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纾困，须激发更多城市潜力

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对2021年及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十分乐观。

得出这种判断大致有几个依据：一是中国已经顺利摆脱了疫情影响，目前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二是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处于疫情危机的困扰之中，一枝独秀的中国必然会带动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三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后疫情时期，2021年会实现报复性增长;四是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之后，不会继续恶化。

通过对内外发展环境的对比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好的发展趋势，甚至在2021年会达到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有一些研究机构乐观估计，2021年经济增速最高可达到11%，最低也能达到8%-9%，也有学者预计为6%。

我们看来，要进行经济预测，不能仅以某一年的发展结果作为分析基础，还是要在长期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判断。同样，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如“欧美发展势头放缓，或其他国家仍处于疫情危机之中”这样的相对变化，而是中国自身经济的增长趋势。虽然疫情后中国由于防疫得力占有一定优势，但是影响宏观趋势的国际国内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因此我们判断，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看起来比2020年会好一些，但是从长期增长态势看，还不能过于乐观。

导致经济下滑的因素并未被遏制

从2010年-2020年的GDP经济增长速度看，剔除疫情严重的2020年，经济增长已呈现大幅下滑的趋势，即使2020年底前有了恢复性增长，也并没有改变这种下滑趋势。

从2005年-2019年的GDP增长速度看，2007年GDP增速达14.2%，到2019年下滑到6.1%（图1）。分阶段来看，“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1.3%，“十二五”时期（2011年-2015年）降至7.5%，而“十三五”时期（2016年-2019年）降至6.6%，如果算上2020年，“十三五”增速会更低。

图1：2005年-2019年GDP增长速度

影响GDP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等，但是主要体现在投资、外贸和消费三个方面。我们仅从2010年到2019年的相关数据就可以看出明显的经济下滑趋势。

一是投资增长速度下滑明显。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23.8%，持续下滑到2019年的5.1%（图2）。

图2：2010年-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二是消费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为18.3%，持续下滑到2019年的8%（图3）。

图3：2010年-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

三是对外贸易呈现波动式下滑态势。2010年-2012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由34.7%连续下滑到6.2%，2013年稍有提速后又连续下滑到2015年的负7%，之后2017年增速回升到14.2%后又呈现连续下滑趋势，2019年下滑至3.4%（图4）。

图4：2010 年-2019 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增长速度

2010年-2019年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个方面的数据总体上均呈现下降趋势，仅进出口贸易总额曾经有过剧烈波动，在2015年曾经见底，之后又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也没有摆脱持续下滑的态势。

中国的工业形势也不乐观。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8.5%下降到2019年的5.7%（图5）。

图5：2005年-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二是工业制成品产销也处于下滑态势。2019年家用电冰箱生产量比2013年减少了787万台，而产量同比增速从2010年的23.02%下降到2019年的负1.11%，销量在2014年超过9200万台，到2019年下降到不到8000万台。全国家用洗衣机生产量的同比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25.62%下降到2019年的2.27%，虽然家用洗衣机销量仍维持在7400多万台的高位，但是销量增速从2010年的24.13%下降到2019年的3.25%。汽车销量虽然从2010年的1806.19万辆增加到2019年的2576.9万辆，增长速度从32.37%下降到2019年的负8.2%。

目前，尚未看到各种政策和内外部环境的利好，如大规模引进外资、货币增发、财政刺激，以及外贸环境变化等。至少从前10年甚至前15年的经济走势来看，即使没有疫情和中美贸易关系的巨大变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经济下滑就已经出现了。

当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有些人对中国一枝独秀持乐观态度，但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全球经济形势恶化，中国并不能独善其身。中国虽然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后三个季度仍能保持正增长，但这是相对优势，并不意味着引起经济下滑的因素都得到遏制。

中美贸易关系没有根本改善，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仍然会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在拜登接任美国总统后，中美贸易关系会不会立即发生扭转，还需要时间来验证。而川普留下的政治遗产，可能仍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不利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疫苗接种速度滞后于疫情传播速度，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应该会贯穿2021年全年。近期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稳定的。国内的投资取决于货币和金融政策，“保稳定，防风险”是基本出发点，可能不会出现投资浪潮，因此投资对经济的带动能力有限。

消费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就业的增长。2000年-2019年，中国就业人数从7.8亿下降到7.74亿，而增长速度从2001年最高的1.3%下降到2019年的负0.15%（图6）。从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看，2019年比2014年增加了604万人，五年间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图7）。而2020年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17952万人，比上年同期少了384万人。虽然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什么时候能恢复到2019年的就业水平，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而经济下滑导致的就业下降，也会直接影响到消费的动力。

图6：2000年-2019年就业人数及同比增长速度

图7：2009年-201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万人）

城市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

中国确实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并不等于已经从发展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央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在外部环境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更好发挥内循环动力。而内循环或者说是拉动内需的基本政策前提，还是要建立在防范金融风险和各种债务风险的压力下。

显然，建立内循环增长的动力机制需要新思路，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从提高效率、挖掘潜力入手，而不是遵循以往增发货币，刺激债务增长，过度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的老路。

如果从“保就业、促增长”的角度出发，就不能忽视如何通过增加更多就业来刺激消费的作用。据统计，中国的14亿人口中，中等以上收入人口占4亿，中等以下收入人口为10亿。如何让更多较低收入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需要解决现有未充分就业的城镇人口和约2亿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提高问题。在现有就业总人口基础上，在未来一段时间必须要继续增加就业数量。

解决就业问题，不能依靠农业，也不能把重点放在农村，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最佳就业空间一定是在各类城市。在稳定现有8.5亿城镇常住人口的就业外，还要增加近2亿农村人口进入各类城镇就业，这是促进消费的最基本保证。要把更多人口纳入非农就业渠道带动消费增长，可利用的就业机会更多在城市。

可以说，城市是未来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

按照人们的惯常理解，中国的城市只是现有的684个设市城市。这个概念需要纠正，这是中国行政区划的一种特殊设置方法，现实中的设市城市实际上是包括中心城市和各类城镇在内的行政区。而实现产业就业增长的空间，显然需要更为明确的城市政策来支撑。

那什么是城市？应该是各类不同规模和称呼不同的空间上的实体城市。否则中国有8.5亿的城镇常住人口，却只有不到700个城市，这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怎么也说不过去。如果将城镇建成区人口10万或5万，甚至是3万的城镇定义为空间独立的实体城市，那中国的城市数量最多可达到接近5000个。其中既包括县城，也包括几十万人口和数万人口的特大镇和大镇，还有各类远离城市主城区的市辖区、新区或产业园区等。

如此众多的城市在吸引要素进入和承接大城市功能疏解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其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按照新的城市标准来确定中国的城市空间格局，并通过市场的作用，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间配置要素和资源。

这些资源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城镇户籍人口6亿多人，在各类城镇就业的农民工2.9亿，还有约8000万的城镇间流动人口，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还有近2亿的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要进入城镇。他们的就业、居住和消费，以及公共服务需求都要在城市里解决。而且因为他们要把长期的消费和投资从农村、原居住地转移到就业所在地的各类城市，这也会带动投资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