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晨履新WTO副总干事世贸组织改革亟待推进

5月4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宣布了4名副总干事人选，他们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美国贸易专家安杰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法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让-马里·波冈（Jean-Marie Paugam）和哥斯达黎加前外贸部长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alez）。

在外界看来，正值世贸组织急需尽快确定改革方向和发展目标之际，副总干事人选的敲定，有利于WTO在伊维拉总干事的带领下，重塑各方信任，加强多边主义建设和全球治理，通过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等使世贸组织重新焕发生机。今年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张向晨被任命为副总干事，也意味着中国在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4日，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称，这有助于加强世贸组织秘书处的管理，充分发挥秘书处的作用，推进世贸组织各项工作。伊维拉总干事任命张向晨先生为副总干事，不仅是对张向晨先生本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多年来在世贸组织中发挥的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的肯定。

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一贯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贸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加强与世贸组织秘书处的合作关系，一如既往地支持总干事和世贸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出应有贡献。

张向晨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国际关系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从工作履历看，他是一位“老WTO”人，在国际贸易领域工作超过30年，大部分与世贸组织相关。早在2008年他就任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副代表、公使。2017年，任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2021年1月任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张向晨是第二位担任WTO副总干事的中国官员，此前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在2013年被任命为副总干事。

近年来，受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世贸组织正面临着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谈判功能长期不振;处理贸易纷争的上诉机构瘫痪停摆;多边贸易下出现区域抱团、组群的趋势，世贸组织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亟待重振雄风。

当下，改写以WTO体系为代表的全球经贸规则已经成为各方共识。4月19日，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WTO规则改革要响应世界变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关键是要考虑如何创造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修正既有规则。在新规则下，中美等国能够共存，继续从全球贸易中获利，开展合作。

张向晨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WTO能否走出当前困境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各方要联手抵制保护主义，这一点正得到越来越多成员的响应;其次是要通过协商，恢复世贸组织功能的正常运转;第三是要与时俱进，探索新领域的新规则，反映工商界的普遍诉求。“在震荡期过后，我相信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世界贸易体系的大坝在经历此次风浪后会变得更加坚固。”

未来，如何通过改革助推WTO焕发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中国在WTO扮演的角色、承担的义务将发生哪些重要变化？全球多边贸易还能否实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

多边贸易体制正处在十字路口

穿越时间的纵深，WTO已经维持并见证了全球贸易长达20余年的繁荣。而今，伴随全球化钟摆往回摇曳，其自身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作为国际经贸体系的“定海神针”，WTO自1995年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脱身而出已20余年。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世贸组织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以及投资措施等领域，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主导推动力。

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日益被一种对全球化的焦虑、怀疑情绪所笼罩。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演讲中首次提出墨西哥边境筑墙计划，并获得选民的支持;英国政府向下议院提交并公布了有关“脱欧公投”的议案，两年后全民公投通过;中东乱局引发欧洲移民潮，出现大量后遗症……大国逐渐将政策重心转向保护本土社会，而非拥抱自由贸易，这种“内卷”的政策取向很快传导至WTO：

近十余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加大、多哈回合谈判久拖未决，WTO发展本就已经进入停滞期。部分国家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更是导致WTO谈判僵局无法打开。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屡次扬言要退出WTO;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WTO部长级会议推迟举办，更使得以消除贸易障碍、倡导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WTO之所以能够有力地维护住全球多边贸易，主要源自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支柱功能，分别对应着部长级会议的谈判职能、总理事会的贸易政策审议职能，以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行使的争端解决职能。如今，立法方面，WTO的规则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

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原本被寄予削减贸易壁垒的厚望，但由于各方意见不一，在农业、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八大主要领域取得的成果寥寥。2015年“多哈回合”谈判中止，仅达成一个妥协版的《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在风生水起的电子商务领域，WTO也尚未提供可供遵循的规则。

司法功能也被严重削弱。美国从2017年起坚决反对启动WTO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程序，先后否决了中国、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巴西、日本、泰国、非洲集团等世贸成员提出的上诉机构改革建议，并在2019年11月以否决WTO整体预算方案相威胁，将上诉机构第二年的预算拨款削减九成至20万瑞士法郎。

