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高校毕业生就业难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落下帷幕，报考人数达到3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这距离2017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人大关，仅仅过去五年时间，报考人数已经翻了将近一番。

“本科毕业以前还好找工作，现在就不行。研究生都竞争很厉害，本科生更难了。”三年前，刘佳源作为应届研究生入职位于深圳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她近日告诉《财经》记者，大型律所对新员工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现在进入她们律所的大多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英美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已经很难跨越红圈律所的门槛。

同一份工作尤其高精尖岗位对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现象也在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上演。五年前，张岩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和他同期入职成都一家招商银行的新同事，大多是来自211高校的本科生。五年后，张岩告诉《财经》记者，该银行招聘的硬性门槛没有提高，但筛选进来的新人却几乎都变成了研究生，尤以海归居多。

2020年，北大清华学生入职杭州余杭区街道办，非211、985高校出身的硕士求职难，诸多高学历就业下沉的现象引发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文凭通货膨胀”现象是否正在中国重现？

11月，浙江大学三位作者发表的一篇论文利用2017年智联招聘网站上约2万份简历和同期1.6万个招聘岗位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过度教育普遍存在，并且带来了薪酬惩罚。约一半的求职者学历相对工作要求高出两年或以上，他们获得的薪酬比与自身水平相符岗位的薪酬低5.1%。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长普遍重视教育。中国家庭的收入在2001年以来快速增长，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攀升至超过1万美元，家庭财富的迅速累积也带来教育支付能力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的竞争由此加剧。

2020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总共874万人。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已经过度？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提醒，中国高等教育于2002年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于2019年从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地位逐渐褪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提升社会整体人力资源素质的角度来看，未来高等教育还需要继续提高普及率，为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蓄积人才动能。

就业难源于结构性错配

“学历的含金量大不如前的感觉。”四年前，赵晨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商科并获得了研究生学历，回国后辗转进入四川大学MBA教育中心工作。她告诉《财经》记者，自己现在领取的工资算“普通能吃饱饭的水平”，事业单位晋升薪资存在局限，但他们部门现在普遍要求新入职的员工必须是硕士加海归。

前段日子，袁慧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希望在南宁觅得一份大中专的教职工作，但当地的大中专学校基本要求博士学位，硕士则需要发表论文。袁慧没有在国内发表过论文，暂时在培训机构找到一份工作，正寻思着骑驴找马，进入当地的基础教育行业工作。

为什么高校毕业生找到一份好工作变得更难？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传统就重视教育，人们增长能力、知识，获取竞争优势的需求，催生了对更高层次教育的追求。获得同样资历的人越来越多，资历背后的竞争优势就会被削弱。2019年全国在学硕士生243.95万人，上世纪90年代在校大学生才200万人出头，现在硕士生地位与当年的大学生类似，还面临着本科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挤压，比如清华北大等名校本科的竞争力可能高于普通学校的硕士学位。

2021年，中国录取的研究生将扩招至110万人，这是否会造成高等学历贬值、教育回报率下降？陈晓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向《财经》记者介绍，教育回报率是指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率。改革开放后90年代以来教育收益率快速上升，2006年后出现小幅下降，2010年后保持在10%左右。

李实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变化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经济能够保持正常增速，对劳动力需求有所增加，部分人工资增长快，部分人工资增长慢，属于正常的结构性变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所减少。同时，许多原本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临时转为在国内就业，人力供给增加，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是暂时性的现象。

同时，许多高校生去基层工作，可能更多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

在岳昌君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依然可观。他带领的团队对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在东中西部17个省区市的32所高校开展抽样调查，回收16571份有效问卷发现：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从算术平均值来看，专科生为3548元，本科生为5417元，硕士生为8778元，博士生为13849元。从中位数来看，专科生为3000元，本科生为5000元，硕士生为8000元，博士生为12000元。此外，学生们的薪资收入根据毕业学校、就业地区、行业、工作单位及职业类型等不同也存在差距。

实际上，中国国民的整体学历水平并不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拥有者在人群中依然处于优势竞争地位。2020年12月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0》显示，1985年至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 11.8%上升至39.8%，其中城镇从26.1%上升至52.7%，乡村从7.2%升至20.7%。由此可证，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算高。

