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鄱阳湖渔民

隆冬时节，鄱阳湖的湖面雾气重重，岛上一团火焰“嗞嗞”燃烧。四个中年男人围坐在一起，焚烧着从岸边打捞来的虾笼——那是他们曾用来谋生的工具。

他们是江西省都昌县棠荫村的渔民，棠荫村在棠荫岛上，这里被称为鄱阳湖的“肚脐眼”。在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自明朝建村以来，世代岛民多以打鱼为生，上了船，便是一生。

但如今，棠荫村挨家挨户大门紧锁，门口遗留的渔具提示着房屋主人曾经的身份。往年此时，捕鱼季早已结束，渔民们或在家中修捕渔具，或是前往镇上置办年货。

打鱼在棠荫岛已成历史。随着“禁渔十年”政策的正式实施，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区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

从2021年1月1日起，整个长江重点水域十年全面禁捕正式开启，靠长江捕鱼为生的近30万渔民告别渔船和故土，洗脚上岸。棠荫岛禁渔，这是长江重点水域十年禁捕的关键部分。

棠荫村渔民浮浮沉沉半生，以船为家，以渔为生，潮汐、岛屿、天气、浮标就是他们的方向。离开小岛，踩在城市里平坦宽阔的道路时，却像置身风浪中的渔船，止不住地摇晃。

上岸

禁渔之后，棠荫岛的渔民段训巧时常会做这样的梦——鄱阳湖上，一艘锈红色的渔船行进着，他站在船头，双手扶着船杆，妻子在船尾抛下虾笼。柴油机一路轰鸣，墨绿色虾笼接连没入水中。

“梦到打鱼开心啊！”

说这话的时候，47岁的段训巧正在都昌县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一身迷彩色长外套，戴着黄色的安全帽，黝黑的脸上常带着笑。

段训巧还没完全适应这份新工作。他负责把四处散落的木板、钢筋捡起，搬到一处，日工资170元。朝九晚五的工作让段训巧觉得很不习惯，“以前打鱼，干得好的话一年能赚十几万元，干半年歇半年，现在这工作比较累，赚的又少。”

在段训巧的前半生中，从未想到要离开棠荫岛。他12岁跟父母上渔船，20岁结婚后拥有了自己的渔船，同妻子一起捕鱼，儿子段细波也生在船上。段训巧以前的想法是，一辈子都在湖上打鱼，直到没有力气无法上船，就在岛上带孙子。

禁渔打乱了他的规划。

上岸后，段训巧的第一份工作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找到。他曾问过自家小区是否招保安，当得知月工资1000多元时，又去附近工业园打听要不要人。工厂得知他的年龄后，摆了摆手。“像我们没文化、没技术，年纪又大，出去没人要。”段训巧说，“（建筑工地）这份工作还是托人找关系才进去的。”

段训巧上班的第一天，左脚就踩在了工地木板的铁钉上，脚底板扎了个洞，后来膝盖在钢板撞得一片淤青。对于这些在湖上过了半辈子的渔民们来说，他们熟知不同鱼类的生长周期、不靠任何工具就能识别航向，但在建筑工地，很多事情都很陌生，和他一样刚脱下渔民身份的人只能够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和他搭伙的，还有两个来自棠荫岛的渔民，都已69岁。

“之前我们村还有个60多岁的渔民托关系想进来，结果人家嫌他年纪大，没有要。”段训巧说，岛上还有很多渔民，至今没有找到工作。

段训巧一家算“幸运”。他的妻子在县城的一家酒店里洗碗;大儿子段文波是岛上少有的大学生，在朋友推荐下进了保险公司当业务员;段文波的岳父去了机械厂，还为此特意买了辆电动车，这个开了30多年船的老渔民，骑车上班的第一天就摔倒了，至今都骑得摇摇晃晃。

禁渔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渔民离开棠荫岛。

距小岛最近的都昌县城，成为大多数渔民外出务工的首选。他们如今散落在县城各个角落。在棠荫村主任段助利的登记薄上，渔民近去九江、上饶，远奔深圳、江苏、上海。

“（都是）闭着眼睛往外跑。”段助利说，“他们又没手艺，也没有认识的人，就这么出去。有些人没找到工作，花了几千元路费又回来了。”

50岁的渔民段义根找了一圈工作后未果，又重新回到了岛上。“村里招人清理地笼，都是我们以前放在岸边的。”这是他三个月以来找到的最好的一份工作——将渔民养家糊口的地笼捞起来、埋掉，一天200元，午餐是一袋方便面。

2020年11月3日，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称，此次退捕渔民中，有一半超过50岁，有80%的学历在初中以下，转产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我们岛上是‘三无’，没土地、没文化、没关系，世世代代都打鱼，除了打鱼没有其他技能。”段助利告诉《财经》记者，按照当地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政策”，当地会为退铺渔民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免费技能培训”“低保保障”“交通补助”“创业担保贷款”等等。