在此博弈中，WTO上诉机构原有的6位法官先后届满离任，上诉机构于2019年底正式停摆。这也意味着WTO对国际贸易纠纷的裁决不再具有强制执行力。要像从前那样、从国际法入手化解成员间关于香蕉、棉花、飞机、牛肉等的贸易纠纷，变得更加艰难。

目前，中国与欧盟等20多个世贸成员合作建立的临时仲裁机构（MPIA）已经开始运作，但也仅限于解决彼此之间的贸易争端。

在WTO前总干事拉米看来，WTO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规则等软件问题，二则是硬件问题。通常，专家、外交官、知识分子关注规则，但WTO的机制也已经很老化。“在很多方面，这是一种‘中世纪’的组织，成员方决定一切，而秘书处什么也不决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世贸组织的所有决定，均需164个成员投票达成一致。“一票否决”制度的设计本意是向弱小国家释放善意，却也容易被用作博弈杠杆，导致共识难以达成，许多议题因互相牵连而久拖不决。

上诉机构的停摆如是，WTO新任总干事的甄选也如是。

去年8月，62岁的前总干事阿泽维多卸任，成为WTO首位提前卸任的“掌门人”。5月宣布这一消息时，他表示，这不是因为健康原因，也不是为了寻求“政治机会”，提前离任是“个人决定”。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之际，阿泽维多宣布提前卸任，让世贸成员措手不及。据外媒分析，世界贸易体系和WTO遭遇的一系列挫折让阿泽维多感到郁闷，萌生去意。

离任前夕，阿泽维多在记者会上表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正处在十字路口， “WTO可能并不完美，但不可或缺，它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

总干事职位空缺半年有余。新任总干事的遴选程序在2020年6月启动，共有8名候选人获得正式提名，世贸遴选委员会一度达成共识，推荐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接任总干事。10月，特朗普政府行使一票否决权，坚持推举韩国候选人俞明希担任总干事，WTO总干事的遴选一度陷入延宕风险之中。2021年初，拜登上台执政后转变态度，事情才迎来转机。

3月1日，曾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的伊维拉正式成为WTO成立后的首位女性总干事。现年66岁的她没有直接与国际贸易打过交道，但曾在世界银行工作长达25年，担任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当下，伊维拉接手的WTO连同背后的多边贸易体制，亟待复活与强健。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像一把燃烧的烈火，烧去浮华与虚影，深刻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也暴露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WTO的改革与创新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角色与世界的期待

推动WTO改革，中国能做什么？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推进复关谈判，清理修订近20万件国内法律制度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终于在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为了搭乘全球化的快车，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制造由最初的“三来一补”、简单加工起步，从沿海地区“家家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小作坊，逐步发展出在全球拥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不断从贴牌生产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受益于WTO与多边贸易体系，中国承接国外产业链转移，取得“世界工厂”地位，对外贸易也出现爆发式增长。入世20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从5098亿美元升至46462.57亿美元，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之一。

这些年，伴随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金砖五国、新钻11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格局日益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势，这对中国履行全球责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也负起了应尽的责任。

一方面，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加入WTO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实现现行标准下的7.7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为世界提供了最高的减贫贡献率。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惠及其他世贸成员。20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从15.3%降至7.5%以下，低于入世承诺的10%。在《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中，中国出价贡献显著，每年因此减少关税收入75亿美元。在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中，中国提交的减让表修改草案，涵盖做出承诺的所有部门，并且没有寻求使用特殊与差别待遇，包括过渡期。

这些年，“中国制造”向全球提供了物美价优的商品，中国市场的进口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2001年至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3.5%，显著高出全球平均水平。2009年后，中国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首份《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贸关系报告》显示，1990年至2016年，中国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创造了180万个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新的环境问题，中国加入《巴黎协定》、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宣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2019年，中国驻WTO代表团成立应对塑料污染问题工作小组，开始引领探索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中国还出台相关政策，将国内渔业捕捞计划的直接补贴削减六成，收集涉11个沿海省份的渔业补贴通报及时提交WTO，推动现存唯一多边谈判——渔业补贴谈判的达成。

最近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日渐增强，但中国明确反对保护主义举措，要求减少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制度和障碍，同时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