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增长新动能何在？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

“十四五”规划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关键性转型，经济将由中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期间还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其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表示，表面上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低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

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随着这些增长引擎逐步衰减、消退，“十四五”必须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经济动能。

面向“十四五”，如何扩大内需？“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是什么？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挖掘经济潜能？“十四五”时期应如何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对“十四五”时期的重大经济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为什么再提需求侧改革？

《财经》：2020年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再提“需求侧改革”。从“供给侧改革”到今年上半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再到“需求侧改革”，政策表述背后有何深意？需求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刘世锦：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很多需求侧的问题其实也是供给问题，反之，供给侧的问题也是需求问题。如今我们强调需求侧改革，其实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扩大内需政策的延续，需求侧改革最根本的仍然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和矛盾，其实这也是一个“通”的问题，如今我们强调双循环，就是需要打通双循环中的各种堵点，使循环变得畅通、使各类需求释放出来。“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扩大内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十分重视并加以解决。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讲，扩大内需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中国目前约有4亿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群体，若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继续得到更大提升，其消费容量可与美国的整个消费容量接近，将会构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消费动能。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还有约9亿人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也可看成低收入群体。我前段时间提出一个想法，今后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达到8亿至9亿人，也就是让4亿至5亿的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使得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多数，目前这部分人的主体就是处在城乡转换过程中间的农民工。

这部分人怎么能稳定地进入城市？多数学者提出解决这部分人的户口问题，其实户口问题背后是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包括住房、社保等各方面问题，安居才能乐业，将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潜力才能够释放出来。

第一， 解决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如今高房价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居民用于供房的消费占用了整个现金流的相当大一部分。我们经过调查、访谈发现，不仅是一线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中的白领等很多居民，房贷压力很大，购完一套房后，此后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如此，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被大幅度挤压。如果能够使居民在这方面的负担有所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自然就增加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改革增加住房供给、降低房价，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推动服务性消费发展，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消费都属于服务性消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有很大的消费潜力可以释放。此外，服务性消费很多是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所以要有效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

而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大量的体制机制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财经》：2021年将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在这个时间窗口提出需求侧改革，是否意味着需求侧改革将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经济工作重心？

刘世锦：“十四五”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我刚刚讲了需求侧改革的一些问题，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目前，供给侧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尚未解决，例如，部分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效率依旧较低，杠杆偏高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十四五”时期需求侧改革只是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经济工作的主线还在于供给侧改革。

哪些新动能待发掘？

《财经》：您在执笔的《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提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着关键性转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关键转型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刘世锦：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在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在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经历了增长动力下降、停滞或后退，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社会共识减少乃至撕裂等冲击，这被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都已经出现了。

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年-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

不过，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容易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人均 GDP 水平也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虽然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等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差距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未来，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不去，基础产业成本降不下来，存在的短板无法补齐，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跨入高收入社会、向发达国家迈进。

此外，大国经济规模顺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疑虑乃至惊恐。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和压力下突围，进而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

《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转向中低速。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战略，在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并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十四五”时期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

刘世锦：未来中国经济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

此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以上。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然而，这个假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多种变量，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从潜在增长率讲，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

过去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了，大概是5%-6%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高出至少1倍-2倍。那么，我们如何保持住这样的增长速度呢？关键要挖掘增长潜能。

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宏观政策是进还是退、是紧还是松，其实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来讲，只是解决一个短期平衡的问题。保持一个长期的中速增长，关键要解决增长动能的问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性潜能逐步衰减、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财经》：那您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应着力发掘的结构性潜能是什么？

刘世锦：我提出了一个“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这里的“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5年至10 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大都市圈的要素配置效率更高，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简单的讲城市化，而是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都市圈和城市群更快发展的阶段。

这里的“3”是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中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包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而这会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使得成本增加。由于这些领域大部分是基础性产业，最终会推高全社会成本，补足这个短板将有利于全社会降成本。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他最后算了一笔账，美国与中国相比，除了劳动力成本高，剩下的包括土地、能源、物流、融资、税负等成本比中国都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在这些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较低，这也是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短板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大，上面已经提到，今后用10年-15年时间，力争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倍增。补上这个短板将有利于扩大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

第三个短板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方面现在看的很清楚，近几年我们的创新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依旧很弱，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补上这个短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卡脖子”问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牢基础。

“1+3+2”中的“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新增长潜能，我们在相当多的领域已经形成较大优势。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让潜能“变现”，“十四五”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财经》：您刚才详细讲了未来驱动经济增长结构性潜能，那么“十四五”时期，中国应重点深化和加快哪些领域的改革来挖掘和激发这些潜能？“十四五”期间最为迫切的改革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