岳昌君分析，尽管基于网络样本的研究显示，高学历者面临薪酬惩罚。但2019年仅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通过网络渠道找到工作，许多优秀学生与优质职业的匹配在线下达成，网络样本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从大趋势看，高学历者的长期收入还是增长更快。2019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许多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教育、科技、IT、金融业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去向结构差异显著，相对而言，高学历毕业生的去向更好一些。

多位专家指出，近年来“高能低配”现象之所以出现，并非是由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所致，深层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错配。李实认为，不是应该减少高校数量或大学生培养数量，而是应当优化专业结构与教学内容，通过促进学以致用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度。

中国劳动力市场今后面临的挑战并非供过于求。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撰文提醒，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重大转折期。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2600余万人。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岳昌君指出，社会对年轻人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的需求仍存在缺口。

目前，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地区呈现出不均衡特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2019）》显示，已确定单位的毕业生前往北上广、东部（非北上广）、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25.6%、31.1%、17.5%和 25.8%。岳昌君指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经济实力强劲，对人才的吸引力大，而中西部地区缺优秀人才的现象较为突出。

偏远的、基层的、私营的部门想要吸引高学历学生较为困难。《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2019）》显示，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单位分别为民营企业（35.4%）、国有企业（28.5%）、其他企业（7.2%）、中小学（5.8%）、党政机关（5.7%）。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在党政机关就业的比例扩大，国有企业就业比重超过民营企业。

陈晓宇观察，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倾向于进入国企、机关等公共部门工作，稳定的工作环境、较高的职业地位与良好的社会声誉是其主要的吸引力。“高能低配”现象往往更容易在公共部门发生，但长期来看，学历是在公共部门晋升发展的一项有利资产。相对而言，私营部门更看重个人能力与价值回报，学历对于升职的影响将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被逐渐淡化。

教育先行适应经济发展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阶段：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超过适龄人口的比重小于15%，为精英化阶段;15%至50%，转向大众化;超过50%则预示着迈向普及化阶段。精英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5%，2002年这一数字变为15%，中国跨入大众化阶段，具备一定资质的人就能上大学。

“要特别警惕我们的身子进入了普及化，脑子还在大众化，习惯还在精英化。”2020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厦门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达到51.6%，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也将“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列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成就之一。

“现在不是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就必然从事高大上的工作，坐在办公室做高级管理人员或高层次科研人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家勇对《财经》记者指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不能再固守精英时代观念择业。社会热议的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生下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不能简单地解读为人才“高消费”或学历贬值，往往看似简单的基层工作更具有挑战性。

更何况，基层经验对于公务员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历练，职业生涯的起点并不意味着事业的终点。

“表面上好像大学生、硕士生找工作的门槛或求职压力的确增加了，但是他们进入大学的困难程度也大大下降了。”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吴寒天看来，部分高校毕业生从事高精尖工作，也不妨碍部分学生从事基础教育、基层公务员等工作。

清华北大硕士生应聘一线城市中小学教师等现象引发关注，也说明社会认知与现实变化存在差距。他举例，芬兰的中学教育从业者已经大多是拥有硕士文凭的高学历群体，这对提升社会教育水平也是好事一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高等教育过度的问题？吴寒天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门类与经济发展阶段大体适配，容纳高素质劳动力基本没问题。岳昌君指出，关于过度教育有不同的测量方法，有客观方法、主观方法，但都不是绝对的。

从逻辑上讲，总是会同时存在适度教育、过度教育、教育不足三种情况。从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73.1%的学生为适度教育，4.9%的学生为过度教育，比例低于15%，现在中国的过度教育现象其实并不严重。

“不能说经济现在需要多少人，就培养多少人。”李实认为，为了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未来工作需要的变化，高等教育必须具备一定超前性。吴寒天也指出，许多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教育先行将为经济内生增长提供重要动力，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也需要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著作《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竞争。多位专家提醒，尽管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增量很大，但全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偏低。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都应当继续提升，努力向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看齐。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教育概览2020》显示，2019年国民受教育度最高的OCED国家是韩国、爱尔兰，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0%，瑞士、立陶宛、加拿大、俄罗斯联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卢森堡等国家紧随其后。中国排名比较靠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略低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