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策“十四五”

2021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全年GDP达到101.6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全年经济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滑6.8%。

2020年世事多艰，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国际贸易受限，全球供应链断裂，逆全球化加剧，世界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蝴蝶效应之下，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凸显、要素流动不畅……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困局待破。

危机也蕴藏转机，甚至蕴生变革火光。《福布斯》杂志研究发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严重动荡或者世界冲突持续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创新的蓬勃发展。回顾过去250年，大萧条也成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在疫情之下，中国“十四五”规划图景徐徐展开。坚持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历史指针也指向自立自强的科技基础研发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过去依赖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化，转变为基于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联动和抱团竞争的区域新格局;而碳中和、碳达峰等绿色发展思路，则将重结构、重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勾勒出来。

盘点过往，中国的“五年规划”成为每个时期发展的“灯塔”，每隔一个五年的周期，决策层都要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设，制定政策。从“一五”计划开始至今，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2020年10月，国家公布了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建议，2万多字的建议书中，出现的一些新名词引发关注。安全发展，“两轻”、“两重”，国内大循环等等，这些规划中出现的一些新词意味着，未来五年内，诸多产业的新拐点即将到来，创新发展模式顺势而生，制度改革的窗口渐次打开。

不同于以往的中长期规划，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并没有对未来五年设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未来五年，外部环境存在诸多变数，中国发展面临的变量和风险很多。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立足点应当更多地放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而非过度追求增长速度。

发展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十四五”时期，如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科技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推进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需要推进哪些改革？系列宏大的发展问题待解。《财经》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和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等曾参与过国家“十四五”规划方案讨论的多位专家。他们也分别在中信出版集团重磅推出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对不同领域的改革提出建议。

如何构建国内大市场

形成国内大市场、“双循环”、扩内需、促消费，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着力点。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外贸企业先后遭受了国内停产停工和国外进出口受阻两轮冲击，外贸企业供给和需求两端承压，举步维艰。很多外贸企业将目光和精力转向开拓国内市场，一时间“出口转内销”成为外贸领域的热词。而“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已被反复提及。不过，在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期，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显得尤为紧迫。

强大的国内市场，绕不过扩大内需并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2020年，扩大内需也是经济热词，从年初到年末，各地出台了各项扩大内需政策。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这是中央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首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需求侧管理”。早在202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其发表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文中就曾指出，需求侧管理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迫切需要扩大内需，这客观上要求不能再将注意力都放在供给侧，需求侧的变革同样应引起重视。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卞永祖认为，自2015年以来，面对产能过剩、高端优质供给不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中国开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中国需求侧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最典型的是近些年房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持续强势，但居民消费需求却相对偏弱，特别是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后，中国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被进一步放大，不仅需求端的整体回暖进程明显慢于生产端，而且居民消费需求的复苏进度也明显滞后于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

因此，当前推进需求侧管理，扩大消费是重要落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需求侧管理要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过去一个时期，中国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调节投资需求，但针对扩大消费需求的调控手段相对有限。随着中国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依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明显收窄。

他认为，加强需求侧管理，重在打通堵点。第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其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第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五，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第六，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第七，鼓励扩大有效投资。

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65.9%和57.8%，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分别高24.4个和26.6个百分点，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那么，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阻碍消费的赌点是什么？如何让居民敢于消费？

扩大消费并不只是消费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口袋里有没有钱关乎能不能消费，口袋里钱多不多关乎消费能不能升级。刘培林告诉《财经》记者，居民消费上不去主要是由于收入上不去，这是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供需循环不畅、内需不足很大程度也是由于收入差距大。诸多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比较低。所以，“十四五”时期，扩大居民消费的核心还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后，消费总量自然会扩大，消费在总需求当中的占比会提高，消费结构也会升级。”

刘培林认为，扩大消费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让人在城市落下来”。他举例：“很多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在城市落下来的人，总是想着在城市工作攒钱回老家盖房子。如果这部分人能够真正在城市落下来，他们的长远导向就是在城市里，那他就会把这些钱转化为看电影等服务性消费，其整个消费结构和重点都会转变。”所以，“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跨城市迁移的人口真正融入常住的城市，这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公共住房保障、加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

此外，做大国内市场只扩大需求并不够，供给端也要给力。刘培林等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相辅相成的，需求侧管理可以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供给侧改革又可以为需求侧管理提供动力，二者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做大国内市场。

同时，有专家表示，扩大内需，既要重“量”还要重“质”。从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到市场秩序监管，再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打击假冒伪劣等等，需要在方方面面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并且打通市场运行中的各种堵点，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多位专家表示，与统一市场相反的状态是市场分割，目前这种分割体现在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一位小商贩从山东寿光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进了一车白菜到北京新天地菜市场去卖。运输过程中需要支付油费、过路费，到了菜市场，还需缴纳“进场费”、“出场费”等费用，多个环节助推成本升高，最后白菜的“身价”很可能翻了几番。结果小商贩没有挣到多少利润，广大消费者也没有买到便宜的蔬菜。

据悉，流通环节最能反映一国市场分割对经济损伤之深。记者了解到，2019年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4%左右，而发达国家在6%-7%。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曾公开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制造环节耗时仅5%-10%，超过90%的时间耗费在流通环节，中国农产品物流环节损耗平均为30%，美日发达国家不超过3%。

然而，市场的分割不仅仅限于流通领域，还表现在地区间市场各自为政、相对封闭，跨地区的经济往来等受到阻碍，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资源流动不顺畅，经济效率较低等。目前这些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关键点。

据悉，2020年10月，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发现，部分地方和部门仍存在违规设置行政审批环节，擅自构筑市场准入壁垒等问题，并将有关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例如，河北省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违规设置建筑市场保温材料准入门槛，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违规制定限制公平竞争的农村客运线路准入政策，湖南省永州市违规设置建筑领域招投标门槛。

“国内大循环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而非每个地方搞自我小循环。如果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是碎片化的、功能残缺的，那么这种市场就很难成为内循环的支撑力量。”多位专家表示，“双循环”体系下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大、质量高，更是高度一体、高水平开放、充分竞争、有序规范的市场。是充分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市场，因此，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通过改革打破。

值得一提的是，开拓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外市场，中国坚持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要把开放的大门关起来。徐林告诉《财经》记者，新发展格局强调更多依靠内循环的同时，强调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互支撑，重在维护国民经济在开放环境下的循环，这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

2020年，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1月正式签署;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都体现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后，中国将对目前一些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进行改革，提高符合国际惯例的标准。同时，中国还在推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

徐林说，考虑到中国资源禀赋不足，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和要素，全方位开展全球化经营和布局，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并构建中国的全球利益分布。这自然涉及到跨国间基于共同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贸易投资主体法律保护的共同遵循。这需要中国政府为企业和投资者全球化配置资源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和保障。

“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由于我们的行为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影响，国际社会一定会要求中国在市场开放、公平竞争、制度接轨、规则遵守等方面做更好的模范，甚至会对中国更加挑剔，这可能是全球性大国难以回避的责任和难题。”徐林说。

都市圈建设提速

“以前我从北京到雄安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现在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通后，只需要50分钟，更加方便，我可以早上来雄安，晚上回北京。”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企业联合会秘书长董明德告诉《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