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拒到迎受：晚清官僚士绅与近代科技

明末清初，西学一度东来，思想界、学术界对于由耶稣会传教士传来的天文、历算、火炮等科技以及耶稣教等曾发生过争论。最后思想界的主流对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采取弃其教而节取其技能的策略。在接受西洋天文历算之学以及火器等军事技术的同时，学术界和思想界逐渐形成了“西学中源”的文化理论以化解接受西学而引起的文化上的矛盾。

礼仪之争后，西学东来渐次中断，传教士变成了宫廷技师，其活动范围大大缩小，所介绍之西学及传播西学之途径也大为减小。另一方面，在西学中源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学者受西方天文历算之学启发，科技研究转向了考据，大量的精力花在考证西学来自中土上。所谓天文历算之学上“承学之士，蒸蒸向化，项背相望”的局面，并不是创新的科学研究，而是天文历法史研究的兴盛。耶稣会传教士传来了西学，但并未引起中国的科学革命。

19世纪初，西方人再度东来，以近代科技为后盾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生存，引进近代科技势在必行。按理说，此种形势下，近代科技的引进应没有什么障碍，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引入近代科技的步伐缓慢，思想界对于应否学习近代科技的争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而国人对于近代科技的认识的进展也相当缓慢，这也影响了近代科技的引进。

排拒

鸦片战争前，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洋工业品作为奢侈品在中国已有相当的流传。但达官贵人，只是将此作为玩物，对于工业品背后的技术、科学不曾留意。一些人从与洋人的接触以及一些载记中，了解到西洋重商、重艺（技艺），但长期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大心理，使人们并没有察觉重商、重艺的洋人将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相反他们认为夷人重利重艺，缺乏礼教，故存鄙夷之心。

迨鸦片烟祸日深，朝野探求御夷、禁烟之方，不少人从重农的传统思维出发，以洋货为奇技淫巧，力主禁绝。比如管同即对国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热靡靡然争求洋货”，大不以为然，认为“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技而无用者也”，且“坏我人心”，竭我财源。故他力主禁绝洋货，不与外洋通商，“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20年间，朝廷曾令仿制西洋船炮，但各地奉行不力，虚应故事而已，朝野对于学习西方，引进近代科技缺乏紧迫感。由于引进军事技术的活动涉及范围小，对于引进西洋科技的批评也不曾明确而突出地显现出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随着洋务运动的推展，对于朝廷引进近代科技以及近代科技本身的批评之声渐巨。排拒近代科技的人们提出的理由概括起来，约略有如下几种：

第一，西洋的军事科技不值得学。一代名士王闿运“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的高论为此种理由的代表。王闿运称，“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而张盛藻则称洋务派称西洋军械威力巨大，“未免过信洋人张大之词”。称不用劳民伤财去造轮船，建海军，用传统的舢板就可以破轮船：“舢板利在环攻，致远不及轮船之速，轮船但有直劲，回转不及舢板之灵，必能知其所短，乃克用其所长。”其他诸如此类的高论还有不少。此皆未经战阵的书生主观武断的纸上谈兵，误国害人匪浅。这类议论，我们在道光、咸丰两朝的言论中时时可见；在洋务运动期间，则不多见，以此反对近代科技的人也不多。

第二，以传统的治国理念反对近代科技。这是守旧派最主要也是最有力的理由。大学士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为此论代表。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以儒家为正统。儒家并不一般地排斥科技，但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强调治国之本在德，强调儒者当以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进德治世之要途，科技乃无关治道之小道，君子所不为。受此影响，守旧人士称：“修德行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盛强之本。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驩虞，圣明无补”。 强调“自强之道在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

刘锡鸿称，“《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非所以为器。”《大学》“格物”之“物”系“身心国家天下”，其下手功夫为身心，而非技艺；“一器一技与正心修身奚与，入学而先事此，不且役乱其意，淆杂其意，愈考索而愈乖其所向哉。”士大夫修身正心的入门功夫是“浸淫于经史，厌饜于儒先语录，深求圣贤自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由是而远大其志趣，安谧其心思，端凝其言动，澄定其识见，然后可以立身行己、应物处世。若殚心技艺，所造就不过商贾百工，安能造就临民治世之士大夫。

中国自秦汉而后，正统的治国理念又一直强调农桑为本、工商为末，有长久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这种传统也是守旧派抵制近代科技的重要思想依据。鸦片战争时期，朝野上下多斥西洋工业品无益于民生，有害于风俗，力主摒绝之。同治五年，朝廷就赫德之《局外旁观论》、威妥玛之《新议论略》征求各地大员意见，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员在内的诸多地方督抚仍然对于电线、铁路、机器挖煤等持反对态度。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第一次海防之议中，在筹饷问题上，不少地方督抚以及中央的部院大臣对以机器用于民用事业以开财源裕军饷仍持怀疑态度。湖南巡抚王文韶、江苏巡抚吴元炳等更明确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工厂，制造耕织机器的提议。王文韶说：“至兼造耕织机器之说，臣窃有所未妥。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机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诚美利也。此外别无恒产，全赖雇用以自赡者，往往十居八九，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推之工匠亦莫不然……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也。”这是担心机器的使用会破坏传统的自然经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引起社会不安。以此反对机器使用的人士不少。更有人从世道人心的角度反对机器的使用。王炳燮称：“传之有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盖不徒贫富之所关，抑亦治乱之所系也。”他们认为使用机器，民将习为骄堕，日趋淫侈，人心风俗将因此大坏。

