时有回潮。

例如，劳动力流动方面，长期以来，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户籍居民享受着差异化的教育、医疗、土地、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许多地方限制其在城镇中购房购车，其子女在非户籍地不能享受到大城市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这就是二元体制的体现。

由于存在二元体制，配置机制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常态现象。其中，一些扭曲是可以纠正的，比如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4个点，对民营企业贷的平均利率却为8个点。此时会有民企挂靠在国企名下经营，让国企帮忙做贷款，或者将国企的资金转贷给民企，这样民企额外的借贷成本就有所降低，但也有变通成本和风险。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二元体制扭曲的纠正。

表1：改革开放增长与自然增长人均GDP比较

表2：三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及其TFP的高增长

但很多体制扭曲是不可纠正的，比如不向农民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和违建拆除造成的扭曲就不可纠正，明明农民的土地在村里闲置着，农民在地里建了一个猪场，但是由于土地是计划配置，该农民没有用地指标，没过几天土地被地方政府强拆了，这就是扭曲的不可纠正。

此外，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黏性等体制扭曲，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等扭曲，许多根本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纠正这些二元体制造成的扭曲只能通过改革。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处在萧条周期时，表现为经济流动性不足，因此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而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财经》：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周天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1978年以来，改革是释放生产力和获得增长新潜能的关键，经过我们团队的计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最好也就是3.76%，且增速逐渐下降，从2014年开始变为负的。

而且通过研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变动规律，我们也发现，凡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增速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加快；而凡是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增速放缓或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回落。

例如1978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深入推进联产承包、企业放权、价格市场双轨制改革，这段时间的GDP增速加快，此后几年相比有所放缓（如上图所示）。到了1991年至1995年，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化方向改革，外商进来了，私营企业也合法了，此时经济又出现较快增长，接下来几年的经济增速相比这几年则有所放缓。到了2001年至2008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资规模大量进入，城镇土地房屋市场化资产化改革深入推进，GDP增速又开始加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12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等不利条件和复杂形势，对于各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果断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内外形势严峻和疫情三年的局面下，稳定和支撑住了经济增长速度。

图1：1978年以来经济奇迹源泉叠加解释图

如何避免大量资产剩余和产出损失

《财经》：您认为过去40余年，中国最关键的改革是哪些？这些改革释放了哪些方面的经济增长潜能？对接下来的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周天勇：只有搞清楚过去，才能更好预测未来，对于未来用什么改革方法、还能激发出多少潜能才能更加清晰。我们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源于改革开放，但是经济增长与改革的数理关系是什么，各项改革分别发挥了多大作用、带来了多少经济增长潜能，经济学界可能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把这些用数据说清楚。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长期渐进转轨的国家，假设市场经济场景的分析逻辑和方法，不适用于中国，无法解释过去，无法就分析内容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因而也无法预测未来。发展机遇期是不等人的，中国急需一个符合中国体制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

我们还发现了二元体制土地和房屋市场化，其从没有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旦发生实物交易，则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也是市场化和资产改革可以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

根据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特长周期TFP增长数据观察、琼斯和菲斯佩奇研究结论，我们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及未来增长估计在一个平缓和0.7%到0.9范围。

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寻求一套思路把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说清楚。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数理关系，量化解释了过去增长奇迹来源，计算出各项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出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并仿真推演未来如果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