段助利记得，禁渔以来，棠荫岛所在的周溪镇政府和都昌县政府组织了多次招聘会，给渔民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但是一些渔民并不愿意去。“这些工作的月薪大都在2000多元，渔民们觉得工资太低。”

段助利也理解渔民，以前棠荫岛上渔民的平均年收入在15万元至20万元，岛上的人基本很少外出打工。“我们80后基本上都在打鱼，如果没有禁渔，90后大部分也都在打鱼。有些人虽然出去打工了，打鱼的时候会回来帮忙，打工挣的钱还没有打鱼一天多。”

上岸后，段助利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挣不到8万元，基本无法生存。“岛上70%的人都在县城买了房，拿我自己来说，房贷每年就要三四万元，再加上两个小孩的学费等，最少也要8万元。”

由于自己是村主任，段助利没法外出打工，他和五户渔民凑了160多万元，合伙办了一个300亩的龙虾养殖基地，取名“都昌县棠荫养殖专业合作社”。

“这是政府资助的项目，土地是政府流转的，基础设施也都是政府拿钱。”合作社成立之前，段助利也和渔民们说过多次，大多数渔民们还是不愿意参与。

“没得养殖经验，也怕亏啊，以前亏了没事，打一年鱼就回来了，现在不行啊。”他无奈地笑了笑，“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禁捕

长江禁渔计议已久。

从2002年起，鄱阳湖开始实行全湖范围春季禁渔制度。在每年3月20日12点-6月20日12点的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但是，专家们发现这三个月的禁渔，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大趋势。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首次提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十年的建议。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禁渔十年，给鱼类充足的繁衍时间。

禁渔十年的呼声越来越多，但那几年，渔民很少知悉那些信息，在那座四面环湖的岛上，渔民照旧水涨打鱼、水退晒网。只是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他们也明显感受到，鄱阳湖里采砂船变多了，水浑了，鱼也少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部门曾对鄱阳湖鱼类进行普查，当时达到了158种，但到2008年，鱼类只有122种，数十年间减少了36种。白鳍豚、鲥鱼、胭脂鱼等濒临灭绝，“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的产量也越来越少，而且鱼龄越来越小。

捕鱼越来越难。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捕虾成为棠荫村渔民的首选。段训巧也花了3万多元买了第一条电船，开始捕虾。十多年来，龙虾的价格从每斤7元涨到20多元。每逢打鱼时节，鱼贩子会从渔民处收购一筐筐龙虾，送往全国各地。

2015年，原本在珠海打工的段文波也回到了岛上，成为渔民。

“一年在外面挣不到几万元，开销也大，回来之后一年好歹有个十几万元。”段文波说起当年回来做渔民，并不后悔，不少像他一样出门打工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岛上。只是他没想到，五年之后，他们的身份再次改变。

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棠荫岛上还在为“开湖”做准备的渔民们，感觉风向变了。

2019年8月20日，江西省发布鄱阳湖重点水域从2021年1月1日0时起的禁捕退捕的通告。段义根记得，那阵子他正在湖上捕虾，上岸后才听说这个消息，但他并没有太惊讶。“这几年一直有人说要禁渔，新闻也在播。”

秋去冬来，段义根和往年一样，枯水期便上了岸，在家修渔网、打麻将，或是去岛上唯一的庙宇里拜佛，祈祷明年“开湖”一切顺利。但他没想到，禁渔会提前到来。

2019年12月31日，江西省政府发布通知，2020年1月1日0时起，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区和长江干流江西段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鄱阳湖区域也同步实行全面禁捕。

村主任段助利觉得，最“难熬”的就是交船前的那70多天。

2020年3月中旬，棠荫村开了第一场关于“禁渔”的会议，被渔民形容为“一场开得乱七八糟的会议”。村干部传达上级文件，通知渔民开始禁捕，回收渔具。禁渔来得比预期要快，渔民不知所措，有人质问“怎么提前了”，有人迫切地想知道补偿政策。

“当时的政策，村民多少都有听说，没太多补贴，就没人同意，开了无数次会，老百姓根本不听。”段助利说，那段时间他很无奈。“晚上还要加班，因为6月份要交船，必须要干完前期摸底工作。”

段助利介绍，渔民分为三类，有证、兼业以及无证。“前期为渔民建档立卡，要填写包括拥有耕地、捕捞区域、渔船、网具的数量等情况。”

段助利接任村主任不足两年。小时候，他是在岛上吃“百家饭”长大的，和岛民关系融洽。但禁渔以来，很多事情变了。“村里人都指着我骂，家里人也骂，喊我不要干（村主任）了，说家里祖宗十八代都被人家骂了。”

段助利记得，2020年4月的一天，这是他和渔民约好量船的日子。一天上午，评估公司、渔政局、镇政府都派人上岛。量船的时候，需要核定渔民的证件，以及拍照存档。但刚量完两条船，渔民已经一哄而散。段助利挨个给渔民打电话，却没人理会。他在村里的微信群发通知，收到的回复多是骂他的话。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坐在岸边。天空飘着小雨，他看着熟悉无比的鄱阳湖，心里一下子感到委屈，“太难了，做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