其三，从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反对近代科技。中国传统颇讲究夷夏之防，尤防范用夷变夏，而很长历史时期中，周边国家文化不及中国发达的经验，也造就了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以为文化独中国先进，“夷狄”皆落后，独中国为夏，四周皆夷狄。这种僵化的思维又造成了一种观念，向别国学习即是师夷，师夷即是用夷变夏。近代科技来自西洋，而且是以武力侵略为先导强迫中国人接受的，这激起了卫道之士强烈的抵制意识。他们认为，文化向来是中国高超，天文历算之学亦以中国为精，根本不用向西人学习；且“夷人吾仇也”，师夷即“忘仇”，可耻孰甚。他们认为，抵抗夷人侵略，御侮图强之根本在百姓同仇敌忾之人心，有此人心，则制梃可挞坚甲利兵；师夷则此同仇敌忾之人心解体，忠义之气消，有利器亦不足抗击夷人。况夷人狡诈，断断不肯以精微奥妙授我，我之所得不过皮毛，不可能在武器上赶超夷，欲以武器先进而制夷断断不可能，而师夷已大失体面，故师夷可谓得不偿失。更有人担心夷人有妖术，能诱惑习其技之中国人入其教，此大有害于圣教，将沦中国为鬼蜮。这里杂糅着对列强的仇恨，对中西科技差距的无知，对洋人的误解、猜疑，与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强烈的卫道观念，既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也有对于中西差异以及世界局势的无知，同时也有基于传统常识而作出的某种理性的判断。

其四，天之生物有限，用机器则资源发泄过甚，难于持久。此论以大学者俞樾论之最详细。他说：“俗传天地有开辟，有混沌，理固有之。历史久远，菁华衰竭，不能生人生物，是为混沌。收敛闭藏，以休为息，历数千百年复能生人生物，是为开辟。人生，一小天地。天地之由开辟而混沌，犹人之由壮而衰老也。是以圣人务为天地爱惜元气……今彼中人则不然，但知穷天地之所有，以供吾一日之用。语曰：‘竭泽而渔，明年无鱼’。闻彼中用煤无度，产煤之地日以少矣。夫煤者，有形之物也，其消息人得而见，若彼所取诸气，无形之物也，其消息人不得而知。然即煤之一物而推之，则知用之无度，必有穷时，天地之大，而不足以供其求。日复一日，菁华衰竭，恐天地块然，不复能生人物矣。”此论从传统的自然观出发，所论并非毫无道理。然据此完全排斥近代科技之用，并不可取。

其他反对引进近代科技的理由中，以西洋科技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中国最多，此种论点在刘锡鸿反对建造铁路的文字中表述得最为系统。他称，铁路虽好，但行于中国，有八不可行，九大害，其大端曰：建铁路需巨资，中国民穷财困，无法集此巨资，若借外债，其害无已；修铁路洞山腹、凿水底、平陵阜，惊山川之神，召汗潦之灾；办铁路，需严格的管理，而中国官场腐败，主事者用心于中饱，而疏于监管，而军兴以来，教养之策未暇举行，攘窃之风盛行，铁路物资难于管理；中国民习勤俭，安居乐业者多，外出者少，铁路难以盈利；铁路开则车夫、水手等失业，社会不安。

迎受

晚清国人对于近代科技的迎受首先是由近代科技的巨大威力与功用的刺激，以及御侮图强的强烈愿望造成的。

对于西洋兵器的威力，鸦片战争时期，亲临战阵的人士有痛切的经历。他们见识了“英夷”军械的威力，知道“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认为战败之因在器不良，技不熟。故还在鸦片战争期间，朝廷即令各地制造船炮，各地亦曾执行，战后亦继续进行。但战时各地即执行不力，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以致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战后各地更是应付了事，并不以为要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夷兵攻占“神京”，给了国人巨大的刺激，于西学稍有接触的人大都承认西洋科技远较中国先进，欲自强必采西学、制洋器，洋务运动以起。经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英、法联军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的实际战争，务实的人士对于洋枪洋炮的威力已不存疑问。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此兵事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绝不可行。

然而，中国士大夫毕竟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军事技术进步的负面作用也让他们颇为担忧，在不少人心中，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确为迫不得已之事。一位不知名但对于西洋军事技术进展颇有些了解的作者这样表述他的意见：“孟子曰：‘矢人唯恐不伤人。’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吾将持孔孟之理绳枪炮也，无论四千余年锦绣河山四万万众神圣嗣续，一旦荡为煨炉，变作邱墟，即凡圆颅方足横目之伦丑，非天地所生父母所育，肉霖血雨，破空而飞，窃拟造物不仁，亦不至此，或曰是生民劫杀之极运也。”

随着学习西方近代兵器的进展，有识之士又发现，机器在民用事业方面的巨大功用，提出以机器兴办民用事业。机器生产的巨大优势及其市场潜力，机器生产势在必行，是他们用以批驳守旧派的有力武器。同治四年李鸿章即指出：“制造机器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光绪十八年，薛福成称：“凡人用物，蕲其质良价廉，此情之所必至，非峻法严刑所能禁也，非令名美誉所能劝也，非善政温辞所能导也。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其货流财聚之效。”机器生产原非手工生产所能敌，他驳斥机器夺贫民生计之说，称“守不用机器而调济贫民之说者，实饥寒斯民，困扼斯民也”。又指出中国今日不能闭关独治，欲图存必用机器生产，并夺西人之利。“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安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也正是随着洋务运动的进展，重商思潮已起，要求发展和保护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渐成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